馮國璋代理大總統(tǒng)，期限為一年，時間到了，就要重新選舉，但要重選總統(tǒng)的話，就得先成立國會。話說1912年民國建立之后，國會也成立過幾屆了。這民國第一屆國會（也就是宋教仁那屆），人稱“八百羅漢”，也就是參眾兩院議員有八百多人，段祺瑞覺得人多嘴雜，每次議事都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議，徒然浪費納稅人的錢，于是減少名額，改為“五百大仙”。
第二屆國會的“五百大仙”還有個名字，那就是安福國會。安福國會的名字怎么來的呢，原來是支持段祺瑞的一些政客經(jīng)常在一個名叫安福胡同的地方開會，而第二屆國會議員的產(chǎn)生都是由這個安福俱樂部操縱，所以就得了這個名字。
國會組成了，接下來的大戲就是選舉總統(tǒng)，由于馮國璋與段祺瑞雙雙下野，這時便宜了另一個人，那就是人稱“水晶狐貍”的徐世昌。 易優(yōu)作文網(wǎng)名師改作文（http://www.zequeka.cn/jiaoshoulanmu/ ）
徐世昌與袁世凱系八拜之交，徐比袁大4歲，在徐世昌無錢應試時，袁世凱曾慷慨解囊，饋送了100兩銀子給徐世昌作為川資，以壯其行色。徐世昌也確實是個才子，他在隨后的科舉中連連得中（1882年中舉，1886年中進士），十年寒窗終于修成了正果。
徐世昌中進士后入翰林院為庶吉士，三年后留院任編修。徐世昌在翰林院混得很慘，生活非常清苦，他過年過節(jié)給老師送禮，一次只能送二兩銀子。之所以混成這樣，主要是他在翰林院不招領導待見。當時在翰林院掌院的是清流派領袖李鴻藻，他暗地里給了徐世昌這樣一個評價，說他“虛矯過人”，而這話又傳到某名高權(quán)重的親王耳中，結(jié)果徐世昌在翰林院九年，一次外放的機會都沒有，一直在坐冷板凳。
等到袁世凱小站練兵后，他知道老兄徐世昌收入菲薄，于是想辦法將他調(diào)到自己幕中擔任營務處總辦，年薪能拿到兩千兩銀子，遠高于翰林院的收入。在袁世凱的不斷保薦下，徐世昌在仕途上也是平步青云，先后出任練兵處提調(diào)、兵部侍郎、軍機大臣、民政部尚書等要職。1907年的時候，徐世昌出任東三省總督并兼管三省將軍事務，成為名重一時的封疆大吏。二年后，徐世昌回京再任郵傳部尚書、軍機大臣、協(xié)理大臣等要職，而此時袁世凱已經(jīng)被罷回鄉(xiāng)，北洋系的勢力實際上都是由徐世昌在暗中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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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北洋元老，徐世昌的名望當在馮、段之上，其權(quán)術(shù)手段更非馮、段這些武人所能比擬。在安福國會選舉總統(tǒng)難產(chǎn)之時，徐世昌卻欲迎還拒，玩起了欲擒故縱的把戲。
對于大總統(tǒng)的職位，徐世昌自覺非他莫屬，但黎元洪、馮國璋的遭遇也讓他感到“總統(tǒng)雖好，風險太大”，在這個武夫當權(quán)的時代，一個不小心成了傀儡總統(tǒng)，自己的一世英名可就要付諸東流水了。
想到這里，徐世昌對馮國璋、段祺瑞兩人甘愿讓賢的表示反應冷淡，他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給個痛快話。這時，著急的反而是段祺瑞，他見總統(tǒng)難產(chǎn)，大局不定，只能屈尊就駕，最終將徐世昌的出山條件打探清楚：“馮段同時下臺，馮段兩派人物也同時去職?！?
