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時期的青銅冶鑄業(yè)較商代又有了很大的發(fā)展。考古工作者在洛陽北窯發(fā)掘的西周初、中期的鑄銅遺址，面積達10余萬平方米，發(fā)現(xiàn)有用塊狀土坯砌成的大 型熔銅豎爐，直徑已達1?6 1?7米。還發(fā)現(xiàn)有陶質(zhì)鼓風(fēng)嘴，可能此時已用皮制的橐（tu ）進行鼓風(fēng)。經(jīng)過對爐壁熔點進行測定分析，爐溫已達1 200℃ 1 250℃。
在青銅冶鑄業(yè)進一步提高的基礎(chǔ)上，西周的青銅器，尤其是禮器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首先，由于社會政治的原因， 禮器的種類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具體來說，西周初期周王鑒于商人酗酒亡國的教訓(xùn)，曾嚴(yán)厲禁酒。如《尚書 酒誥》所說：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jiān)撫于 時。 群飲，汝勿佚，盡執(zhí)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因此，青銅酒器的種類與數(shù)量大大減少，尤其是飲酒器爵、角、斝、觚、觶及盛酒器尊、卣、方彝等大為減 少，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已很少見。此時青銅禮器以鼎最為重要，在西周時期出現(xiàn)了用鼎制度，一般稱為列鼎制度，用以表示使用者的身份等級。列鼎就是奴隸主貴族 在祭祀、宴饗、喪葬等禮儀活動中使用的形制和紋飾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遞減或相同的成組的奇數(shù)的鼎。據(jù)《春秋 公羊傳》桓公二年漢代人何休注： 禮祭，天 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各鼎所盛的肉食也有規(guī)定，如《儀禮 聘禮》等所記，九鼎的第一個鼎盛牛，稱為太牢，以下各鼎依次為羊、豕、魚、臘 （干肉）、腸胃、膚、鮮魚和鮮臘。七鼎所盛是去掉末尾的鮮魚和鮮臘，亦屬于太牢。五鼎，其第一鼎盛羊，稱為少牢。以下依次為豕、魚、臘、腸胃（或膚）。三 鼎所盛為豕、魚、臘或羊、豕、魚，稱為 牲 。據(jù)《儀禮 士冠禮》所記，一鼎盛豚，為士一級所用，稱為 特 。并且，根據(jù)文獻記載與考古發(fā)現(xiàn)，奇數(shù)的鼎還 要用偶數(shù)的簋來配合使用。即九鼎用八簋相配，七鼎用六簋相配，五鼎用四簋相配，三鼎用二簋相配。這種九、七、五、三、一鼎稱為正鼎，此外又有羞鼎（陪 鼎）。羞鼎內(nèi)盛用牛、羊、豕肉加菜并用芡調(diào)和的有滋味的羹。從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西周時期的王陵尚未發(fā)現(xiàn)。清光緒十六年（1890）陜西扶風(fēng)法門寺任村出土的 西周中晚期小克鼎一套大小七件，克的官職為膳夫，被周王派遣 舍命于成周 ，其地位約當(dāng)周王之卿，正合七鼎之制。陜西寶雞茹家莊M1甲西周穆王時期 （y ）伯后妻（兒）墓出土五件列鼎及四件簋。陜西長安普渡村西周穆王時期長甶（sī）墓出土四件圓鼎，為牲三鼎及羞一鼎，同出還有簋二件。陜西岐山賀家 村西周中期五號墓出土銅鼎一件及簋一件。這些都是西周時期出現(xiàn)列鼎制度的證明。這種列鼎制度一直沿用至戰(zhàn)國時期，是中國古代奴隸社會禮制的最突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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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西周中晚期還出現(xiàn)了新的盛黍稷稻粱的青銅食器簠與。簠，古代文獻稱為瑚（h ）。長方體，其特點是蓋與器的形狀和大小基本相同，并且大都有雙耳 及矩形足。一直流行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體為長方形圓角，斂口，鼓腹，雙耳，圈足或四足，有蓋。使用時間不長，春秋初期已較少見。再有，西周中晚期又出現(xiàn) 了新的水器匜，形狀似觥，橢圓形腹，前有流，后有鋬，下有四足或三足。用來代替盉，盥洗時用來澆水，與盤配合使用。匜一直流行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下有圈足或 無足。
