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個大文學(xué)家、大政治家，但也是個大怪人。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記載：“王荊公不善緣飾，經(jīng)歲不洗沐，衣服雖敝，亦不浣濯。與吳沖卿同為群牧判官，韓持國在館中，三數(shù)人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為荊公番，號‘拆洗’。王介甫云出浴見新衣輒服之，亦不問所從來也?！?
“經(jīng)歲不洗沐”，“衣服雖敝，亦不浣濯，其實也沒什么了不起，但《宋史`王安石傳》里說：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蛞鹿覆讳?，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边@就有點莫明其妙了。世風(fēng)好諛，大人物的一舉一動，哪怕放個屁，追隨者也會頂禮膜拜的，所以，才有“馬屁精”這一美稱。不過，衣服穿舊穿臟不洗，臉上有污垢也不弄干凈，就能和“賢”聯(lián)系上，真讓我佩服那些馬屁精的想象力。也許他們心目中的賢人，從內(nèi)到外都不那么干凈吧。 蘇州易優(yōu)閱讀寫作精華課，（tel:181-1815-9898）有趣、有用、提分快
宋彭乘《墨客揮犀》里還記載了另外一個小故事，也可見此公的性格?！巴跚G公為小學(xué)士時，嘗訪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取絕品茶，親滌器烹點，以待公，冀公稱賞。公于夾袋中取消風(fēng)散一撮，投茶甌中并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兇笮?，且嘆公之真率也。”這個烹絕品茶、希望得到王安石稱賞的人，大概也屬“馬”派。一個食不知味的人，有什么真率可嘆？說得好聽些，無非是不通曉，或者假裝不通曉人情世事的怪人罷了。
不過，從古到今，文人中間，怪者也多，倒也不足為奇。
有的是本性所致的怪，有的是大智若愚的怪。有的作家，對不起，恕我不敬地說，則是裝孫子的怪，矯情的怪。把怪當(dāng)做一種登龍術(shù)，一種廣告手段，無非是文思枯竭以后只好靠文學(xué)以外的名堂向世人表明自己的存在了。王安石是一個搞政治的文學(xué)家，在野二十多年，冷板凳坐得太久，要不作一些怪的話，也怕別人把他忘記。所以，凡是在文壇跟頭把式、出點洋相、制造新聞、興風(fēng)作浪，不那么老老實實坐在那兒寫作者，十之九，都有其政治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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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搞真正的文學(xué)，是要費點力氣的，而作怪的話，興之所至，率意而為，那就容易多了。例如作《登樓賦》的王粲，喜歡學(xué)驢叫，實在怪得可以。他死后，安葬畢，來送喪的對一些參加追悼會的文人提議，仲宣生前愛作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于是，每人皆引吭高聲，效驢之吼鳴，墓前的那個場面，肯定令人亢奮，但也確實怪誕不經(jīng)。同時期還有一位，喜歡作長嘯，聲聞數(shù)百步。他既不是戲曲演員需要吊嗓子，也不是美聲唱法要練發(fā)聲，長嘯不已也會讓人不得其解。所以，文壇忽而傳來一聲驢鳴，一聲虎嘯，大可不必太在意。因為，倘不這樣怪一下，怎么能讓大家側(cè)目而視呢？
至于王安石的怪到底屬于哪一類的怪，千古論者，看法不一。甚至當(dāng)時的皇帝，那位宋仁宗，也弄不清他是真怪、假怪，還是裝怪。據(jù)邵伯溫《聞見錄》載：仁宗有一次賜宴臣下，自然也算是盛典了。但這位皇帝很講究儉樸，不像現(xiàn)在拿著公家支票去吃飯那樣花錢如流水。這次宴會倒具有一點西洋情調(diào)，既像自助餐，又像野外燒烤。與會者需要自己釣上魚來，然后或紅燒，或清蒸，或松鼠，或刺身，與大家共享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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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不喜歡釣魚，也不善釣魚，坐在那里把一碟子用面粉做成的魚餌一粒一粒地扔進嘴里，吃了個精光。第二天，宋仁宗對當(dāng)朝宰相講，這個王安石是怎么回事呢？他是極虛偽還是極呆傻呢？一個人保不齊誤吃一粒兩粒魚餌，但總不能把那么一大盤子的小面球統(tǒng)統(tǒng)吃下去。所以，宋仁宗不怎么賞識他，也不曾重用他。其實，這位皇帝曾經(jīng)很重視他，才把他從地方上調(diào)到中央工作。而且，在這以前，由于他為官政聲甚佳，各方反應(yīng)極好，宋仁宗多次指示宰相提拔此人到開封來擔(dān)任要職。