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時期的思想家在其《解老》一文中，提出以下觀點：
工人（做事情的人）數(shù)變業(yè)則失其功，作者（在勞動的人）數(shù)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shù)變業(yè)者，其人彌眾，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yè)。故以理觀之，事大眾而數(shù)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shù)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shù)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shù)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北宋變法的失敗，可以找到諸多原因，最根本的要害，就是在這個“治大國而數(shù)變法，則民苦之”上面栽了跟頭。王安石會不明白這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嗎？當然明白，而且明白得厲害?？伤е靼桩敽?，執(zhí)意要干下去。明知道行不通，而且實際上已經(jīng)碰壁，還一意孤行，于是乎只好完蛋拉倒。我很奇怪，九百年前，王安石及其支持者，可以不在乎老百姓的感受，因為那個時候的老百姓，叫“蟻民”，叫“草民”，也叫“小民”，是可以隨便糟蹋、任意蹂躪的一群。為什么九百年后，在為王安石哄然叫好、大唱贊歌的時候，對這位“偉人”的變法，對于“則民苦之”的事實，卻視而不見呢？難道老百姓在今天的這班人眼里，還不能當人來看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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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王安石的妖魔化描寫，莫過于他父子兩人死亡的說法了。說老實話，對毫無反抗能力的老百姓來說，訴諸因果報應，也許是最可憐的報復了。
一、“舒王一日與葉濤坐蔣山本府，一牙校來參公，問來意，其人乞屏左右，言‘昨夕夢至陰府，待制（即其子王）帶鐵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薦拔。某恐相公不信，遲疑間，待制云，但說某時某處所議之事，今坐此備受慘毒?！蚱涫?，不覺大慟?！保ㄋ畏缴住恫凑帯罚?
二、“公既薨，有武弁死而復蘇，言王氏父子皆鐵枷，竊問何罪？曰：‘緣曾議復肉刑至此。’乃與前校之夢略同。今士大夫往皆知之?！保ㄍ希?
三、“荊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也久矣，荊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荊公愴然問安在。吏曰：‘見今未結(jié)絕了。如要見，可于某夕幕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cè)?！G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jù)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shù)人枷一囚，自大門而人，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廷下，血污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也。對吏云：‘告早結(jié)絕?！季枚鴾?。荊公幾失聲而哭，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荊公薨?！保ㄋ螌O升《孫公談圃》） 蘇州易優(yōu)閱讀寫作精華課，（tel:181-1815-9898）有趣、有用、提分快
四、“荊公薨之前一歲，凌晨，閽者見一蓬頭小青衣送白楊木笏，裹以青布，荊公惡甚，棄之墻下，曰：‘明年祖龍死?！保ㄍ希?
五、“徐君平，金陵人，親見荊公病革時，獨與一醫(yī)者對床而寢。荊公矍然起云：‘適夢與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壇上。’已而遂薨?！保ㄍ希?
六、“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啟曰：‘兄在相位，要須令天下后世人取法，雖疾，丘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嘗以倉法繩吏奸，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倉法耶？’”（宋朱弁《曲wěi舊聞》）
七、“荊公在鐘山，嘗恍惚見荷鐵枷，如重囚，荊公遂施所居半山園為寺，以薦其福。”（宋邵伯溫《聞見錄》）
八、“荊公在鐘山，乘驢薄莫行荒村中。有婦人蒙首執(zhí)文書一紙遮公曰：‘妾有冤訴。’公喻以退居不預公事，當自州縣理之。婦人曰：‘妾冤訴，關(guān)相公，乞留文書一觀?！荒軈s，令執(zhí)藥囊老兵取收，至半山園視之，素紙一幅耳。公以是月薨，猶子防為王性之云。”（宋邵伯溫《聞見后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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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據(jù)《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卷》，將以上幾位筆記作者的簡歷抄下：
方勺（1066―？）字仁聲，金華人。元豐六年人太學，元yòu五年，應試不第，遂無仕進意，后寓居烏程泊宅村，故自號“泊宅翁”。長于詩文，風格雄深雅健，追古作者。著有《泊宅編》，輯錄元yòu至政和間朝野軼聞，摭拾時事甚多，對考證當時事頗有裨益。
孫升（1038―1099）字君孚，高郵人。治平二年進士。元yòu二年，出知濟州，復拜殿中侍御史，六年，直學士院，出知應天府。紹圣初，被劾削職，又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元符二年卒，徽宗時，入元yòu黨籍。
朱弁（1085―1144）字少章，婺源人，自號觀如居士。進士及第。靖康戰(zhàn)亂，家破南歸。建炎初，為通問副使，被拘于金十九年，拒受金國官爵，守節(jié)不屈。紹興十三年，和議成，方得歸。 蘇州易優(yōu)語文培訓，閱讀寫作同步提升 http://www.zequeka.cn/mIniform.html
邵伯溫（1056―1134）字子文，洛陽人，邵雍子。紹圣初，章dūn為相，欲用之，避不就。崇寧、大觀間，上書累數(shù)千言，并著《辨誣》一書。入黨籍（北宋末年蔡京用政時的一次政治運動，以紹述之名，借以清除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列邪等中。晚年，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伯溫少承家學，又與、呂公著、范純?nèi)实扔?，以學行為人所重。趙鼎嘗稱其“以學行起元yòu，以名節(jié)居紹圣，以言廢于崇寧”。