西周青銅甬鐘各部分名稱圖在西周時期，青銅樂器有了飛躍的發(fā)展，最重要的是開始出現(xiàn)了鐘。這是西周時期青銅冶鑄技術(shù)與音樂達到 一定水平的產(chǎn)物。鐘是懸掛起來、用木槌（或木棒）敲（或撞）擊的樂器，是中國古代金石之樂的主體。從形制上來說，鐘頂上有圓柱狀的甬的稱為甬鐘，用來側(cè) 懸；鐘頂有半環(huán)形鈕的稱為鈕鐘，用來直懸；鐘頂為扁平獸形鈕、下端為平口的稱為镈（b ），亦為直懸。甬鐘各部分皆有專名。甬頂稱為衡，甬中下部外弧有鈕 之處稱為旋，鈕稱為斡。鐘體頂部稱為舞，上部謂之鉦（zhēnɡ），下部謂之鼓。鉦部的鐘乳稱為枚，枚端稱為景。鐘乳之間的花紋帶稱為篆。鉦部正中部位亦 稱為鉦，經(jīng)常鑄有銘文。鼓部下端兩角稱為銑，中部稱為于。鼓內(nèi)部為調(diào)音而制出的凹槽稱為隧。單獨一個懸掛使用的鐘稱為特鐘；大小相次、成組懸掛使用的稱為 編鐘。例如1954年在陜西長安普渡村西周中期長甶墓出土了三件一組的編鐘；1960年扶風(fēng)齊家村出土的西周晚期的柞鐘八件一組。一般每個鐘可以發(fā)出兩個 樂音，鼓部正中發(fā)一個音（正鼓音），側(cè)（右）鼓部又發(fā)一個音（側(cè)鼓音），大多高于正鼓音二度，即其音程關(guān)系以小三度居多。例如柞鐘第三件，正鼓音為角 （e），側(cè)鼓音為徵（g）。鐘出現(xiàn)以后，一直盛行到戰(zhàn)國時期， 鐘鳴鼎食 就成為奴隸主貴族奢侈生活的寫照。 蘇州易優(yōu)閱讀寫作精華課，（tel:181-1815-9898）有趣、有用、提分快
西周初期，青銅禮器的形 制、紋飾基本上沿襲商代晚期的風(fēng)格，到了西周中、晚期，發(fā)展形成了周人青銅禮器的特有風(fēng)格。從造型上看，穩(wěn)重嚴(yán)謹(jǐn)。例如鼎多為直耳、深腹、蹄足，簋多為帶 蓋、斂口、矮扁腹、圈足下面附有三個短足。紋飾上變化更大，一改商代晚期神秘繁縟的風(fēng)格，變?yōu)樗貥愦址牛煌w裝飾花紋以及主紋突出于地紋之上者已較少見； 紋飾的母題不再是神秘的獸面紋與夔紋等，而是由粗寬帶組成的竊曲紋、環(huán)帶紋、重環(huán)紋與鱗紋等，而且一般沒有地紋。雖然這些紋飾是由神秘的動物紋發(fā)展而來， 但神秘的意味已大為減弱。這些紋飾一直延續(xù)使用到春秋初期，個別更晚。具體來講，竊曲紋，大多由雙線構(gòu)成S形或C形圖案，中間常有目形紋。環(huán)帶紋，中間為 波浪起伏的寬帶，上下填以角形或口形紋。重環(huán)紋，由一端圓弧的長方形組成兩重或三重的環(huán)形圖案，大多左右排列成行。鱗紋，形似魚鱗，大多上下重疊組成圖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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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時期青銅禮器的最大變化是銘文有了高度的發(fā)展，是中國古代青銅器銘文的鼎盛時期。長篇銘文大量出現(xiàn)，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最長的銘文 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長達499字。究其原因，是因周人以小邦周克大邑商，為了鞏固統(tǒng)治，就必須大造輿論，必須借助于禮器上的銘文來宣揚周王的善德天命、 文治武功以及臣下所受到的恩寵與封賞，并傳之久遠， 子子孫孫永寶用 ，作為其世官世祿的憑證與護身符。反過來，豐富的青銅器銘文又大大加強了青銅禮器維 護禮制、維護奴隸主貴族統(tǒng)治的作用。
西周青銅器銘文內(nèi)容十分豐富而廣泛，包括記載重大歷史事件、諸侯分封、賞賜采邑或田地、賞賜民眾 或奴隸、買賣人口、土地交易、周王舉行的祭祀典禮或錫命典禮、對臣下的訓(xùn)誥和頌揚先祖、記載西周的軍制以及對少數(shù)民族的征伐、法律判決書、西周時期的商業(yè) 等等，為研究西周歷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珍貴資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價值。下面分別舉例予以介紹。 蘇州易優(yōu)語文培訓(xùn)，中小學(xué)閱讀寫作同步提升 http://www.zequeka.cn/miniform.html