但這位怪人就是不接受上方的好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了。每婉謝一次，他的呼聲就高漲一次；每推托一次，許諾他的職務(wù)就提高一級。后來，他終于在差不多夾道歡迎的程度下來到京城就職，有沒有洋鼓洋號拉拉隊之類不得而知，反正那時沒有明星，他就是擁有許多粉絲的政治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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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見錄》載：“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為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xué)，本遠人，未為中朝士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韓即出于呂。韓氏兄弟，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xué)術(shù)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薦人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賢，亦與安石為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于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jié)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币粋€人，能夠如此經(jīng)營氛圍、鋪墊人氣，放長線釣大魚，作先聲奪人的努力，沒有相當(dāng)智商，沒有十分手腕，是難以辦到的。
嘉yòu五年（1060），王安石調(diào)到了中央，果然很當(dāng)回事地，五月，給皇帝上萬言書，要求改革政治體制，改變經(jīng)濟方針。實際上，這一套思路就是被隔一代的新皇帝宋神宗大加賞識而推行全國的，在歷史上稱為“王安石變法”的設(shè)想藍本。不知為什么，萬言書上去之后，仁宗沒有反應(yīng)，大家都認(rèn)為調(diào)他來中央必受重用，但仁宗基本上將他晾在那兒了。其實，慶歷四年（1044）的新政試驗未果而終以后，宋仁宗對于任何改革都不感興趣。三十多年太平皇帝做下來，求穩(wěn)是第一位的，保命更是第一位的，這個本來就沒什么力氣和精神的皇帝，絕對不想作為了。更何況仁宗對王安石印象不佳，王安石覺得很無趣，便借口家事，請調(diào)回金陵。于是，有人納悶，這對君臣之間發(fā)生了什么矛盾，產(chǎn)生了什么齟齬。其實，屁事也沒有。有人認(rèn)為，他當(dāng)著仁宗的面吃了那一盤子魚餌，估計讓陛下覺得他這個人若非大愚，必是大奸，因此，對這位“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臣下，由最初的熱烈期待變?yōu)橐蓱]不解，從此拉開距離，不再進入他的視野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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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文人的怪，恐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樣簡單，有時，表象和本質(zhì)很不一致，怪誕的背后，沒準(zhǔn)兒相當(dāng)世俗，邀名求利之心更重。誰知王安石是不是有意識吃給仁宗皇帝看的呢！因為他的抱負(fù)很大，是想在政治領(lǐng)域創(chuàng)功立業(yè)。他到中央來是對這位欣賞他的皇帝寄予希望，使他得以施展才華，可實際并非如此，仁宗本來就沒有什么銳志雄圖，登上皇位太久，也懶得革新求變，王安石睹此無可作為的現(xiàn)狀，也不再積極，就吃這一盤子魚餌讓陛下看看，也未可知。
但王安石對另外一個皇帝可一點也不怪。宋紆《南游記舊》記載：“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吳氏驟貴特雅娜-泰勒又愛此女，乃以錦為帳，未成禮而華侈之聲聞于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甫諤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為佛帳，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已。”由此看，他有時要裝裝怪，有時也不敢怪。因為神宗對于他來講，是屬于必須絕對小心侍候的主子，他將身家性命都押在這場賭桌上了。