這四位宋代文人，以年歲論，比王安石（1021―1086）要晚數(shù)十年或半個世紀，基本上不能算同代之人了。但1069年熙寧變法時，孫升三十一歲，邵伯溫十二歲，應該親身經(jīng)歷，甚至領(lǐng)教過政治上的左右排隊、反攻倒算。方勺晚些，時年三歲，朱弁更晚一些，自然未能趕上這場時代風暴。可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沒吃過豬肉見過豬跑，對于這場變法，肯定也有感知體驗。所以，在這些差不多稍后于王安石的文人筆下，出現(xiàn)如此丑化王安石父子的不堪描寫，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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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人類對于自身所遭受的痛苦記憶，愈接近于痛苦發(fā)生的時間，受害者之痛定思痛的程度也愈益劇烈。忘掉個人的痛苦，也許不難，忘掉一個時代給許多人制造的痛苦，那絕對不可能，除非這個健忘者已經(jīng)心死。
年間，李贄以“千古一帝”的尊號來表示他對的崇拜，這位思想家與這位焚書坑儒的暴君的距離為一千七百八十八年；清末民初，梁啟超以“三代以下中國唯一完人”的尊榮來表示他對王安石的欽敬，這位維新派與這位加速北宋衰亡的改革家的距離為八百五十二年。距離產(chǎn)生美，這話一點也不錯。距離越遠，模糊越多。而模糊越多，其縮略部分，其刪節(jié)部分，其“王顧左右而言他”的部分也就越大。其晦暗面越被無視的同時，其光明面也就越輝煌奪目，這樣便給大嘴們提供了更多的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可能性。同樣，距離越近，真實越多；真實越多，血腥的氣味越濃；血污的場面越多，不堪回首的切膚之痛也越多。這是作為受害者的那一代，以及與那一代有著深深淺淺聯(lián)系的其他當事人永生難忘的深刻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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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對于當?shù)勒叩谋┱?、苛政、惡政，當然也包括“經(jīng)是好經(jīng)，但被小和尚念歪了”的虐政所造成的一切可怕的災難，以及落到自己頭上必須承擔的苦楚，其實沒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只有忍受、受煎熬的份兒。但有一條，由此而形成的集體記憶，既是歷史的識別標志，也是那個時代的特殊印記，卻是這些受難者唯一可以與災難制造者相敵愾的精神遺產(chǎn)，是任何力量無法剝奪的。一般來講，記憶是會慢慢淡化的，這需要時間，但對中國人造成極大傷痛的記憶，三代五代人，三百年五百年過去，也輕易不會置之腦后。這也是為什么竭盡丑化之能事的《京本通俗小說`拗相公》能在南宋時期流行，成為說話人屢講不衰的口頭文學的原因。的《中國小說史略》將這篇《拗相公》列為“宋之話本”，其實應該是南渡以后流行于民間的讀物。 易優(yōu)語文培訓，蘇州閱讀寫作同步提升 http://www.zequeka.cn/miniform.html
這本《拗相公》與上述文人之輩的隨筆記錄，可視為專業(yè)人士與民間文學聯(lián)合起來對王安石妖魔化，如出一轍地對其進行人身攻擊，本質(zhì)上反映了處于弱勢狀態(tài)下的中國人的無能和軟弱。他們對于施虐者的挾富國強邦之雄心，掃除積弱之大志而推行的一系列很大程度上是在擾民的新法，所能表達的這種極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其實是挺可憐、挺悲哀的小民表現(xiàn)。在中國歷史中，沒有一個朝代，沒有一個政府，頭腦會熱昏膨脹到這種程度，一意孤行到底，以至不進任何鹽醬到如此程度，希望早晨一覺醒來，在全國范圍內(nèi)全面強行推廣新法。無能為力的小民，除了逆來順受，除了忍氣吞聲，除了任人魚肉外，也只有寄托于報應，寄托于老天的處罰，寄托于冥司的懲治，寄托于“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一定要報”的幻覺式的滿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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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話本《拗相公》的結(jié)尾這樣寫道：“至今世間人家，多有呼豬為‘拗相公’者。后人論我宋元氣，都為熙寧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雖然北宋并非亡于熙寧變法，但熙寧變法的惡果加快了北宋的滅亡過程，倒也是歷史公認的。北宋的疆域本來不大，到了南宋以后，偏安于江南一隅，能不給士大夫到引車賣漿者流一個大大的出氣口，以排泄?jié)M腔的悲憤嗎？
其實，說良心話，王安石沒有半點想傷害大宋王朝的想法。然而，面對這種江河日下、國破家亡的局面，他不得不成為首選的用來供眾人鞭撻的靶子。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你種下蒺藜，就得收獲荊棘。歷史必須要用很長的時間，才能消化乖戾；要經(jīng)反復的辯證，才能認清實質(zhì)。所以，對于為這場突如其來而且無法遏制，只能依賴老天爺不下雨以示警的手段才得以中止的變法，那些受害者訴說的欲望、泄憤的欲望、無所不用其極的唾棄的欲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沒有一種力量可以強迫人們遺忘一段歷史。即使鄭俠所呈上的《流民圖》是極個別、極局部的現(xiàn)象，難道因為王安石變法具有超歷史的意義，那些極個別、極局部，也是極真實的痛苦，就是理所應當?shù)膯?？
如果，李贄生于，如果，梁啟超長在北宋，我看他們兩張大嘴，未必會如此大刺刺地發(fā)表高見。
二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慶歷進士，任淮南判官，知鄞縣，歷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東刑獄提點，嘉yòu三年（1058）入為度支判官，上萬言書，要求“改易更革”。任直集賢院，知制誥。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1069），拜參知政事，力主“變風俗，立法度”，為年輕而極想有為的神宗所接受，于是實行變法。設置三司條例司，以呂惠卿主其事。熙寧三年（1070），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先后推行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法。用王韶發(fā)動熙河之役，取得對作戰(zhàn)勝利，熙寧五年（1072），永樂之役復大敗于西夏。又改革科舉，整頓學校，訓釋《詩》、《書》、《周禮》為《三經(jīng)新義》，遭到司馬光、文彥博、呂誨、呂公著和二程等人反對，他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思想進行反駁。由于新法在推廣應用過程中粗糙行事、強迫命令、與民爭利、引發(fā)騷動，遂出現(xiàn)市場凋敝、商業(yè)萎縮、百姓出走、農(nóng)田拋荒等現(xiàn)象。加之不良官吏苛稅牟利，無恥小人從中魚肉，以致民眾不堪新法之擾，有逃亡者，有自傷者，有背井離鄉(xiāng)者，形成強大的反對聲浪。曹太后（宋仁宗皇后，即慈圣太后）、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即宣仁太后，神宗生母）出面干預，神宗動搖。熙寧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罷相，出知江寧府。熙寧八年（1075）二月，復相。熙寧九年（1076）十月，再次罷相，退居江寧半山園。死后，先封舒國公，后改荊國公，所以又稱王荊公。
在中國歷史上，再也找不出比他更能引發(fā)爭議的人物了。從南宋以后，至元代編《宋史》，對其評價一路直下；而從以后，至“文革”批林批孔，行情重又看好。推崇者捧高到近乎于神，丑化者差不多將他描畫為鬼，如此天淵之別，是極為罕見的現(xiàn)象。在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心目中，基本上仍受傳統(tǒng)史書的影響，認為王安石的變法導致了北宋敗亡。
