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詞人牛希濟寫道：
郡國所送，群眾千萬，孟冬之月，集于京師，麻衣如雪，滿于九衢。
《薦士論》（《全唐文》卷八四六）
這些集中于長安通道的士子們，他們是從哪里來的呢？他們又是通過什么樣的考試途徑，經(jīng)歷了什么樣的悲喜遭遇，風塵仆仆，來到這座“復道斜通□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帝京篇》）、“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百丈游絲爭繞樹，一群嬌鳥共啼花”（《長安古意》）的繁華帝都的呢？
從本章開始，我們將按照科舉考試的順序，對舉子們的活動，作一些具體的介紹。
一
前面說過，的?？埔话闶敲磕昱e行的，因此也叫歲舉。舉子的來源有兩種途徑，由中央和地方的各類學館，經(jīng)過規(guī)定的學業(yè)考試，選拔送到尚書省的，叫生徒；“而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xiāng)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新唐書?選舉志》）。關于唐代的各級各類學校，后面有專章論述，這里不作細講。關于鄉(xiāng)貢的情況，在一篇《贈張童子序》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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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shù)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后貢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shù)焉。謂之鄉(xiāng)貢。（《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
這就是說，鄉(xiāng)貢是先由縣一級考試，經(jīng)過淘汰，選取若干名送到州、府；州、府再經(jīng)過考試，又經(jīng)過一番淘汰，選拔若干名報送到中央，然后會同生徒一起參加尚書省的有關機構考試（前期是吏部考功司，開元以后是禮部，詳后）。鄉(xiāng)貢是唐代選拔官吏制度有別于過去時代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的主要的標志，這就是：一是經(jīng)過逐級考試，憑考試成績決定取舍和名次高低，二是所謂“懷牒自列于州、縣”，不分門第高下，不問士族寒門，都可以按照正常條件報名投考，因此中唐時的李肇，在其所著《國史補》中，就簡單明了地說“投刺謂之鄉(xiāng)貢”（卷下）。這在封建國家政體的演進上應該說是一個飛躍，因為它從法律上規(guī)定了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是向著整個地主階級成員開放的，這就把地主階級各個階層吸引到政權的周圍，擴大和鞏固了統(tǒng)治的基礎，打破了一小部分豪門世族霸占政權的壟斷局面。這在當時來說，應該說是一次人才的解放。文化的空前繁榮與發(fā)達，與人才解放這一歷史性事件的出現(xiàn)是有直接關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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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看看學校與鄉(xiāng)貢的地位輕重，在唐代前后期的變化。
學校的具體情況，本書在后面將有敘述，這里只簡單提一下。唐代的國子監(jiān)共分六學，即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就讀的生徒，有著明顯的出身等級的差別。如據(jù)《新唐書?選舉志》所載，國子學生徒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勛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勛封之子為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期親若三品曾孫及勛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為之”；四門學生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人“以勛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五品以下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為之”。律、書、算都是專門之學，這方面的人才在政治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因此不僅人數(shù)少，而且對于家庭出身的等級要求也不高。