所以，說到底，怪的行為舉止，無非是文人一種引人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有時怪，有時不怪，需要時怪，不需要時不怪。王安石死了以后不久，很快民間就流傳以他為主角的說書，題名《拗相公》的話本現(xiàn)在還可以從殘存的《京本通俗小說》中讀到。這當(dāng)然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對派或者是受新政之累的老百姓在輿論上的一次清算。用一個“拗”字，來形容王安石，當(dāng)然是十分傳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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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元宵節(jié)，王安石陪著神宗皇帝乘馬進宣德門，君臣二人，邊談邊行。沒想到執(zhí)勤衛(wèi)士持槍把他攔住了，不許他進去。那時，他已經(jīng)是參知政事，相當(dāng)于副首相，宰相肚里好撐船，本不必發(fā)那么大的脾氣。但他居然上奏章，要逮捕法辦。御史蔡確不同意，“宿衛(wèi)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yīng)訶止”。王安石“拗”起來，連神宗也拿他沒法辦，只好為他“杖衛(wèi)士，斥內(nèi)侍”，而“安石猶不平”?！堵勔姾箐洝芬仓v過一則他別扭得不可理解的小故事：“荊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掃地，當(dāng)其意，譽之不容口。忽誤觸燈檠，即大怒，以為不力，逐去之。參寥在坐，私語他客云：‘公以喜怒進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進退士大夫也。’”但是，他要把兒子王推薦給神宗皇帝時，按他的怪和拗，直接提出來也未嘗不可的?？伤麉s繞了個大彎子，先把王寫的策論和《道德經(jīng)注疏》刻了板，印成書，拿在市場上賣，再從讀者的呼聲中，上達天聽使皇帝聞知。采取這種迂回的戰(zhàn)略，此公究竟是真拗呢，還是假拗，真是要打個問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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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文人當(dāng)官者很多。就官位來說，王安石怕是天字第一號，中樞決策，位極人臣。也有做得小的，陶淵明作彭澤令，頂多算七品芝麻官吧。有人是很想做官的，“天子呼來不上船”的，看似清高，實際覺得當(dāng)朝皇帝賞識不夠，沒給他一個像樣的官，才跑到永王李磷那兒當(dāng)幕僚去了，以為這位王子造他哥哥的反，要是成功的話，還能不高官厚祿嗎？但也有人很怕做官的，一進洛陽，文人都跑掉了，只有蔡邕在滿門抄斬的威脅下，給董卓做事。最后，董卓被殺了，這位文人挺念舊，覺得這軍閥至少對他不壞，于是掉了兩滴淚，被司徒王允抓住，大光其火，結(jié)果到底掉了腦袋。有的為了做官，連氣節(jié)也不要，作《燕子箋》的阮大鋮，就是一個這樣的敗類。有的為了不做官，還被砍倒了腦袋，這就是和不合作的嵇康所遭遇的噩運了。而和嵇中散差不多心態(tài)的阮籍，不得不做了個步兵校尉的小官，成天喝得醉醺醺地逃脫政治。有一回，竟醉了兩個月，不理政事，這樣才勉強保住了首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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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以不做官作為資本，傲世任情，沽名釣譽，大撈一把者，在這方面，王安石可以說是一個最成功的例子，比之現(xiàn)代一些作家以隱求顯的小伎倆，不知高明多少倍。
在中國歷史上，唐宋兩朝，是文人做官最多的年代，唐宋八大家，幾乎每個人的官都做得不小。此前的漢魏時期，皇帝不怎么把文人當(dāng)回事，自己都認(rèn)為史官不過是倡隸優(yōu)卒之流的小人物，司馬相如、枚乘也不過是文學(xué)侍從罷了。禰衡被罰做鼓吏，楊修只是隨軍參事，竹林七賢中有的官職不低，但無實權(quán)。明清時期文人做大官者就更少了，進入中央決策機關(guān)，能參與政要、發(fā)號施令者，絕無僅有。雖然有些御用文人，隨侍皇帝左右，寫些應(yīng)制文章，但只有吾皇萬歲萬萬歲的捧場權(quán)，干政是輕易不敢的。唯有唐宋兩代，文人的價碼要高一點，像、、、，在被黜被貶被流放的情況下，還能當(dāng)上地方官。而王安石，能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改變了整個國家現(xiàn)行政策者，亙古以來，也只有他一人而已。