在段祺瑞的公開保證下，徐世昌這才放心大膽的出山。在各方協(xié)調(diào)下，徐世昌以絕對多數(shù)的高票當選為民國第二任、第四位大總統(tǒng)（前三人為袁世凱、黎元洪和馮國璋）。 作文能力提升，就來易優(yōu)作文,http://www.zequeka.cn
徐世昌出任總統(tǒng)是一個多方妥協(xié)的產(chǎn)物，一來西南各省可以默許這個文官總統(tǒng)；二來徐世昌也可以憑借自己的老資格，以第三方的身份在直皖派系斗爭中起到緩沖的作用；而國會中的研究系、交通系議員也是支持徐世昌出任總統(tǒng)的。至于當時最具實權(quán)的人物段祺瑞，他再次以退為進，甘居幕后，繼續(xù)把持北京的政局。10月10日，也就是中華民國的第七個國慶日，徐世昌在北京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
徐世昌的運氣也不錯，上任剛剛一個月，就遇上一戰(zhàn)結(jié)束的特大利好消息，而且首次成為了戰(zhàn)勝國總統(tǒng)的榮譽，可謂是不戰(zhàn)而勝，喜從天降。一戰(zhàn)中，雖然中國只派出了一些勞工赴歐洲幫忙，勝利來得有點廉價，但終究擠入了戰(zhàn)勝國的隊列，可以隨班逐隊，山呼萬歲，值得好好的慶賀一番，并借以鼓舞鼓舞民族的志氣。 易優(yōu)作文投稿、作文評價系統(tǒng)，http://www.zequeka.cn/jiaoshoulanmu/
插句題外話，這戰(zhàn)勝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東單北大街上那座規(guī)模宏大的克林德碑給掀了?？肆值率歉幽昊靵y中不幸被殺的德國公使，在八國聯(lián)軍侵華后，清廷被迫派醇親王載灃親自到德國致歉并為之修建了這種牌坊。在德國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這座牌坊被興奮的中國民眾推翻在地，碑上用德文、拉丁文、中文書寫的三種銘文被抹去，后來被運到中央公園（原社稷壇，今中山公園）重新搭建，并刻上了“公理戰(zhàn)勝”四個大字，以示我國人揚眉吐氣（1952年又改成了“保衛(wèi)和平”四字）。
據(jù)當時人的記載，北京的街道上插滿旌旗，人滿為患，各方面歡呼慶祝，一片歌舞承平之聲浪，可謂是普天同慶、萬民歡愉。從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北京的各學校放假慶祝，并由半天延長至數(shù)天。當天下午，北京學界舉行游街大會，教育總長還特意安排在天安門附近搭建一座高臺，以供檢閱與演講之用。 易優(yōu)作文網(wǎng)名師改作文（http://www.zequeka.cn/jiaoshoulanmu/ ）
11月28日，總統(tǒng)府決定在天安門舉行閱兵式，以慶祝歐戰(zhàn)勝利；閱兵式后，又在中央公園開演講大會，大會有眾議院議長王揖唐主持，總統(tǒng)府秘書長吳笈孫代表總統(tǒng)徐世昌演說、總理錢能訓、參戰(zhàn)督辦段祺瑞等人也都到場發(fā)表演講。此次大會，人數(shù)上萬，每至演講高潮，聽講者歡呼連連，氣氛之熱烈，前無所有。
在這種激動的情緒影響下，徐世昌又決定在30日舉行全城的市民提燈游行大會。大概是受到上次游街的鼓舞，教育部這次更是興高采烈，他們特發(fā)命令，讓全體學生都來參加30日的這次提燈大會。據(jù)稱，當天參加慶典游行的學校有60多所，光學生就有萬人之眾。當大總統(tǒng)徐世昌的馬車進入天安門時，圍觀的市民和學生更是鼓掌歡呼，盛況空前。
在國際和平潮流的影響下，徐世昌也順勢發(fā)布和平命令，以求國內(nèi)南北雙方停戰(zhàn)議和，重歸統(tǒng)一。當時西南五省的護法軍政府將孫中山排擠走，改由前清官僚岑春煊出任軍政府主席，而徐世昌與岑春煊本就有老交情，因此對南北和談的組織大有幫助。
在經(jīng)過一番的爭執(zhí)和妥協(xié)后，1919年2月20日，南北雙方終于在上海正式召開南北議和會議，這也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第二次南北和談（前一次發(fā)生在辛亥革命時期）。