第一，記載重大歷史事件者。例 如1976年陜西臨潼零口出土的西周武王時期的利簋，高28厘米，口徑22厘米。腹內(nèi)底鑄有銘文32字： 武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 在闌師，賜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 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在甲子日那天早晨，正值歲（木）星當(dāng)空（當(dāng)位），一夜之間，滅亡了商。辛未那天武王在闌 （管）地（今鄭州），西周利簋（陜西臨潼出土）賞賜給官員利銅，利因而作祭祀祖先檀公的寶器。其重要意義在于印證了《尚書 牧誓》、《逸周書 世俘》、 《國語 周語下》及《史記 殷本紀(jì)》等古代文獻關(guān)于武王伐紂在甲子日，又恰逢歲星當(dāng)空的記載。我國學(xué)者進一步結(jié)合天文學(xué)進行研究，確定了周武王伐紂在公元 前1045年，甲子日是3月27日，解決了中國古代歷史紀(jì)年上長期未能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趙光賢：《武王克商之年的管見》，《文史知識》1990年第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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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1963年陜西寶雞賈村出土的西周成王時期的何尊，高38?8厘米，口徑28?8厘米。腹內(nèi)底鑄有銘文122字。內(nèi)容是記 周成王在成周（今洛陽）京室一次祭典上對宗小子（周王宗室子弟）的訓(xùn)誥。其中講到：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薛） 民。 即周武王在克商以后，就決定在中土洛陽營建成周，以統(tǒng)治全國。銘文又記載了成王繼承武王遺志，營建了成周，并 遷宅于成周 。銘文所記與《逸周書 度邑篇》等古代文獻記載相合，證實了西周初為鞏固對東方乃至全國的統(tǒng)治而營建成周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不但對研究洛陽城市的歷史有重要意義，而且對西周歷史 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義。
再如1976年陜西扶風(fēng)莊白出土的西周恭王時的墻盤。高16?2厘米，口徑47?3厘米。腹內(nèi)底鑄有銘文 284字，系統(tǒng)地敘述了西周從文王到恭王諸王的主要政績，為研究西周歷史提供了系統(tǒng)的資料。例如其中談到： 弘魯昭王，廣批楚荊，唯（hu n）（貫）南 行。 可與《古本竹書紀(jì)年》所記 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 相互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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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記載西周初分封諸侯的。西周初年， 封建親 戚，以蕃屏周。 （《左傳 僖公二十四年》）這在青銅器銘文中得到了印證。例如傳1931年河南浚（x n）縣辛村出土的西周成王時期的司徒簋，銘文記 載： 王刺伐商邑，誕令康侯鄙于衛(wèi)。 鄙，《廣雅 釋詁》： 國也。 這與《史記 衛(wèi)康叔世家》等古代文獻記載相合，證實了周成王時，因商紂之子武庚起兵 叛周，成王派周公再次征伐商邑，殺武庚。爾后，為了鞏固統(tǒng)治，將康叔徙封于黃河與淇水之間的商人故地為衛(wèi)侯，管理商遺民。