所著《傳》是一部向外國人介紹這位文學大師的書，后來翻譯過來很有影響。本書專門有“拗相公”一章。因為寫蘇東坡無法不寫王安石，不了解王安石在那短短不足十年間的政治活動，也就無法了解隨后四十年間蘇東坡的坎坷命運。林語堂是把這位拗相公作為的對立面來描寫的，而且認為蘇軾全部的不幸遭遇與王安石及其同黨的一連串的迫害分不開?！耙驗槟欠N朋黨之爭，籠罩了蘇東坡的一生”。北宋政權(quán)的朋黨之爭、宗派之爭、小組織活動、拉幫結(jié)伙行為與歷朝歷代相比，雖然不是更多，但也沒有更少。在熙寧變法以前，仁宗慶歷三年（1043），任參知政事，聯(lián)合富弼提出十項改革措施，即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nóng)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新政”推行不到半年，即被罷去職務，改革中止。盡管當時也有反對者，如呂夷簡，指認范仲淹與尹zhū、為朋黨，互相攻訐。但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時，對所有與自己政見不合的大臣進行無情的打擊，只要支持自己的改革大業(yè)，哪怕是一個無恥之徒也大加擢升。也就是司馬光上書神宗所說的：“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上一次的慶歷新政，對立雙方還停留在情緒的針鋒相對上。這一次的熙寧變法，第一，王安石的打擊面太廣；第二，懲治處分的力度太大；第三，他所起用的諸多干將被認可的程度極低，誠信度接近于負數(shù)；第四，由于這些新貴們暴得權(quán)力，在鏟除敵手的狠毒方面比王安石有過之而無不及。于是，這種朋黨之爭的合法化、公開化，便是神宗朝以后中央權(quán)力傾軋的重心。
作為文學家的林語堂，對蘇東坡文學之成就、為官之廉正、品德之完美、性格之平和崇拜得無以復加，整部傳記充滿了贊美的詞句。所以，他對王安石的評價較為負面，這也是一個作家對于筆下人物自然會生出來的愛或憎、肯定或否定。你可以不贊成這位作家的偏頗、片面，甚至顛倒、歪曲，但他有在自己作品中表達看法的權(quán)利。
在林語堂看來，王安石是一個“思想人品都異乎尋常”的“怪人”。但也認為，他的“學生時代很勤勉，除去語言學極糟糕外，還算得上是個好學者。當然是的一個主要的詩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無圓通機智處人治事之術(shù)，除去與他自己本人之外，與天下人無可以相處。毫無疑問，他又是一個不實際的理想主義者”。這自然與梁啟超稱王安石“為三代以下，中國唯一完人”的評價背道而馳。在梁啟超心目中，王安石“不僅為中國大政治家，亦為大文學家，其德量汪然若干頃之陂，其氣節(jié)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shù)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于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
梁啟超與“圣人”，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次維新變法的領(lǐng)袖，由于同具改革社會的抱負，同遇保守勢力的阻撓，最后，同遭失敗覆滅的命運。所以，他們對王安石的理解自然要比一般人深，對王安石的評價當然要比一般人高，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林語堂受到的是西方人文主義的教育，對于王安石除了政治考量之外，更有人格、精神、道德、品行以及其作為一個文學家的評騭，觀點不同，結(jié)論相異，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然而，對于這位北宋的政治家、改革家的評斷，我想還是有一條可以共同依照的標準。因為我們都不是曾經(jīng)生活在神宗年代的人，我們的全部研究工作都是憑借于當時或事后的種種史料，尤其接近于事件發(fā)生年代的史料，那就更具參考價值。對待這些史料，對待這些史料作者的立場觀點，對待這些史料中所描寫的人物和事件，其善與惡、真與偽、是與非、好與壞，就得遵循對于人類價值觀的基本認識，就得按照對于社會發(fā)展史的整體把握，就得體現(xiàn)對于人文精神的終極關(guān)懷，才能作出我們自己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結(jié)論。
林語堂的這本傳記在大陸出版時，編輯在書后地指出（因為剛剛過去的“文革”運動，其落幕劇批林批孔，將王安石抬到嚇人的高度，故而余威仍在，不得不有所顧忌），“作者對王安石變法的評述持的是保守派觀點。王安石力主‘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抑制大地主大官僚，以期富國強兵，推行了一系列變法措施，盡管因種種緣由（其中包括保守派的頑固反對）未臻預期效果，但作為一次改革運動，在歷史上是有進步意義的”。難道因為“在歷史上有進步意義”，站在這場變法運動對立面的人士，就必然要成為蒙羞受辱的對象嗎？
事實上，回顧1070年的熙寧變法，王安石想做什么和做成什么，是要用兩分法來看的。只是一個停留在腦海的夢幻花園，而沒有隨之而來的展現(xiàn)在眼前的完美世界，所謂的“進步意義”，其實也是一句空話。如果我們根據(jù)當時和后來的文獻資料回顧這場持續(xù)多年的政治運動，會發(fā)現(xiàn)“有進步意義”的王安石的對立面必然是“有退步意義”的司馬光、韓琦、富弼、呂誨、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等人，以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王安國，他們難道不知道與王安石針鋒相對的時候，實際上是和支持王安石的神宗皇帝對著干嗎？他們要是沒有崇高的理想，要是沒有值得為之犧牲個人仕途、前程的價值觀，要是沒有哪怕流放貶謫也要堅持真理的勇氣，恐怕也不會獲得當世和后代如此的景仰了。
據(jù)宋人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故公之退十有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溜河馬鋪，晨起行，見村民百人，歡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為宰相矣。’余以為雖出于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睋?jù)宋人張的《云谷雜記》：司馬公“及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shù)。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nèi)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姆絹頃嵴邤?shù)萬人”。
民眾之所以有如此擁戴的行為和舉動，是因為他們的文章和言論反映了當時不堪變法之害的民眾心聲和無法承受變法之害的痛苦。這種文化良知、社會責任、人類公義、道德承擔，是作為民眾喉舌的中國文人的作品在文學史上不朽的原因。
李亞平先生所著《帝國政界往事》中這樣反躬自問：“由是觀之，如果一定認為他們代表了大貴族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代表了某種僵化、保守的政治立場才反對變法的話，我們就必須同意這樣一個前提，即：蘇東坡在寫下所有那一切輝煌文字的時候，實際上是口是心非的。在政治上，他們落后而反動；在經(jīng)濟上，他們貪婪而自私；在文化上，他們虛偽而心理陰暗；在個人品德上，他們狡詐而偽善。否則，我們勢必無法自圓其說。然而，我們所受過的所有教育、一切歷史知識和生活常識，都在告訴我們，事實不是這個樣子的?！?