在北方的談判團中，其實主要有安福系政客所控制，他們代表的是段祺瑞和皖系軍閥的利益，真正的后臺老板是段祺瑞，大總統(tǒng)徐世昌反而插不上手；而南方的代表團更加分散，他們分別代表了自己省份的地方勢力，往往各打各的小算盤，唯獨在反對段祺瑞的問題上倒是齊心協(xié)力，意見一致。
說句實話，大總統(tǒng)徐世昌和內(nèi)閣總理錢能訓倒是希望和談能有成果，但主導和談都是那些槍把子，他們倆夾在中間，誰也不敢得罪，事情確實不好辦哪。由于談?a target='_blank'>謝安煌痘?，灾]降惱粗?，时间覔Q尉偷攪宋逶隆Ｖ謁苤?，随后便爆发撂K鵓型獾摹拔逅腦碩薄?br>
為什么會爆發(fā)“五四運動”呢？
話說中國參加一戰(zhàn)勝利之后，全國上下都十分高興，其實中國人高興得太早了。1919年1月，解決一戰(zhàn)戰(zhàn)后問題的巴黎和會正式開幕了。既然中國也是戰(zhàn)勝國之一，自然也在被邀之列，民國政府也是興高采烈，隨后便派出以外交總長陸征祥為首的專使團，成員包括駐英公使施肇基、駐美公使顧維鈞、駐比公使魏宸組、南方軍政府代表王正廷，另外還有駐法公使胡惟德、駐丹麥公使顏惠慶等歐美派外交家提供后援，陣容不可謂不強大。
在臨行之前，大總統(tǒng)徐世昌、總理錢能訓與段祺瑞等人都對專使團寄以了厚望，希望能借此和會之機，取消戰(zhàn)敗國德奧兩國的在華權(quán)益、撤退各國在華軍警、裁撤領事裁判權(quán)、歸還租借地、關稅自主等正當要求。
1月18日，巴黎和會正式開幕，會議公推法國總理克里孟梭為主席，美國國務卿蘭辛、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意大利總理奧蘭多、日本侯爵西園寺四人為副主席；另外，由英美法意日五國各派代表2人組成十人委員會，作為和會的審議和決策機構(gòu)。至于大會的代表名額，也是按大中小來區(qū)分：大國5席、中小國1至3席……中國分了2席。
當中國代表滿心盼望和會能處理“撤軍、關稅自主”等正當要求時，那些大國卻說此等要求與和會無關，須另開會議再議。1月27日，當五大國在討論德國的海外殖民地處置問題時，日本突然提出要承襲德國在山東的權(quán)益，并堅決主張不把山東問題劃入討論議題，意圖由日本獨占原德國的權(quán)益。
中國代表原本對和會極其樂觀，未曾想到會有“山東問題”這一麻煩事，一時也慌了手腳。細論起來，日本若提“二十一條”，中國代表尚有“情勢逼迫”之理由相抗辯，但看到英法意三國與日本的私下諒解，卻是驚詫莫名，因為這顯然是秘密外交，與威爾遜總統(tǒng)說的公開外交相悖嘛！
日本代表自以為有英法等國的默許，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quán)益自然不在話下，他們在聽了中國代表對抗抗辯后，反含譏帶諷地說，日本為鏟除德國勢力出力不少，犧牲甚大，中國又做過什么呢？不過派幾個工役、挖幾條戰(zhàn)壕、運幾斗糧食，如何能與日本的貢獻相提并論？如今德奧租界盡已歸還，中國所得利益已經(jīng)不小，如何還要爭回青島，豈不是自不量力，妄加請求？
4月30日，在沒有經(jīng)過中國代表同意的情況下，巴黎和會最高機構(gòu)對山東問題做出最后裁決，承認了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quán)益（即《凡爾賽和約》的第156、157、158條）。至于日本須將山東權(quán)益交還中國的問題，日方只肯做口頭承諾而反對在和約中明文規(guī)定，因此這三個條款對中國是極其不利的。
中方代表在得知這一最后裁決后，在5月4日向和會提出了強烈抗議：“三國會議為了維持和會不至破裂，竟然以中國為殉葬品。中國的命運因為漸入國聯(lián)的緣故，反而要成為國聯(lián)的利益交換品。這種不信不義的處置，實在萬難承認！”
但是，列強們對中方的抗議置若罔聞，他們?nèi)耘f在5月6日按照原計劃公布了《凡爾賽和約》，由于當時加入新成立的國聯(lián)必須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在二難中做出選擇：要加入國聯(lián)的話，就必須簽字；不簽字就不能加入國聯(lián)。由此，中國在此次巴黎和約上的外交，已經(jīng)宣告完全失敗。