王安石為了實現(xiàn)他的變法意圖，采用以退求進的手段求官，幾乎等待了半輩子。能下這么大本錢，連同時代的人都認(rèn)為他怪得可以。因為朝廷再三請他出仕，他就是拒絕任命。有一次，給他一個修起居注的差使，“閣門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這樣的堅辭，可見他是一個多么了不起的以怪制勝的怪人了。
慶歷二年（1042），他考中進士，時年二十一歲。一直到四十六歲，也就是熙寧元年（1068）得意，經(jīng)歷了仁宗、英宗兩朝，一共二十五六年之久，講學(xué)金陵，不預(yù)奔競，“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于美官，惟患其不就也”。由于他謝絕到朝廷就任，恬退守職，聲名日隆。越表示不做官，朝野上下越希望他出來做官，越做出怪的行止，也越是吸引觀眾。輿論造得如此之足，竟被視為“一世之偉人”，朝拜者，敬禮者，請安者，侍奉者不絕于門，“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執(zhí)政為屈”。如此極盡蠱惑煽動之能事的效果，試想這是傻不拉幾吃了一盤子魚餌的人制造得出來的嗎？
近年來，這類文壇上哄抬物價的現(xiàn)象，也是屢見不鮮，可見古今同理。因為捧角的人，啃招牌邊，是啖飯之道。而被捧的人，也是招搖之術(shù)，所以，就有活著給自己立生祠的事。許多文壇前輩，如巴金先生，冰心先生，也不曾有個人紀(jì)念館的建設(shè)，可一些從農(nóng)村出來的作家，已經(jīng)在家鄉(xiāng)蓋了大廟一樣的館堂，供奉著自己的著作，張貼著自己的肖像，展覽著自己的文物，擺放著捧場的文章。即使如王安石，被宋神宗尊為“師臣”，謚曰“文”，稱王文公者，唐宋八大家之一，要多牛皮，就有多牛皮，也不曾讓人這樣香火奉祀的，可見在某些方面，今人要比古人腦袋瓜子靈活得多了。狗屁不是，能先風(fēng)光兩天，就當(dāng)仁不讓。
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九月，又擢升翰林學(xué)士兼侍講，這比坐直升機還要快，因為他決心要把這位隔墻吹喇叭、名聲在外的奇才，調(diào)入京師予以重任。因為當(dāng)太子時，他的太子司文書事韓維（后來，王安石變法，因為不贊成，王把這位引薦者一腳踢了），經(jīng)常對政局發(fā)表看法。每逢這位王儲贊同時，韓就表示，此非臣之意見，乃王安石之見解耳。這就是《聞見錄》中所說：“先是治平間，神宗為潁王，持國翊善，每講論經(jīng)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某之說，某之友王安石之說?！辽褡诩次?，乃召安石，以至大用?！彼?，神宗耳朵里早被王安石的名聲灌滿了，王安石和韓維書信往還，很了解這位新皇帝對他的態(tài)度?？磥?，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并不是無抱負(fù)的傻吃魚餌的呆子，更不是厭倦仕途的塵外之人，只不過要看什么時機合適，什么樣的皇帝能起用罷了。
所以說，怪也好，不怪也好，裝怪也好，都有其現(xiàn)實的考慮。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嘉yòu三年（1058），宋仁宗把他從江東刑獄調(diào)到中央來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對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過萬言書。結(jié)果，碰了個釘子，未被采納，他懷才不遇，適逢丁憂，只好退隱金陵，待機而動了。英宗一朝，他因為反對過這位皇帝繼承大位，知道不會有好果子吃，所以給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認(rèn)為是時候了，圣旨一到，他不再拒絕，馬上接受了任命。不過，他也許覺得一反常態(tài)地?zé)嶂允送竞退嗄隊I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么吻合，到底還是稱病，拖延了七個月才進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來，是真有病呢，還是冀圖高位？
他二十多年韜光養(yǎng)晦，拒不出山，制造氛圍，聲名鵲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盤算。因仁宗、英宗兩朝任職的范仲淹、晏殊、文彥博、歐陽修、，這些文學(xué)上的對手，要想超越的話，還得憑借政治上的優(yōu)勢才行。而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對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踞守金陵，等待時機了。