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各有差次，它們與弘文、崇文兩館的生徒，是通向科舉入仕的主要學館，往往品級越高的子弟就更易取得入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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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摭言》說：“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jiān)者，深以為恥?！保ň硪弧秲杀O(jiān)》）所謂兩監(jiān)，就是西監(jiān)和東監(jiān)，西監(jiān)是西京長安的國子監(jiān)，東監(jiān)是東都洛陽的國子監(jiān)。國子監(jiān)是當時的最高學府?！短妻浴肪硪弧哆M士歸禮部》條又說：“永徽之后，以文儒亨達，不由兩監(jiān)者稀矣。于是場籍，先兩監(jiān)而后鄉(xiāng)貢。”永徽是唐高宗的年號（650655）。這就是說，高宗、統(tǒng)治時，以及玄宗的開元前期，進士及第而享文名的，大多從東西兩京國子監(jiān)生徒出身，如不經(jīng)兩監(jiān)就學，則“深以為恥”。而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唐摭言》曾舉例說，高宗咸亨五年（674），考功員外郎覆試十一人，其中只張守貞一人為鄉(xiāng)貢；開耀二年（682），考官劉思立所取五十一人，只雍思泰一人為鄉(xiāng)貢；永淳二年（683），劉廷奇取五十五人，只元求仁一人為鄉(xiāng)貢；武則天光宅元年（684），劉廷奇重試所取十六人，只康廷芝一人為鄉(xiāng)貢；長安四年（704），崔取四十一人，只李溫玉稱蘇州鄉(xiāng)貢（卷一《鄉(xiāng)貢》）?！短妻浴返淖髡咄醵ūＫ坪鯇@種重兩監(jiān)的情況頗為向往，他不無感慨地說：“洎乎近代，厥道衰微，玉石不分，薰錯雜。長我之生殊缺，遠方之來亦乖?！保ň硪弧哆M士歸禮部》）王定保是五代人，他所說的近代，時代的概念并不十分明確，似乎應該指的是晚唐，但書中所舉鄉(xiāng)貢與學校地位輕重變化的例子又是玄宗的天寶開始，他說：“爾后物態(tài)澆漓，稔于世祿，以京兆為榮美，同、華為利市，莫不去實務華，棄本逐末；故天寶十二載（753）敕天下舉人不得言鄉(xiāng)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764）制京兆府進士，并令補國子生，斯乃救壓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雖拘之以法，猶不能勝，矧或執(zhí)大政者不常其人，所立既非自我，則所守亦不堅矣?！保ň硪弧秲杀O(ji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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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的開元、天寶時期，是唐朝社會的一個轉折點。這時唐朝立國已一百多年，隨著封建經(jīng)濟的發(fā)展，豪強地主對于土地的兼并日益加劇，均田制也就終于破壞。隨著土地制度這一根本情況的變化，兵農(nóng)合一的府兵制也逐步為募兵制所代替。與此同時，租庸調法也逐漸流于形式，中唐時終于代之以兩稅法。再加上對外戰(zhàn)爭以及內(nèi)亂，這一切，都促成人口的流動，使不少人徙居不定，不能長期在本籍居住。天寶以后，社會的不安和動亂，又使得政府缺乏足夠的經(jīng)濟力量來興辦學校，不少學校徒具名義，教員資糧不充，又人非其材，學生不安于學，這在韓愈的《進學解》中也可窺見一二。憲宗時的宰相李絳《請崇國學疏》說：“自羯胡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廄園蔬，殆恐及此?！保ā度莆摹肪砹奈澹锻ㄨb》永泰元年（765）十二月也記載：“自安史之亂，國子監(jiān)室堂頹壞，軍士多借居之。”而中唐以后，地方經(jīng)濟又有所發(fā)展，尤其是長江流域以及兩廣、福建一帶，經(jīng)濟上升，隨之而來的就有大批中小地主階級文人興起，他們?nèi)狈Y格就讀于兩都的國子監(jiān)，而又想要通過科舉來開拓仕途。這樣，鄉(xiāng)貢重于國學的情況就在客觀形勢的變化中確立。 蘇州小學語文提優(yōu)培訓，就找易優(yōu)吳老師，20余年輔導經(jīng)驗，數(shù)百成功案例。（TEL:181-1815-9898）
從天寶開始，唐朝政府在正式文告中，曾好幾次重申須由國子學生徒應科舉試，如：
?。ㄌ鞂毷d）七月壬子，天下齊人不得鄉(xiāng)貢，須補國子學生然后貢舉。（《舊唐書?玄宗紀》）
舉人舊重兩監(jiān)，后世祿者以京兆、同、華為榮，而不入學。（天寶）十二載，乃敕天下罷鄉(xiāng)舉，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十四載，復鄉(xiāng)貢。（《新唐書?選舉志》）