作為戰(zhàn)勝國的中國，在標榜“公理、正義”的和會上竟然被以戰(zhàn)敗國對待，真是在國人頭上狠狠的澆了一盆涼水。咱們中國人的這個心啊，這次真的是很受傷，哇涼哇涼啊……難道這就是所謂的“國際公理”？
說一千道一萬，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的慘敗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和會仍舊憑戰(zhàn)力，公理豈能敵強權(quán)？”
所謂“弱國無外交”，一個國家在談判桌上聲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頭軟硬來決定的，你一個窮國弱國小國，就算你喊破了喉嚨，又有誰會理你呢？
在得知中國外交失敗后，《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發(fā)表了一篇名叫《兩個和會都無用》的短文：“上海的和會，兩方都重在黨派的權(quán)利，什么裁兵廢督，不過說說好聽、做做面子，實際上他們哪里辦得了。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quán)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爾遜總統(tǒng)的十四條宣言，即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
說到最后，陳先生不免嘆道：“這兩個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
世間物往往是這樣，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在巴黎和會開幕后，隨著各種壞消息的不斷傳來，國人的熱情也就從爛漫的春天回到了蕭瑟的冬日，各種希望也像被風吹起的五顏六色的肥皂泡，最后還是落在堅硬的地面，殘忍的破碎了。
5月2日，總統(tǒng)府外交委員會事務長林長民在北京《晨報》上發(fā)表文章，正式對外公布了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消息傳出，北京的學生們震驚了，北京的人民震驚了，全中國的人民都震驚了！
3日下午，由北京政界中知名人士所組成國民外交協(xié)會（其中便有熊希齡、梁啟超、蔡元培等名流）召開會議，討論并決定于5月7日（也就是日本在1915年“二十一條”談判時下最后通牒的那一天）的國恥日在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以抗議這強權(quán)的和會。
和國民外交協(xié)會那些文質(zhì)彬彬的紳士相比，北京的學生們已經(jīng)沒有這個耐性了，他們哪里能等到5月7日？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北京各校的學生代表們決定晚上七點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大會，參會者除了北大學生之外，還包括法政專門學校、高等師范學校、中國大學、朝陽大學等十三所學校的學生。
當天晚上，北大學生和其他學校的學生代表們集合于北大法科大禮堂，很快便將大禮堂擠得水泄不通，連禮堂外都聚集很多人。在當晚的大會上，發(fā)言的學生有丁肇青、謝紹敏、張國燾、許德衍及外校代表夏秀峰等人，謝紹敏同學更是激憤異常，他當場咬破中指，撕裂衣襟，在上面血書了“還我青島”四個大字！
在這一刻，整個禮堂都沸騰了，青年學生們的鼓掌聲、喝彩聲和激動的淚光交相輝映，有的學生相互擁抱而泣，有的人則緊緊攥著自己的拳頭仰天而嘆，會場上充滿了悲壯蒼涼的氣氛。
這時，一個學生跳上主席臺高喊道：“哭有什么用！我們要行動！同學們，我們現(xiàn)在就募捐，明天到天安門游行去！”