理性而不是感性，更不是賭氣地解讀歷史，既是為文之道，也是為人之道。
三
正如林語堂的這部《蘇東坡傳》成為當代追捧推崇王安石的大佬們、粉絲們所竭力否定的書一樣，宋人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也是歷來為王安石辯誣正名的專家、權(quán)威、名流、教授最深惡痛絕的書籍。其中某些名列廊廟的扛鼎人物，對于邵伯溫這本小冊子，那不可容忍的切齒之恨，那口出不遜的罵詈之聲，簡直到了好笑的程度，實在有失風度。
邵伯溫活了七十八歲，這一輩子可未得安生。早年趕上王安石變法，中年經(jīng)歷元yòu黨爭，晚年又遭遇靖康之禍，南渡以后，衰邁年暮，回顧以往，不勝唏噓，遂有寫作此書之志。他說：“伯溫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xiāng)黨，游宦學，得前言往行為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后死者之責，類之為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看來，這不過是他個人的一部回憶錄，自然也是他自己所經(jīng)所歷、所感所想的人生總結(jié)。因此，后人沒有理由要求他必須寫成一部準確無訛的正史，而他也沒有義務扮演毫無個人色彩的史官角色。他說得很清楚，由于父親邵雍的緣故，他得以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富弼相過從，那時，他才十二三歲，“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肮獾纫嗲惠呅?，與伯溫為再世交”。因此，前輩身影，先賢言行，時事世故，宦海浮沉，便是他這本回憶錄的主要內(nèi)容。由于他“聞見日博，而尤熟于當世之務”，不可能不涉及熙寧變法、元yòu黨爭，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受其父以及諸位前輩的影響，而持反對變法的立場，隨后又因入黨籍遭到迫害。據(jù)說，凡入黨人碑者，連開封的城門都不準進，他遂成為一個王安石的鐵桿反對派，自是順理成章之事。
本來，知其人，讀其書，信其所信，不信其所不信，是讀書人應有之義。但邵伯溫這部書確實厲害，因為在他筆下，悉為難能可貴的第一手材料，便具有相當?shù)臋?quán)威性，竟能起到左右歷史的作用，以致李燾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脫脫的《元史》，涉及王安石變法的史料，也多沿用此書的說法和見解，一字千鈞，遂為定論，這也是那些為王安石辯誣正名者最為惱火的事。說到底，邵伯溫只是盡后死者之責，記錄下他所知道的事實，不過是一家之言罷了。你信即是，你不信即不是，與邵伯溫無關(guān)。
但值得人們玩味的是，為什么他的這本小冊子竟成為一段信史？因為這與當時人們對這場大失敗進行尋根究底的大趨勢合拍。北宋滅亡以后，痛定思痛的中國人（自然也包括那些沒有話語權(quán)的普通老百姓），不得不思考我們?yōu)槭裁匆獜暮勇逯性氖谰庸释羴淼介L江以南的水鄉(xiāng)澤國，或走投無路、流離失所，或依人籬下、羈旅江湖？于是，從亡國之恨推溯上去，必然就是靖康之恥；而靖康之恥，又是、蔡京貽禍中外的結(jié)果；蔡京和童貫之流得以肆虐天下，又與元yòu黨爭中好人被逐、小人得勢分不開；接著上推，元yòu黨爭正反兩面貼燒餅式的惡斗，又是熙寧變法中支持與反對雙方較量的延續(xù)；再往上，還有什么好找的，我相信南宋當時大部分臣民，會得出一致結(jié)論：國難家禍之源，皆因王安石的強推新法而起。誰的心里都明擺著一本賬，從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澶淵之盟起，至宋仁宗，至宋英宗，至熙寧三年（1070）宋神宗實施變法止，六十六年間過太平日子，而新法一實施，世亂便隨之而來。不唯王安石是問，還有其他發(fā)泄怨恨的渠道嗎？
宋欽宗時的國子祭酒楊時的奏章，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看法了。他說：“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shù)，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于數(shù)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這對王安石來說，當然是不公平的。變法，宋亂，而后亡；不變法，宋也亂，而后同樣會亡。邵伯溫此書當著于楊時的奏章以后，他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宋亡之過在王安石，但話里話外卻是有這層意思的。在這本書里，雖然他說了王安石的長處，如好學不倦、廉潔勤政、不近女色、兄弟友于，但也認為他“偏執(zhí)”、“奸詐”，是一個“外示樸野、中懷狡詐”的人物，對其“變亂祖宗法度”、“禍害國家”、“勸人主用兵”、“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的批判，與楊時持相同看法。但這部書能留存下來成為解讀那一段歷史的重要資料，一是它第一手的史料價值，二是它符合了人心民意。我想，這也是簇擁王安石進行變法改革的追隨者以及他退出歷史舞臺后的那些精神上的黨羽沒有什么史料記載得以存世的緣故。從至今尚能讀到的蔡絳《鐵圍山叢談》來看，證明這類書不是沒有，而是曾經(jīng)有過，不過，統(tǒng)統(tǒng)湮沒無聞。
老百姓雖然永遠是無聲的一群，然而他們的唾棄，卻是最可怕的懲罰。
在這部書里，邵伯溫談到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有其精彩的論斷，通常不大為人提及，或以為是老生常談而一筆帶過。其實，任何朝代，任何制度，凡著意變法改革者，都必須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事?！巴跚G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zhí)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荊公知行于一邑則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
行之一邑則可，行之天下不可，這就是必須摸著石頭過河的道理所在。
四
在被王安石辯誣者視為“惡意虛構(gòu)”和“無恥讕言”的邵氏《聞見錄》中，有一則關(guān)于蘇東坡被王安石排擠出開封，繼又遭遇詩獄的記載，大概接近于歷史的真實：“王介甫與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神宗欲以子瞻同修起居注，介甫難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故用為開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論事無諱，擬廷試策獻萬言書，論時政甚危，介甫滋不悅。……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惡之。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訕。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獄，欲殺之，神宗終不忍，貶散官，黃州安置。”
這里提到的呂惠卿、李定，還有曾布、章dūn、舒、鄧綰等被王安石起用的新法支持者，無論在當時或是后代，都被視作聲名狼藉、品行不端的人。雖然，近年來經(jīng)過不斷地漂白、洗刷，諸如呂惠卿的出賣告密，諸如李定的匿喪不報，諸如鄧綰的“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當之”，都有了新的說法。看來，元人所編的《宋史》，囿于南宋士大夫?qū)τ谖鯇幾兎ǖ某梢?，受到反映民眾心理的話本《拗相公》的影響，因而將其中部分人物納入書末的《奸臣傳》中，也許將來重新編寫北宋這段歷史的時候，有可能恢復歷史本來面貌。