天寶十二載七月十三日詔，天下舉人，不得充鄉(xiāng)賦，皆須補國子學士及郡縣學生，然后聽舉。至至德元年（756）已后，依前鄉(xiāng)貢。（《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中?緣舉雜錄》）
文宗大和七年（833）赦節(jié)文，應公卿士族子弟取來年正月已后不先入國學習業(yè)者不在應明經(jīng)、進士之限。（《文獻通考》卷四十二《學校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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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昌五年（845）三月，中書門下奏，貢舉人并不許于兩府取解，仰于兩都國子監(jiān)就試。（《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中?進士》）
文告的屢次申明舉人須經(jīng)國子監(jiān)就學方能應試，禁止鄉(xiāng)貢，恰好從反面說明，從天寶開始，由鄉(xiāng)貢入試者的比重已大大超過國子監(jiān)生徒，登第者也已非高宗、武后時那樣鄉(xiāng)貢只占一兩個名額。如果鄉(xiāng)貢不成為大勢所趨，唐朝政府就根本沒有必要做出這些敕令的。鄉(xiāng)貢比起學館來，對于門第的要求相對來說較為寬一些。天寶以后由鄉(xiāng)貢應舉者超過學館，說明一般非身份地主（大多為中小地主）在科舉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這一歷史性的變化是值得重視的。
二
唐代鄉(xiāng)貢，由各州、府向中央報送的人數(shù)是多少呢？《通典》有一個記載，說：“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shù)。”又說：“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xiāng)貢。舊令諸郡雖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shù)?！保ň硎濉哆x舉》三《歷代制》下）《唐摭言》則進一步確認這項規(guī)定的時間是在開元二十五年（737）：“開元二十五年敕，應諸州貢士，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shù)?！保ň硪弧敦暸e厘革并行鄉(xiāng)飲酒》）而根據(jù)《新唐書?地理志》，貞觀十三年（639）定簿，當時州府共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開元、天寶之際為唐代疆域的極盛時期，據(jù)開元二十八年（740）戶部賬，當時凡郡（即州）府三百二十八，縣一千五百七十三。如大致按開元二十八年所定郡府計算，再據(jù)《通典》、《唐摭言》所記上中下州郡貢士的規(guī)定，則每年的舉子最多不超過一千人，或者只有六七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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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應當注意兩點：第一，《通典》、《唐摭言》所說的，只是指進士和明經(jīng)，并不包括制舉和其他科目。第二，兩書都說：必有才行，不限其數(shù)。這就是說，如果確有文才和德行，就可不受一二三數(shù)字的限制（這在玄宗之前就已是如此，如《全唐文》卷十九載睿宗《申勸禮俗敕》中說：“每年貢明經(jīng)、進士，不須限數(shù)，貴在得人”）。有了這一補充規(guī)定，貢士的數(shù)字也就必然增加。實際上，單是明經(jīng)和進士，每年報送到京都的絕不止一千人?！端托链碌谟文相嵭颉分性f：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shù)。（《柳宗元集》卷二十三）
照此說來，則每年集合于長安的舉子，大約有一千六百人左右。而韓愈的估計則更多，他說當時長安的人口達百萬，前來考試的讀書人，連同其仆人，占長安人口的百分之一（《論今年權停舉選狀》，作于貞元十九年秋）。按照韓愈的說法，應試者就有五七千人。韓愈的話可能有夸張，而且他是連同制舉等科而言的，但無論如何，在正常年份，每年到長安應試的，二三千人是會有的。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下武宗會昌五年（845）的一個規(guī)定，就可更加清楚?！短妻浴肪硪挥小稌迥昱e格節(jié)文》，具體地限定國子監(jiān)及各節(jié)鎮(zhèn)所送明經(jīng)、進士的人數(shù)，很有參考價值，今抄錄于下： 蘇州易優(yōu)中考語文培訓,吳老師語文課（Tel:181-1815-9898）