聽了他的話之后，會場內(nèi)的學生紛紛將身上的銀元、銅幣、手表甚至戒指乃至帽子都捐了出來。隨后，學生們分頭準備，有制定游行路線的、有制作標語橫幅的、還有外出聯(lián)絡其他學校的……這一晚，多少年輕的朋友一夜無眠。
5月4日下午一點左右，來自北京十幾個學校的三千多名學生從四面八方匯集到天安門，他們在金水橋前的兩個華表下豎起了一幅碩大的對聯(lián)：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頭！”
在對聯(lián)的另一邊，前一天晚上北大學生謝紹敏咬破手指所血書的“還我青島”也懸掛在那里，隨著學生們的激憤而飄搖。
來到天安門的學生大多手持標語，上面分別寫著：“取消二十一條”、“誓死力爭”、“不作五分鐘愛國心”、“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誅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頭可斷，青島不可失”，等等。在行進的過程中，學生們還不斷呼喊著這些口號，并將傳單發(fā)給沿街的民眾。
傳單便是運動的宣言，一個是古體，一個白話體，凡愛國之士，不可不讀：
“嗚呼國民！我最親愛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約危條，以及朝夕祈禱之山東問題，青島歸還問題，今日已由五國共管，降而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議矣。噩耗傳來，天暗無色。夫和議正開，我等所希冀所慶祝者，豈不曰世界中有正義，有人道，有公理，歸還青島，取消中日密約，軍事協(xié)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條約，公理也。即正義也。背公理而逞強權(quán)，將我之土地，由五國共管，倚我于戰(zhàn)敗國，如德奧之列，非公理，非正義也?！?
今又顯然背棄山東問題，由我與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紙空文，竊掠我二十一條之美利，則我與之交涉，簡言之，是斷送耳，是亡青島耳。夫山東北扼燕晉，南控鄂寧，當京漢津浦兩路之沖，實南北咽喉關鍵。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亞魯撤勞連兩州也，曰：“不得之，毋寧死?！币庵趤喌美麃喓{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朝鮮之謀獨立也，曰：“不得之，毋寧死?！?
夫至于國家存亡，土地割裂，問題吃緊之時，而其民猶不能下一大決心，作最后之憤救者，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于人類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隸牛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奸者，則最后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發(fā)，幸共圖之！
有學生嫌這份宣言過于文縐縐了，于是又以白話體擬定了一份更通俗的：
現(xiàn)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并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quán)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quán)，內(nèi)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這份宣言卻簡單易懂，當時分發(fā)一空，傳誦一時。隨著學生們的集聚，跟隨而至的民眾也越來越多，他們也都為學生的愛國熱忱所感動，并跟著一起高呼口號。