又如 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大墓（M1193）出土的克盉與克罍。兩器的蓋內(nèi)與器口沿內(nèi)鑄有相同的銘文43字，其中心內(nèi)容是記載周王 令克侯于匽 （燕） 。經(jīng)研究，克是太保召公奭的長子，是第一代燕侯。銘文印證了《史記 燕召公世家》： 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 以及唐代司馬貞索隱： 亦以 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 并確證琉璃河發(fā)現(xiàn)的古城址為西周初燕國國都之所在，對北京建都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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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1954年江蘇丹徒煙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時期的宜（或釋俎）侯夨（zhě）簋。高15?7厘米，口徑22?5厘米。腹內(nèi)底鑄有銘文120余字。記載了康王 將虞侯夨改封于宜，并賜給土地及人民： 錫（賜）土：厥甽（畎）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四十。錫在宜王人（王室下級官吏）□（十）又 七姓，錫鄭七伯，厥盧（徒屬）□（千）又五十夫，錫宜庶人（農(nóng)夫）六百又□（十）六夫。 提供了周初分封時 授民授疆土 （《大盂鼎》）的具體資料，可與 《詩經(jīng) 魯頌 （b ）宮》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相參證。
第三，記載賞賜采邑或田地的。例如周昭王時的遣尊。銘文記述： 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岸，賜遣采曰。 即將名叫的采邑賞賜給遣。在西周時期卿大夫的封邑稱為采邑或食邑，即《禮記 禮運》： 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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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1969年陜西蘭田出土的西周中期的永盂。銘文記載： 唯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入即命于天子。公乃出厥命，賜矢師永厥田陰陽洛疆（及）師俗父 田。 即益公傳達恭王的命令，賞賜給官員永兩處田地：陰陽洛及原為師俗父的田地。根據(jù)銘文，當(dāng)時師俗父也在場。永盂銘文說明周王有權(quán)將田地改賜，因而具有 重要價值。
第四，關(guān)于賞賜民眾或奴隸以及其他物品的。例如清朝道光初年陜西岐山禮村出土的現(xiàn)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的西周康王時期的大盂 鼎。高101?9厘米，口徑77?8厘米。腹內(nèi)壁鑄有銘文291字，記載了周康王二十三年賞賜給貴族盂： 錫汝邦司（邦國官員）四伯，人鬲（民眾，郭沫若 先生認(rèn)為是奴隸）自馭（御，趕馬的）至于庶人（種田的）六百五十又九夫。錫夷司（異族）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即一次共賞賜給盂官員17人及1 709名民眾，總計1 726人，其數(shù)量之多是驚人的。
又如1973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墓葬（M52）出土的周成王時期的復(fù)尊。 銘文記載： 燕侯賞復(fù)冕（miǎn）衣、臣妾、貝。 臣妾就是男女奴隸，可與衣服、貨貝一同賞賜。必須指出的是，在西周青銅器銘文中記述賞賜禮器、命服、 車馬及貨貝等，是很普遍與常見的，茲不贅述。
第五，關(guān)于買賣人口及其價格的。中國古代文獻中缺乏關(guān)于古代人口買賣價格的記載，而清代 陜西出土的西周中期的曶（hū）鼎銘文卻為我們提供了迄今為止唯一的資料。這就是： 我既贖（買）汝五夫（于）效父，用匹馬束絲。 誕贖茲五夫，用百鍰 （hu n）。 即最初議定五個人（或認(rèn)為是奴隸）的價值為一匹馬加一束絲，但最后以一百鍰銅的金屬稱量貨幣成交。一鍰銅約為6兩，百鍰約為60斤。即一 個人（或奴隸）的價格為20鍰即約為12斤銅。說明在西周時期人（奴隸）遠不如牛馬值錢，人（奴隸）的地位比牛馬還要低下。