其實，現(xiàn)在將王安石重新定位為大政治家、大改革家，連同他的這些雇傭軍也一一扶上尊位，實在是一種徒勞的努力。因為王安石雖為改革家，那些人未必都與他一樣抱著改革的理想；王安石雄才大略，那些人未必都與他一樣高瞻遠矚、縱橫古今；王安石道德高尚，那些人未必都與他一樣律己甚嚴、廉潔奉公。王安石和他們只有工作中的上下級關(guān)系，而不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從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從事這項偉大事業(yè)。王安石未嘗不希望與司馬光、韓琦共襄盛舉，未嘗不盼著蘇軾、蘇轍為其羽翼，然而，道不同不相為謀，這就是這位偉大政治家的性格悲劇了。于是，他不得不在干部的物色選擇上，舍本逐末，退而求其次，求其再次，求其次之又次。連他兩個親弟弟都棄他而去，可以想見，當他兒子王――唯一支持他新政的骨肉，不幸早逝，對他是多大的打擊了。
因此，他與他的支持者的關(guān)系，說白了，就是老板和伙計。他們所以投奔王安石，因為在司馬光、韓琦、富弼、呂誨、歐陽修那些資深政治家眼中，他們怎么能有蘇氏兄弟那樣的前景呢！所以，當王安石的雇傭軍有條件實施反攻倒算時，拿蘇軾祭刀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林語堂并沒有費太多的筆墨去寫王安石對于蘇軾的迫害，但元豐七年（1084），蘇軾調(diào)任途經(jīng)南京與王安石見面時，是有過交鋒的。“王安石失敗之后，蘇東坡在金陵遇見他，斥責他發(fā)動戰(zhàn)爭，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說呂惠卿當負全責。此不足以為借口，因為王安石本人堅持嚴酷對付反對派，而且在熙寧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呂惠卿因父喪去職期間，王安石在京師成立用以偵察批評朝政者的特務機構(gòu)”。
林語堂還寫到了王安石對于蘇東坡公開反對新政而進行的報復，那是蘇東坡平生第一次差點吃官司的細節(jié)：“蘇東坡（因反對變法，三次給神宗）上書以后（這是頗讓王安石不開心的事情，不過，因為蘇東坡職卑位微，王安石可以不必在乎他），熙寧四年一月起任判官告院權(quán)開封府推官，在任期間，他出了一道鄉(xiāng)試考題《論獨斷》，這觸怒了王安石（這當然是一次對他權(quán)威的公開挑釁），蘇東坡立遭罷黜。”隨后，“王安石的親戚兼隨員謝景溫，挾法誣告。當時流傳一個謠言，說蘇氏兄弟運送其父靈柩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wèi)兵，并購買家具瓷器，并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蘇氏兄弟運靈所經(jīng)各省路途上，從船夫，兵卒，儀官搜集資料”。后來查無實據(jù)，此案遂告寢息。但誰都知道，謝的發(fā)難與王的授意分不開。
在宋人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亦載有此事。卷二百十四紀：“景溫與王安石聯(lián)姻，安石實使之窮治，卒無所得?！本硭陌俣患o：“景溫天資奸佞，素多朋附。熙寧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為知雜御史。是時，蘇軾方忤安石，景溫迎合其意，輒具彈奏，謂軾丁憂歸蜀，乘舟商販，及朝廷下逐路監(jiān)司體量，事皆無實。”在《太平治跡統(tǒng)類》卷十三《神宗任用安石》中記載：“范鎮(zhèn)舉軾為諫官，軾前丁母憂，多占人船，私販蘇木。安石下淮南、江南、東西京湖、北夔州、成都六路，體量其狀事不實，士論薄之?！本矶濉短K軾立朝大概》記載：“軾有外弟，與之不葉，安石召之，問軾過失，其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木等事。安石大喜，未有以發(fā)也。會舉諫官，范鎮(zhèn)以軾應詔，謝景溫恐軾為諫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官場上鉤心斗角、機關(guān)算盡，都是司空見慣的。道德再高尚的政治家，要想絕對不趟渾水，也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還是將這位官不算大，文章聲名卻比自己響亮的同行，逼出了京師?？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耳朵邊沒少給這位政敵加油添醋、造謠生事?！堕L編》卷二百十四記載：“上又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在遠，軾以奏稿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瓷器?！庠?：‘凡責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于李定之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臺官。’”
然而，惹不起躲得起的蘇軾還是到杭州為太守去了。不過，躲過初一，沒躲過十五，烏臺里坐著的御史，王安石提拔起來的爪牙，又將他拘押在大牢里。
在神宗強烈支持下，王安石變法諸多措施終于一一出臺。他大概沒料到輿論大嘩、天下大亂。他作為大政治家、大思想家，是當時和后來所公認的；但從來沒有一位研究他的學者認為他具有行政能力、管理經(jīng)驗，具有靈活機智、應變圓通的素質(zhì)，是能夠從容進退、周旋回轉(zhuǎn)的領(lǐng)袖人物。他連自己的私生活都不善料理，焉談其他？這樣一位高智商而低能力的學者型干部，為領(lǐng)導者出謀劃策，可以；，則不行。不要說北宋時期因循保守的政治體制和顢頇臃腫的官僚架構(gòu)，更不要說幾乎不跟老百姓打一聲招呼，把人嚇一個跟頭的改革大計像雷陣雨似的傾盆而來。
說過，治大國如烹小鮮，經(jīng)不起像烙餅似的翻來覆去。而北宋王朝一百多年茍且生存下來，如同一只即將散架、漏水不止的木桶，你王安石不是采取小修小補的保守療法，而是大卸八塊，這只桶不完蛋，焉有他哉？王安石充滿自信伸出兩只手對神宗皇帝講，你看，每個手有五根手指，從理論上講，一下子按住十個跳蚤是絕對有可能的。這是笑話，然而也是熙寧二年的事實。
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覺得大宋王朝需要改革；但沒有一個有頭腦的人，會贊成王安石這樣的改革。
你是在進行改革，而不是在進行革命。中國歷史上所有熱衷于用革命的手段來實施改革的政治家，無不碰得頭破血流。革命允許暴力，暴力可以摧枯拉朽，反對派敢齜牙，只要手里有槍桿子，二話不說，馬上擺平。這只舊桶老子不要了，另造一只新桶，這叫革命。而這只桶再壞再破，也不能一腳踢掉，要加固，要堵漏，要去朽，要更新，這才叫改革。因此，改革就得和顏悅色，就得和風細雨，就得由點而面，潤物無聲地細致工作。中國人，中國農(nóng)民，特別是中國農(nóng)民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所形成的求穩(wěn)心態(tài)、怕亂心態(tài)、茍全心態(tài)、保守心態(tài)，沒有二三十年把一切細節(jié)都做到家的扎實功夫，想收到改革的成效，想享受改革的成果，如王安石這樣的冒失行事，不失敗才怪。
有論者說，他是一只叫得太早的公雞。其實，說準確點，他是一只想自己下蛋的公雞，因為他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五
公元1898年6月11日（清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的春天通常都是從玉蘭花的綻放開始的。這一天，光緒正式頒布《明定國是詔》，“戊戌變法”正式出爐。康有為顯然考慮過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很大程度上在于遭到保守派的抵制，于是，他對光緒建議：“請皇上勿去舊衙門，而唯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唯漸擢小臣。彼守舊大臣向來本無事可辦，今但仍其舊，聽其尊位重祿，而新政之事，別責之于小臣。則彼守舊大臣，既無辦事之勞，復無失位之懼，則怨謗自息矣！”急于改革的光緒皇帝，第一個行動就是廢科舉。當時，維新派第二號人物梁啟超，對此興奮得不能自已，說：“海內(nèi)有志之士讀詔書皆酌酒相慶，以為去千年愚民之弊，為維新第一大事也?！眴栴}在于，光緒和宋神宗犯了同一個錯誤，從五月起，他迫不及待地發(fā)出一道道詔書，下令各地方推行學堂、商務、鐵路、礦務……短短三個月，其頒發(fā)的新政諭旨比神宗還要多，達二百八十多件。結(jié)果，頤和園內(nèi)那棵開得稍晚一點的辛夷，也就是紫色的玉蘭花還未落盡，在滿地花瓣的頤和園的漪瀾堂里，老佛爺像捏死一個臭蟲似的，使百日維新胎死腹中。雖然，她是主刀者，但在她身后其實是絕對不許觸犯其利益的保守派所組成的銅墻鐵壁。