在經(jīng)過一陣短暫的演講后，學生們隨即向東交民巷的使館區(qū)列隊進發(fā)，擬向各國公使請愿并求爭取國際公義之同情。在途中，民國政府的教育次長袁希濤、北京的步軍統(tǒng)領李長泰和警察總吳炳湘監(jiān)聞訊趕來，但他們并不能阻止學生的前進。到了東交民巷后，盡管美、英、法三國使署對學生的到來表示歡迎，但巡捕房堅不放行，結(jié)果數(shù)千名青年學生在五月的烈日下被曬了近兩個多小時，最終還是不能通過。
使館區(qū)請愿受阻之后，學生們義憤填膺，激憤異常，隨后便決定改道前往賣國賊曹汝霖家示威。盡管這次游行的總負責人傅斯年擔心途中會出意外，但此刻他已經(jīng)無法阻止學生運動的洪流。
這一天的中午，曹汝霖和章宗祥正應大總統(tǒng)徐世昌之邀前往總統(tǒng)府赴宴，學生游行的消息傳來后，有人曾勸他們暫時不要回府，但曹、章兩人不以為然。在三點左右，曹汝霖和章宗祥一起回到了趙家樓胡同西口的曹宅。
曹、章兩人回到曹宅不久，陸軍部航空司長丁士源和一位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記者來訪，盡管他們已經(jīng)得到學生要來趙家樓的消息，但當時曹宅外已有上百名警察保護，因此也就不以為意。他們覺得學生們不會搞出什么名堂，即使出現(xiàn)暴烈舉動，也能被警察所制止并加以驅(qū)散。
四點左右，大批學生來到趙家樓的曹宅門口，形勢立刻為之改觀。盡管警察們已經(jīng)嚴陣以待，但數(shù)千學生高呼“打倒賣國賊”的口號聲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內(nèi)的人膽戰(zhàn)心驚。
很快，一些學生一邊高呼：“賣國賊曹汝霖出來見我！”，一邊猛烈的叩擊曹宅大門，局勢開始失控。警察們見勢不妙，隨即上前勸阻叩門的學生，雙方發(fā)生沖突。在混亂當中，有學生繞屋而走，尋找其他入口。突然，只聽“嘩”的一聲，曹宅的大門被打開了，外面的學生們一下就沖破了警察的阻擋，他們蜂擁而入，四處尋找賣國賊曹汝霖。
學生們首先發(fā)現(xiàn)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們并沒有對兩人動手，而是放走兩人，繼續(xù)尋找曹汝霖。但是，學生們找了半天，也沒有發(fā)現(xiàn)曹汝霖的蹤跡。
那這幾人哪里去了呢？
很多人以為曹汝霖在大門被打破的時候逃出去了，事實上并非如此。據(jù)曹汝霖的回憶，他在學生闖進大門后，倉促間躲進了其婦及其女臥室中間的一個箱子間，但學生們卻并未細細搜查，他們進屋之后只是噼噼啪啪砸門窗玻璃，然后扔擲屋內(nèi)的瓷器（既是賣國所得，砸了它又有何妨？），在亂嚷了一陣后，他們又出去了。
四點半左右，曹宅突然起火，躲在鍋爐間的章宗祥幾個人慌忙竄出，由于章宗祥穿著禮服，一下就被人認出，結(jié)果被堵在后門被學生痛毆（學生以為他是曹汝霖），有個學生拿了根鐵桿敲了章宗祥的腦袋，章宗祥順勢倒地，學生們以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一邊嚷著“曹汝霖”被打死了，一邊逃跑了。聽了這個消息后，另外一些人則興高采烈的紛紛趕來，要看看“曹汝霖”是不是真的被打死了。
趁著這個間隙，日本人中江丑吉沖了過來，他將章宗祥攙扶著，連抱帶拖的出了后門，隨后又將章宗祥推進了對面的油鹽店。學生們見“曹汝霖”沒死，哪肯放過，他們隨即跟蹤而至，并要將“曹汝霖”拖出毆打，但這個日本人拼死護住，結(jié)果替章宗祥挨了不少打，也被打得頭破血流。所幸中江丑吉在挨打過程中不斷嚷著一口不熟練的中國話，學生明白他不是中國人，這才手下留情。
火起之后，大批的巡警趕來，最終將學生們和看客們驅(qū)散，并當場抓捕了三十二人（其中便有著名的許德衍）。隨后，消防隊趕到現(xiàn)場將大火撲滅，但此時的曹宅已經(jīng)燒得只剩下門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所幸的是，曹汝霖及其家人也都趁著火起的時候偷偷溜走，并無人員傷亡（章宗祥和那日本人被打得鼻青眼腫姑且不算）。
“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可以說是當年五四的最高潮，很多人以為火燒趙家樓只是學生們的義憤所致，事實上并非如此。據(jù)參與的學生回憶，這次行動是早有準備，只不過是在極小的范圍之內(nèi)而已。