第六，關(guān) 于土地交易的。例如1975年陜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西周恭王三年的衛(wèi)盉。高29厘米，口徑20?2厘米。蓋內(nèi)鑄有銘文132字，其中有： 矩伯庶人取瑾璋 于裘衛(wèi)，裁（作價）八十朋，厥賈（價），其舍（予）田十田。矩或（又）取赤琥兩、麂（b i）兩、（ɡ ）一，裁廿朋，其舍田三田。 即裘衛(wèi)用價值貝幣百 朋的玉器和皮毛換取矩伯的13塊田地。但銘文在下面又提到，這件事還要報告伯邑父等執(zhí)政大臣同意，伯邑父等執(zhí)政大臣還要派官員司徒、司馬、司工來參加田地 交割。這說明西周初期那種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經(jīng) 小雅 北山》）、 田里不鬻。 （《禮記 王制》）的土地國有制，到了 西周中期已經(jīng)開始動搖，貴族之間土地已經(jīng)可以交易。這是西周中、晚期奴隸制開始沒落的具體反映。
第七，記述周王舉行的祭祀典禮或錫命 典禮的。商周時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左傳 成公十三年》）。而青銅禮器中又有許多是祭器，因而在銘文中有大量的關(guān)于祭祀典禮的記載。例如現(xiàn)藏于 廣州市博物館的剌鼎，其銘文曰： 唯五月，王在□，辰在丁卯，王禘（d ）。用牡于大室，禘昭王。 即記載了周穆王為其父昭王舉行禘祭的典禮。
記述周王對臣下的冊命典禮的西周青銅器銘文數(shù)量較多，例如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西周中晚期的頌壺（另一件現(xiàn)藏臺灣故宮博物館），高63厘米，口長 21?2厘米，寬16?9厘米。其銘曰： 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宮，旦，王格大室，即位。宰引佑頌入門立中庭，尹氏授王命書，王呼史虢生冊命 頌。王曰： 頌，命汝官司成周賈廿家，監(jiān)司新造賈，用宮御。錫汝玄衣黹（zhǐ）純、赤市（紱）朱黃（衡）、鑾旂、攸（ti o）勒，用事。 頌拜稽首， 受命冊佩以出，返入（納）瑾璋。 共151字，詳記冊命典禮的時間、地點、冊命典禮過程、受冊命者與佑者、王命的內(nèi)容，受命者還要返納玉幣等等，較古 代文獻諸如《左傳 僖公二十八年》所記周襄王策命晉文公的典禮還要詳盡。說明西周中、晚期時已經(jīng)形成一套完整的冊命典禮制度，這對于研究西周的禮制及官制 提供了重要資料。
第八，記載周王對臣下的訓(xùn)誥以及稱揚先祖的業(yè)績與美德的。例如傳清代道光年間陜西岐山出土的現(xiàn)藏臺灣故宮博物院的西 周宣王時期的毛公鼎。西周毛公鼎（傳陜西岐山出土）高53?8厘米，口徑47?9厘米。圓形，鼓腹，口上有兩個直耳，腹下有三個蹄足。頸部飾重環(huán)紋一道及 凸弦紋一道。器內(nèi)鑄有銘文499字，這是中國古代青銅器銘文中之最長者。其內(nèi)容記周王在錫命毛公時，對毛公的五次訓(xùn)誥。其中談到當(dāng)時西周社會已是 （c ）四方，大縱不寧。 為了挽救周王室的危機，要求毛公率領(lǐng)下屬官員，勤勞政事，不要沉湎于酒，不要侮辱鰥寡，努力輔弼王位。反復(fù)叮嚀，憂心溢于言 表。與《尚書 文侯之命》相似，而實較《尚書》為勝。
《禮記 祭統(tǒng)》： 夫鼎有銘，銘者自銘也，自銘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 也。 西周的青銅器銘文中就有大量的稱揚其先祖的業(yè)績與美德的內(nèi)容。例如周恭王時期的師望鼎，銘文稱揚 丕顯皇考宄（ɡuǐ）公，穆穆克盟厥心，哲厥德， 用辟于先王，得屯無敃。 因此 用作朕皇考宄公尊鼎，師望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第九，記載西周軍制以及對少數(shù)民族的征伐的。西周 的軍制，古代文獻記載僅有六師，例如《詩經(jīng) 大雅 常武》： 太師皇父，整我六師。 但從西周的青銅器銘文來看，除六師（又稱西六師）外，還有成周八師， 或稱殷八師。例如傳1930年河南汲縣出土的周康王時的小臣（c ）簋，其銘曰： 伯懋父以殷八師征東夷。 又如1942年陜西扶風(fēng)任家村出土的西周厲王 時的禹鼎，其銘曰： 王乃命西六師、殷八師曰：撲伐噩侯馭方。 西周時期作為通稱，師與軍同。據(jù)《周禮 夏官》序官記載，每師（軍）為12 500人。