改革派有時想得十分單純，以為天下人都如大旱之望虹霓一樣期盼著他們舉起義旗，來挽救破木桶似的政權(quán)。孰不知舉國上下，擁護者甚少，反對者甚眾。王安石所碰到的，也是康、梁所碰到的。光緒只有一位太后，而神宗卻有好幾位太后。雖然這位理想主義者被譽為“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在“批林批孔”之際被尊為法家的杰出代表，但卻沒有任何高招可以應對女流之輩。老太太們一流淚，王安石只好卷鋪蓋走人。
變法之初，得到神宗絕對信任的王安石，意氣風發(fā)，確實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也沒有估計到可能的反撲。所以，當他知道范鎮(zhèn)上書反對他，“大怒，持其疏至手顫”。有一個叫呂陶的官員，“其初應制科，時值王安石方行新法，陶對策言，愿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安石讀卷，神色頓沮，神宗使馮京竟讀，稱其有理。而卒為安石所抑，僅得通判蜀州”?？梢韵胂笏麣饧睌牡臉幼?。接著，他又犯了一連串策略性的錯誤，樹敵過多，全面出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從不爭取盟軍和友軍的支持，也不放下身段去說服那些持不同意見者，甚至下手打擊那些完全不必打擊的反對者，聽不得任何相反的聲音?！坝谑?，呂公著、韓維，安石借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zhèn)，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結(jié)果，如劉述、程頤、劉摯、劉琦等御史，如范純?nèi)?、李常、孫愈等諫官，如歐陽修、富弼、文彥博、曾公亮等名臣，也都被王安石排擠出朝。這樣一個人皆為敵的刺猬型人物，要能混得下去，豈非咄咄怪事？
后來的事實證明，保守派也非鐵板一塊。當司馬光復出全部否定新法的時候，蘇軾并不認同這種做法，曾與之爭辯，新法該去者去之，可不去者留之，可去可不去者也不必一筆勾銷，擇其善而去其惡，而獲罪于當局?，F(xiàn)在，再看蘇軾在熙寧二年《上神宗皇帝書》中所說“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嗟”，他的重點是在老百姓的不能承受上，并非全部否定變法。他認為新法在具體落實的過程中，過于與民爭利，層層盤剝，法令峻急，求速傷民，老百姓深受其害。
據(jù)宋人王《燕翼貽謀錄》，可見實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上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譙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贝杭窘杞o農(nóng)戶小額低息貸款，秋后還款付息，這樣農(nóng)民國家均得利，本來無可非議，但在執(zhí)行的過程中卻變成誆騙農(nóng)民的一個局。譬如保甲法，老百姓為了逃避攤派的軍費和被抓壯丁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fā)生了多起自殘事件。再譬如保馬法，分戶領(lǐng)養(yǎng)軍馬，平時自用，戰(zhàn)時軍用，王安石想得太天真，他以為馬是水牛，有青草吃即可，殊不知當時大半江山都在長江流域一帶，根本不適合馬的生存，而把馬養(yǎng)瘦了、養(yǎng)病了或者養(yǎng)死了，飼馬戶便要受到責罰。諸多事實擺在面前，蘇軾才三次上書神宗，亟論此法之弊。
據(j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詔收還司馬光樞密副使告敕，仍舊職。先是上欲光置兩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為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如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擢在高位，則是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觀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笨此谏褡诿媲敖赖倪@頓舌頭可知：第一，量小非君子；第二，絕對容不得反對派；第三，把所有可能爭取的同盟者，都推向?qū)α⒚?。我想，“拗相公”的“拗”，顯然是從他的思維易走極端而來。我始終相信，王安石想將蘇東坡送上斷頭臺的最致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為蘇的《上神宗皇帝書》，也不完全因為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輕，到文人相妒，到文人要把文人干掉的惡心理。他尤其在意蘇軾，一舉一動，全在眼中。因為蘇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間，惺惺相惜者少，相輕相妒者多。如果僅僅是文友，也許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緊張，現(xiàn)在這兩個人既是同行，又兼政敵，那就如同荒野里兩條狼相遇，必有一場較量發(fā)生。
蘇東坡的詩詞歌賦，甚至為皇帝擬的詔書文告、道德文章，都要勝王安石一籌。清袁枚在《隨園詩話》里說：“王荊公詩無一句自在，故其為人拗強乖張。”就沖王之矯揉造作，蘇之坦蕩率真，兩種性格上的差異，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別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實際上的二流作家的地位，尤其不能忍受蘇東坡根本不把他當回事的調(diào)侃。但就看他起勁反對的那些政敵，司馬光、歐陽修、蘇軾，都是在文學上有建樹的大家，我又不禁在政治大義之外小人心胸一下。因為文人，通常不能寬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王安石是毫無疑義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還是存在某些差別，因此，借助于非文學的手段，將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的下作了。
讀王安石未發(fā)跡時《上歐陽永叔書》之二中“某以不肖，愿趨走于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這幾句話，頗有“文革”中寫效忠信的那股卑微口氣，就像嗑瓜子嗑出一個臭蟲似的，讓人大不以為然。接著讀《宋史》，知道曾經(jīng)將王安石介紹給歐陽修，歐“為之延譽”，王才漸漸得志?？伤芸彀炎钤绲臓烤€人拋到一邊。再后來，青云直上的他，把曾經(jīng)提攜過他的歐陽修也要排擠出政壇。如此斷情絕義，就頗令時人所不齒了。有人建議應該留下這位有經(jīng)驗的政治家，王安石說：“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最終還是把歐陽老逐出開封，到安徽滁縣去筑醉翁亭了。
所以，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是文學家；蘇相反，第一是文學家，第二才是政治家。政治家允許自己無恥，而文學家至多允許自己風流。能夠做到徹底無恥的政治家，往往一往直前，永操勝券。王安石最終還是凄凄惶惶地回到了金陵，回顧他為相八年，權(quán)勢達到頂點，但也只是把他所有的政敵統(tǒng)統(tǒng)逐出開封而已。說到底，只因為他還是個文學家。作為一流文學家的蘇東坡，確實風流倜儻一輩子，作為二流政治家的蘇東坡，也為小人忌惡擠排了一輩子。