放火的人是誰呢？據(jù)現(xiàn)場目擊的學生回憶，此人乃是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師范大學的前身）的學生匡互生。當學生們正在到處尋找曹汝霖的時候，匡互生取出預先備好的火柴，準備放火。這時，另一名游行的負責人段錫朋慌忙阻止，說：“我負不了這個責任！”匡互生說，“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
另有一位名叫肖勞的目擊者回憶說，他看見兩位穿長衫的學生，從身邊取出一只洋鐵扁壺，內(nèi)裝煤油，他們低聲說“放火”，然后進入四合院內(nèi)北房，將地毯揭起，折疊在方桌上面，潑上煤油，便用火柴點燃，霎時濃煙冒起。這位目擊者當時就跟在兩位長衫學生的后面他也認得這兩位就是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學生。
這兩位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學生，除了匡互生外，還有一個名叫周予同。在五四游行前，他們甚至打算去弄一把手槍干掉曹汝霖，可惜沒有成功。在五月三日的夜里，匡互生等人秘密召集工學會的十幾名會員，并決定帶鐵器、小罐子火油和火柴前去，預備毀物放火。匡互生和周予同幾個人還寫下遺書，準備犧牲。后來周予同回憶說，對于他們的秘密行動，游行的總指揮傅斯年和段錫朋一點都不知情。事實上，打開大門的也是匡互生這些人，他們是打破曹宅圍墻上的窗洞后進去的。
在學生被捕之后，北大校長蔡元培隨即向警察廳提出交涉，要求立刻釋放愛國學生，在要求被拒絕后，北大學生當晚又成立了干事會，當時的很多知名學生團體如國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演講團、少年中國學會等成員都紛紛加入，干事會還分設了總務、文書、交際、糾察、講演等部門，準備擴大罷課，以營救被捕的同學。
5日上午，北京各大專學校學生代表召集會議，宣布從即日起一律罷課，并通電全國，請求支援。因為學校地處偏遠，前一天沒有參加游行的清華學校也召開學生大會，并宣布此后與其他學校一致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學界的十幾個學校也成立了“校長團”，以組織營救被捕學生。
由于擔心學生會更大規(guī)模的參加在7日舉行的國民大會，警察總監(jiān)吳炳湘答應釋放被捕學生，但作為交還條件，那就是學生必須在7日復課。在蔡元培等人的勸說下，學生們重返課堂，而被捕學生也在當天上午被釋放。為了慶祝被捕學生重獲自由，干事會還特意弄了三輛小汽車去接回那些學生?；氐奖贝蠛?，大家又搬出五張方桌，將被捕的學生請上合影留影，也算是運動的小小勝利。
那有人或許要問，那三個被學生指名要誅殺的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他們是何等來歷，又犯下了何等罪行呢？
據(jù)稱，曹汝霖在學生把他的宅子燒掉后為他當年的所為自辯說，“不敢言功，何緣見罪”；而陸宗輿也是滿腹牢騷，“百思不得其故”；無故挨了一頓打的章宗祥則提出辭呈，稱“所有辦理中日交涉事宜，無一不恪遵政府訓令，往來文電，有案可稽”……我等三人不過是主事人，“賣國”大帽，如何能全落到我們的頭上呢？
若把曹、陸、章三人的生平履歷捋一遍，這三位均可算得上是我國優(yōu)秀人才，標標準準的海歸派。最有意思的是，三人不但籍貫接近，而且生平和頗為類似。譬如曹汝霖，他原籍浙江，生于上海，清末赴日本留學，畢業(yè)于日本中央大學法政科?；貒?，曹汝霖參加了留學生考試并勇奪第二名，被欽定為“洋翰林”。隨后，曹汝霖在仕途上一帆風順，并成為了袁世凱的親信。
陸宗輿是浙江海寧人，清末赴日留學，畢業(yè)于早稻田大學，回國后參加留學生考試獲舉人出身。陸宗輿曾隨載澤出國考察憲政，為徐世昌所賞識，后來也成為了北洋系的一員。章宗祥則是浙江吳興人，留學日本時畢業(yè)于東京帝國大學，回國后獲進士出身，為袁世凱所賞識，并與曹汝霖、陸宗輿一起參與了清末立憲活動。