關(guān)于記載周王朝對少數(shù)民族征伐的，重要的有清代道光年間陜西寶雞虢（ɡu ）川司出土的現(xiàn)藏中國歷史博物館的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盤。高40?8厘米，口 縱86厘米，橫137?3厘米，重215?3公斤，是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中國古代最大的青銅盤。內(nèi)底鑄有銘文111字： 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寶 盤。丕顯子白，壯武于戎工，經(jīng)維四方，博伐狁（xiǎn yǔn），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zhí)訊五十，西周虢季子白盤銘文是以先行。（yu n）子白，獻馘 （ɡu ）于王。王孔嘉子白義，王格周廟宣榭，爰饗。王曰： 伯父，孔有光。 王錫乘馬，是用佐王。錫用弓彤矢，其央。錫用鉞，用征蠻方。子子孫孫，萬年 無疆。 銘文記載周王命虢季子白征伐西北的少數(shù)民族狁（匈奴的前身），獲得了勝利。周王在周廟予以賞賜和宴饗。全篇銘文以四言為主，句式整齊，方、陽、 行、王、饗、光、王、央、方、疆，陽部協(xié)韻，是一首優(yōu)美的散文詩。
第十，記載法律判決書的?！渡袝?呂刑》： 五刑（墨、劓 （ｙ ）、剕（ｆ ｉ）、宮、大辟）之屬三千。 在西周青銅器銘文中也有生動的反映。例如1975年陜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晚期的（ｙ ｎɡ）匜。高 20?5厘米，流至鋬長31?5厘米。器上的銘文與蓋上的銘文相連組成一篇完整的銘文，共計157字。銘文內(nèi)容是記錄一篇法律判決書。的下屬牧牛因為與上 司爭五夫敗訴，最初被判墨刑及鞭千，后來被赦免了500鞭，其余500鞭及墨刑改用銅300鍰來贖，并立誓今后不敢再擾亂。勝訴后，將此判決書鑄在這件青 銅禮器之上。這是古代文獻所載：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 （《周禮 秋官 司約》）的具體例證。并為研究西周時期的法律提供了具體的資料。
第十一，反映西周時期商業(yè)情況的。例如宋代出土的周宣王時期的兮甲盤。今僅有拓本傳世，器已不知下落。腹內(nèi)底鑄有銘文133字，其中有： 其（南淮夷） 賈（商人）毋敢不即（師次）即市（市場），敢不用令，則即刑撲伐。其唯我諸侯百姓厥賈（商人）毋不即市，毋敢或入蠻宄（奸）賈（買賣），則亦刑。 該文字 說明西周晚期諸侯百姓與南淮夷之間的商業(yè)貿(mào)易已有相當(dāng)發(fā)展，南淮夷盛產(chǎn)的絲帛及銅錫，對西周的經(jīng)濟有重大影響。因而周王室嚴(yán)加管理，要求雙方商人必須到指 定的由官方管理的市場上交易，否則要嚴(yán)刑處罰。又如1981年陜西岐山流龍嘴村出土的西周恭王時期的魯方彝蓋，銘文記載： 齊生魯肇賈，休，多嬴。 即記 述齊國人名魯者（即這件器物的作者）經(jīng)商獲利，這與《史記 齊世家》等古代文獻記載的齊國自太公以來重視商業(yè)的情況恰相符合。以上這些都說明西周時期的商 業(yè)是發(fā)達的。
西周時期青銅器銘文在內(nèi)容上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出現(xiàn)了 月相 （月亮盈虧變化）。即周人把一個月分為四段，自初一至 初七八日稱為 初吉 ，初八九日至十四五日稱為 既生霸 ，十五六日至二十二三日稱為 既望 ，二十三日以后至月末（晦）稱為 既死霸 （王國維《生霸死 霸考》，《觀堂集林》卷一）。
西周青銅器銘文的書體，在初期時，與商代晚期波磔體近似，首尾出鋒，風(fēng)格雄肆。如上述大盂鼎的銘文。到 了西周中晚期，字形長方規(guī)整，筆道勻稱，首尾如一，不露鋒芒，稱為 玉箸體 。如上述虢季子白盤的銘文。根據(jù)古代文獻記載，周宣王時的太史籀（ｚｈ ｕ） 作《史籀》15篇，可能就是玉箸體；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稱之為大篆，或稱為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