《邵氏聞見錄》說到他們兩人在金陵相見的情景。“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彼詾樘K還放不下元豐二年（1079）被關(guān)進大獄，他的那些黨羽李定、舒是如何要判以死刑的事情。但蘇子瞻并不計較個人恩怨，而是說“‘某所言天下事也?！楦ιㄔ?：‘姑言之?！诱霸?：‘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shù)興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啟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某須說?！衷?：‘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為惠卿發(fā)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曰：‘子瞻日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子瞻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后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
常失敗的蘇對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雖空間有限，但時間無窮，政治總是短期性的，而文學則長在不敗。表面上的蘇敗了，精神上的蘇并不敗。顯赫過的王對蘇就看不大透，雖然眼前這個手下敗將曾經(jīng)將他扳倒過，時過境遷，竟連一點贏的感覺也找不到，顯得拘謹而戚戚，惶惶而不安?？磥?，清人王夫之著《宋論》一書，在神宗一章將王安石定位在“小人”這一格上，也許不是誅心之論。
六
也許因為王夫之是太重要的史學家，這個著實不客氣的結(jié)論問世之后，三百多年，沒有一位為王安石辯誣者出來質(zhì)疑或者反對過。
一個有分量的人說了一句有分量的話，盡管事實并非完全如此，但駁詰的異議終于被這位大師的盛名遠譽給蓋住了。雖然近年來王安石重新被認識，被高置到了大政治家、大改革家、大思想家、大文學家，甚至，還有大軍事家。中國人要是神化起一個人來，遍體貼金，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王夫之說，“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王安石稱為奇策而聽之。誠奇矣。唯其奇也，是以進無尺寸之功，而退有丘山之禍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濟之，可以暫試，不可以常用，可以脫險，不可以制勝，可乘?？芏倨?，不可御強敵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后可奇也”。接著，這位史學家批判王安石：“舍正用奇，而恃奇以為萬全之策，此古今畫地指天之妄人，誤人家國者所以積也。”
據(jù)宋人陳善《捫虱新話》：“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頗悔恨，棲心空寂，冀有以洗滌之?！睋?jù)宋人李昌齡《樂善錄》：“王韶晚年頻悔取熙河事?！币驗橥醢彩С职l(fā)動的這場與西夏的熙河之戰(zhàn)，導致元豐四年（1081）宋軍損失慘重的靈州之戰(zhàn)，接下來，引發(fā)元豐五年（1082）宋軍基本覆滅的永樂之戰(zhàn)，都是由這一次小勝而鼓動起來的動武狂熱。王韶固然成就了帶括號的“大軍事家”王安石，但之后的大敗，卻令這位將領(lǐng)永遠也不能釋懷，多少將士死在了那干旱無水的沙漠孤城啊！也是一則宋人筆記，洪邁的《夷堅志》里講了這樣一個神怪故事，讀來令人不勝恐怖：“王厚，韶長子，位至節(jié)度使。一日家集，菜碟內(nèi)蘿卜數(shù)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案上。眾皆愕然。厚怒，悉取食之。登時嘔吐，明日死?！边@種離奇的想象，都和神宗元豐年間的戰(zhàn)爭死了太多的將士有關(guān)。
因此，我們在評斷一個歷史人物時，不能就其動機之善良，愿望之真誠，初衷之美好，言辭之動聽就認為他了不起。還是要看其實踐，看其結(jié)果，看其后效，看其對于歷史所起到的作用，才能得出比較實事求是的準確看法。我始終認為，即使最偉大的人物，也有其不足之處。何況，王安石離偉大尚遠。所以，王夫之對他的定位，還是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王夫之在為王安石定性時，先劃清了君子和小人的區(qū)別：“君子之道，有必不為，無必為；小人之道，有必為，無必不為?！?
為，就是做，就是行動，所謂“聽其言，觀其洛陽seo牛廣行”，怎么為，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觀察指標。他認為：君子做事情，一、有絕不可做的事情；二、沒有絕對要一定做成的事情。而小人做事情則不同。在他們看來，一、不但有必定要做成的事情，不達目的，誓不罷手；二、沒有不可以去做的事情，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在乎。這就是說，君子有能夠約束自己的定力，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量力而行，不可做的事，就堅決不去做，界限很清楚，不越雷池一步。而小人當?shù)赖脑?，他們就無顧忌，無制約，無法度，無規(guī)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哪怕是不可做不該做的，也敢去做。
王安石這個政治人物，在宋以后，一直延至清末，從來是作為一個負面形象出現(xiàn)在歷史讀物里面，這也是普通中國人的共同觀感。雖然，王夫之也說過“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北宋王朝的最后滅亡是必然趨勢，與用不用王安石沒有什么關(guān)系。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內(nèi)，所推出的一系列讓老百姓目不暇接的改革大法，諸如青苗、方田、均輸、手實、市易、經(jīng)義、保甲、免役、保馬……還不包括輕啟邊釁，動兵打仗，收復失地。任何一個中央政府，除非十惡不赦的暴君或者神經(jīng)錯亂的昏君，都不可能一個早晨起來全面出擊，馬上進行徹底更改，立刻要求萬象更新，這簡直是顛覆性的劇變。
姑且不論王安石的新法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為群眾接受，其推廣實施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其組織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實效治理，在這一切都還未定之時，就匆忙地頒布全國，強制推行。這對積弱的北宋政權(quán)來說，猶如對沉疴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實施劇烈的手術(shù)。越是折騰得厲害，王朝的滅亡也越快。
故王安石之允為小人，無可辭也。安石之所必為者，以桑弘羊、劉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堯舜之道。則固自以為是，斥之為非而不服。其必不可為者，起大獄以報睚眥之怨也，辱老成而獎游士也，喜諂諛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誹謗也，毀先圣之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產(chǎn)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而舍宅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窮瀕死而必不為者也。乃安石則皆為之矣。抑豈不知其為惡而冥行以蹈污涂哉？有所必為，骨強肉憤，氣溢神馳，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則荊棘生于腹心，怨毒興于骨肉；迨及一躓，而萎縮以沉淪，其必然者矣。（王夫之《宋論》）
接下來，王夫之談到王安石匆匆忙忙強推新法之敗因：