清廷覆滅后，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均在袁世凱或段祺瑞的手下出任要員，其中也因為職務的緣故，參與了賣國行為，譬如曹汝霖做過外交總長與交通總長，是“二十一條”的簽約代表；陸宗輿則是簽訂“二十一條”時的駐日公使；章宗祥是“中日軍事秘密換文”的經(jīng)辦人，時任駐日公使。
冤有頭債有主，學生不找你們?nèi)齻€找誰？
最可逗的是，在五四的風潮中，章宗祥與陸宗輿均被家鄉(xiāng)父老開除鄉(xiāng)籍，成了中國“沒有籍貫”的人。當然，其中最倒霉的是章宗祥，在不久前的四月中旬，當他從日本啟程回國時，有很多日本政界要人和駐日外交界人士到東京火車站送他，不料忽然來了很多中國留學生，章宗祥本以為他們也是來歡送的，誰知道這些人卻把寫了“賣國賊”、“禍國”等字的送喪白旗拋進車中，還大呼道：“章宗祥、章公使，你既喜賣國，為何不賣妻？”
聽了這話，章宗祥頓時臉紅如豬肝，章夫人也是氣得花枝亂顫、兩眼含淚。
后來，曹汝霖在其回憶錄《一生之回憶》中坦陳：“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來，于己于人，亦有好處。雖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nèi)?，卻喚起了多數(shù)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誠然，在主理賣國事務的時候，來往電文均有據(jù)可查，畢竟賣國事大，也不是這“三賊”能私下賣得了的。但是，在經(jīng)過了“五四”被罷官風潮后的一段沉寂后，這三人在日本侵華時期再做馮婦并分別出任了不同偽職。如此看來，“賣國賊”這三字，還真不算冤枉了他們。
在社會各界的壓力下，北京政府只得于6月10日將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免職。
緊接著，中國代表是否應該在巴黎和會的對德和約上簽字又再次成為焦點，各地學生和社會團體紛紛派出代表到北京向總統(tǒng)府請愿，要求政府保證不在和約上簽字。由此，五四運動的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拒簽和約運動”再次如火如荼的開展了起來。
事實上，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們也不甘心就此簽字，他們先是提出一個“保留簽字”的方案，即中國在和約上簽字，但對山東問題的解決辦法有所保留，不能承認。但是，這個方案也遭到了和會的拒絕，當時中國代表面臨的選擇只有無條件簽字或者拒絕簽字，別無他途。
北京政府最初是傾向于簽字的，但在社會各界的反對下，只好把這個皮球踢給了專使團，說“國內(nèi)局勢緊張，人民要求拒簽，政府壓力極大，簽字一事請陸總長自行決定?！?
6月28日下午三時，巴黎和會在凡爾賽宮舉行對德和約的簽字儀式。這一天，中國代表團函告和會主席，表示中國將不派代表出席，也就是拒簽和約。這一天，從上午開始，中國代表團住所的外面便圍滿了中國留學生和華工，他們公然宣稱：如果代表團去簽字的話，就要發(fā)動致命行動。
代表團在不明確北京政府指示的情況下，斷然決定拒簽。顧維鈞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敘了和會的最后一天：“我自己驅(qū)車駛離醫(yī)院，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于中國歷史上?！?
老一代的北洋系人物在五四運動中黯然失色。很顯然，他們原先對學生的看法無外乎是“國家大事不用你們管，不好好念書，便是造反”之類的，由此，當學生運動突然崛起后，他們的表現(xiàn)大多是茫然而一無所知。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這一年的年末，馮國璋在北京去世，終年62歲。由此，也就還剩個段祺瑞還老當益壯，壯著自己余勇可賈，要做一番大事業(yè)。不過，北洋第一代已經(jīng)垂垂老矣，面對北洋第二代的挑戰(zhàn)，段祺瑞能對付得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