神宗上臺，宋王朝積弱的國勢，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時，國庫就“所出無余”，英宗時收不抵支，出現(xiàn)赤字。那些文臣們在仁宗慶歷年間也搞過新政，碰了個大釘子，只能守成求穩(wěn)了。新皇帝對這些無計可施的老臣當(dāng)然不滿意，而每年必須要“賜”給的五萬兩銀，十三萬匹絹，兩萬斤茶，以求和平的費用，還不包括節(jié)日期間要“贈”番邦的銀、茶、絹、帛、衣著的沉重負(fù)擔(dān)。這還是大宋王朝為買和平所花費的錢的小頭，大頭是向北方遼帝國的“賜”，那是十萬兩銀，二十四萬匹絹，到神宗朝，遼又提高宋的“賜”，為二十萬兩銀，三十萬匹絹。王安石給仁宗上的萬言書所以石沉大海，因為那時國家的日子好過些。但現(xiàn)在，內(nèi)憂外患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變法上，王安石一展雄圖的時機到了。
但是，任何政治變革，都不會一帆風(fēng)順的，因為勢必要觸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假如這部分人的力量足夠強大的話，那么，變革行動不出母腹，就會被扼殺了。假如反對變革的力量雖然強大，但進行政治變革的力量足以旗鼓相當(dāng)?shù)脑?，而且，能夠堅定地排除變革過程中的障礙，變革也有可能獲得相當(dāng)?shù)某删?，如秦之，明之；如果變革者的計劃一出臺，即遭反對，變革者的營壘又不具有道德高度，而反對派始終精誠團結(jié)；加之這場變革確實給人帶來的不是福祉，而是災(zāi)難的話，那么，絕無一絲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盡管把所有反對變法的人都放逐了，歐陽修回家養(yǎng)老去了，司馬光靠邊站了，修西湖去了。但王安石無法阻止由于權(quán)力再分配而造成自己陣營中分崩離析的現(xiàn)象。他的最得力的推行新政的副手呂惠卿，也是把他出賣導(dǎo)致他最終失敗的主力。王安石下臺以后，在南京，天天要寫“福建子”三字，以泄他對于這個人的怨恨。有一次，蘇東坡在南京見到他，談起變法的成敗，王安石還憤恨不已，大罵是呂惠卿把事情搞砸了。
但變法失敗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于青苗、保甲、免役、手實諸法有利民的一面，也有擾民的一面，而貫徹執(zhí)行新法，依靠的仍是舊的官僚行政機構(gòu)，結(jié)果本來有利于民的政策，也會變質(zhì)而給民眾帶來深重災(zāi)難?！堵勔婁洝分姓f道：“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zāi)故覐]膏腴之地，不可勝紀(jì)。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一變矣！”《拗相公》是宋人話本，其中所描寫老百姓對于變法的深惡痛絕之情，不能說沒有一定的真實性。
當(dāng)然，還有并非不重要的一點，那就是進行政治變革的領(lǐng)袖，若不具有一定的人格力量，而是一個怪人，一個拗相公，必然失去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為文學(xué)家，也許其性格色彩足以魅人，作為政治家，怪誕乖戾，險譎詭異，躁迫強直，剛愎自用，“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為賢”，也是這次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
蘇東坡的老爹，就為此寫了一篇《辨奸論》?！敖裼腥?，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fù)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這個人，就是指王安石了。接著，就談到了他的怪?！胺蛎婀覆煌?，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仆隸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人情也哉？”最后，他對于怪人王安石得出的結(jié)論是：“凡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因此，碰上這類以怪待價而沽，以怪欺世盜名，以怪招搖過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還真得想想蘇老泉的這番話。
王安石罷相以后，回到金陵去了。他的住宅附近有個地方叫“墩”，指揮淝水之戰(zhàn)的謝安，又名謝安石，曾在此地落腳過。東晉至宋，也是好幾百年的事了，王安石這個怪人，也怪得太無邊無際了，為這個“謝公墩”姓謝而不姓王，寫了一首絕句：“我公名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yīng)墩姓尚隨公?！?
文人之怪，怪到如此地步，也算是登峰造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