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違者天之時；任民之憂，而不能拂者民之氣。思而得之，學而知其未可也；學而得之，試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猶以為疑，則且從容權(quán)度以待人之皆順；如是猶不足以行，反己自責，而盡其誠之至。誠至矣，然且不見獲于上，不見信于友，不見德于民，則牽身以退，而自樂于天。唯是學而趨入于異端，行而沉沒于好利，興羅織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則弗待遲回，而必不以自喪其名節(jié)。無他，求之己者嚴，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勝也。唯然，則決安石之為小人，非苛責之矣。
王安石之敗，就敗在他不明白改革是一個緩慢漸進、徐圖發(fā)展的過程，是一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過程，也是一個面對最頑固最保守最害怕變化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需要說服和示范、需要等待和耐心的過程。歷代的改革家無一取得成功的原因，與王安石一樣，就在于用革命的手段來進行改革。殊不知革命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通常，我們對革命的理解，最直接也是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話便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就是說，在革命的過程中，暴力、強迫、專政、武裝的因素是少不了的。改革雖然也不是請客吃飯，但對被改革的普通群眾而言，得不到實惠，嘗不到甜頭，也就是王夫之所說“人猶以為疑”，那就“且從容權(quán)度以待人之皆順”。
在王夫之看來，王安石用革命的手段強行變法，屬于非君子而是小人的行為。
中國歷史上的維新、變法、改良、改革，從、桑弘羊起，到康梁、譚嗣同止，未獲成功的原因非常復雜，但重要一條，這些領(lǐng)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國才能和足夠的人格魅力，坐而論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這些人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精于謀劃的如此，亂來一氣的王安石尤如此，所以，王比張的政治壽命更短。幾年之內(nèi)，把宋朝搞得一團糟以后，就回南京賦閑去了。
七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神宗，一為宋神宗趙頊，一為明神宗，他們之所以著名，是因為都搞過成功或不成功的改革。
明神宗支持張居正新政，倒是一直堅持到這位首輔壽終正寢。但張師傅一死，皇帝翻臉，滿門抄斬，雞犬不留，也還是半截子改革。“明亡，實亡于神宗”（《明史》本紀），張的新政也救不了頹敗的大明王朝，明朝從此一蹶不振，直到吊死煤山。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宋史》本紀），這個半截子改革，不但未能奏效一時，而且導致黨爭分裂，互訐不止，北宋從此益發(fā)衰弱，最后只好南渡。
趙翼在《廿二史記》“王安石之得君”一文中，認為熙寧變法的失敗不能全歸罪于王安石，趙頊其實要負更大的責任。“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張法令，馴至靖康之難，人皆咎安石為禍首。而不知實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边@個趙頊“自命大有為之才，為潁王時，即與韓維論功名”，“意在用武開邊，復中國舊地，以成蓋世之功”，是一個有雄心的年輕皇帝，抱負很大，但滿朝文武沒有一個人支持他，因為大宋王朝這只破漏的木桶已不堪一擊，不進行自我修繕完備，焉能有興兵討伐、恢復疆土的戰(zhàn)爭計劃？曹太后說得更明白：“茍可取，則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這其間，并非所有與趙頊唱反調(diào)者都是貪生怕死之輩，因循守舊之徒，都甘心情愿花大筆銀子和絲綢向外邦買和平。很多頭腦清醒的人士分明知道，面對冗官、冗兵、冗費的不可收拾，大宋王朝如同一條超載的船，不馬上下沉，就托天之福了。因此，陛下，您的雄心盡可以有，輕舉妄動卻是絕對不行的，趙家江山到了今天，根本不能再承受任何風浪。
到處碰到的都是搖頭派，都是滅火器，弄得趙頊很郁悶。他穿上戎裝，戴上盔甲，讓太后看，以為能討個好，兩位老太太直皺眉頭，不以為然。大臣富弼在他即位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愿陛下二十年不談兵?！彼?，“安石一出，悉斥為流俗。別思創(chuàng)建非常，突過前代”，這讓他一下子找到了知音。這個王安石真敢忽悠這位多少有點卞急、稚嫩的年輕皇帝：“當什么啊，那算老幾，你是應該當堯、當舜的料，那才是陛下的學習榜樣！”于是，“帝遂適如所愿，不覺，如膠投漆，則傾心納之”。這樣，王安石將其多年積累下來的改革主張推行到帝國的政治生活中來。趙翼總結(jié)得非常準確，這個趙頊是要打仗的，不打仗，如何收復失土，不收復失土？如何能立不世之功勛？于是，“欲用兵必先聚財，于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財必先用人，于是呂惠卿、章dūn之徒進。雖舉朝爭之，甚至內(nèi)而慈圣光獻太后，外而韓琦、富弼諸老臣，俱以安石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護之愈堅，故當時有謂帝與介甫如出一人者”。
說到底，理想主義者的美麗言詞最能打動的是熱血沸騰的青年。王安石和神宗的合拍，就是為了那近乎神話的光明前景。而一個生于深宮禁院，長于婦人內(nèi)侍之手，只是在書本里學習孔孟之道，只是從老師那里聆聽古訓，既少接觸社會生活，也少參與政治活動，常居東宮的趙頊，偏又有“好大喜功之資”，正好，“王安石出而與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
所以，趙甌北平心而論：“然則非安石之誤帝，實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誤也?！?
王安石的改革思路的最早藍本在宋仁宗時代曾經(jīng)小試鋒芒，但仁宗不是神宗，未予賞識，寢其言不用，淹蹇而歸。若干年后，神宗對他寵信有加，他也以圣人自居，要用他的新法使大宋王朝起死回生。然而，在變法失敗的同時，這位要打仗的年輕皇帝，在王韶取得熙河之勝后，一心求戰(zhàn)，“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試于西，靈武之役，喪師覆將，涂炭百萬。帝中夜得報，起環(huán)榻行，徹旦不寐”。隨著戰(zhàn)爭的失利，元豐八年（1085）三月，三十八歲的趙頊，走到了生命的終點。按照謚法，“民無能名，曰神”。下有一個小注：“不名一善?！边@四個字對同為神宗的前后兩位皇帝，倒也蠻堪玩味。
趙頊死后的次年，元yòu元年（1086）四月，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軍事家”王安石，也離開了人世。
偉大，是中國人用得最多的一個詞匯，但要給一個人加上“偉大”這個定語，我們不能看他“說”得多么偉大，“想”得多么偉大，而是要看他“做”得多么偉大，對于時代的“貢獻”多么偉大，在老百姓心里的“形象”多么偉大。光有前面兩個偉大，而無后面的三個偉大，任憑你花言巧語，強詞奪理，也難以真正偉大。南宋的朱熹說：“安石以文章節(jié)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jīng)濟為己任。遭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而安石乃汲汲于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財利兵革為先，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際，而禍滋極矣！”也許這是對這位“拗相公”比較準確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