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nèi)士人寄客外州府舉士人等修明經(jīng)、進士業(yè)者，并隸名所在監(jiān)及官學，仍精加考試。所送人數(shù)：其國子監(jiān)明經(jīng)，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請送三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人；其隸名明經(jīng)，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jiān)、同、華、河中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jīng)不得過五十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荊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坊、宣商、涇、江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陜虢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jīng)不得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德、魏德、澤潞、幽、孟、靈夏、淄青、鄆曹、兗海、鎮(zhèn)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人，明經(jīng)不得過十五人。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七人，明經(jīng)不得過十人。其諸支郡所送人數(shù)，請申觀察使為解都送，不得諸州各自申解。
會昌年間，重學校而輕鄉(xiāng)貢，因此國子監(jiān)所送生徒，占了很大的比數(shù)?，F(xiàn)在按照這段文字的記載，含學校與各地所送，凡明經(jīng)一千三百九十人，進士六百六十三人，總計為二千零五十三人，比柳宗元《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鄭序》所說的多四百余人，而比韓愈所說的要少一二千人。要注意的是，會昌五年舉格所說的數(shù)字，是極限，就是說最多不得超過這些數(shù)目，由此可見，在這之前，一定是較多地超過這些數(shù)目的，因此才有這次的限額。
三
本節(jié)論士人舉送的時間和禮節(jié)。
《唐摭言》卷一《統(tǒng)序科第》條載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四月一日敕，諸州有“明于理體，為鄉(xiāng)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本褪钦f，經(jīng)過縣和州兩級考試合格，于十月間隨貢物一起送到京都。但《新唐書?選舉志》卻說是“每歲仲冬，州、縣、館、監(jiān)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敝俣鞘辉?。徐松在《登科記考》卷一武德四年條已注意到兩書所記月份的差異，說《新志》所記，“與《摭言》言十月者異”。但徐松沒有做出案斷。前面所引牛希濟《薦士論》也說是“孟冬之月，集于京師”。孟冬即十月。
《新唐書?選舉志》當是本杜佑的《通典》，《通典》記舉送的時間與禮節(jié)說：
每歲仲冬，郡、縣、館、監(jiān)課試其成者，長史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xiāng)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征耆艾，敘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卷十五《選舉》三《歷代制》下）
《通典》說仲冬時才設餞送行，舉行鄉(xiāng)飲酒禮，時間是太晚了，與唐人的其他記載不合。歐陽詹有《泉州刺史席上宴邑中赴舉秀才于東湖亭序》，說：“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首薦于闕下。秋八月，與八人者鄉(xiāng)飲之禮既修，遂有東湖亭之會?！保ā稓W陽行周文集》卷九）貞元癸酉是貞元九年（793）。歐陽詹是貞元八年進士及第的，這篇文章當是他在進士及第后回福州，第二年參與泉州刺史餞送舉士時所作。因為是當時人寫當時事，應該說是可信的。從文中可知，行鄉(xiāng)飲酒禮與餞送都是在八月。這當是因為泉州離長安路程較遠，根據(jù)那時的交通條件，起程是要早一些的，以便十月間趕到京都。歐陽詹另外還有一首送人赴舉詩，題為《賦得秋河曙耿耿送郭秀才赴舉雜言》（《歐陽行周文集》卷二），其中的兩句說：
月沒天欲明，秋河尚凝白。
看來這也是在八月間。另外，《新唐書》卷一六六《令狐□傳》曾經(jīng)記載一事，說令狐□在宣宗時任宰相，他的兒子令狐避嫌不得舉進士，但令狐□極想令狐能早日進士及第。因此等到宣宗死，懿宗即位，令狐□就馬上辭去相位，并且請求讓應進士試，得到了皇帝的允許，令狐果然就在當年進士及第，這中間自然還有種種請托、舞弊等關節(jié)，引起了當時輿論的非議。《新唐書》的傳中說：“諫議大夫崔□劾奏□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為□家事，請按御史按實其罪?！绷詈醯氖乱院笤僬?，這牽涉到唐代科舉中的弊?。贿@里可以注意的是“有司解牒盡十月”，就是說京兆府舉送到十月為止（《冊府元龜》卷六五一《貢舉部?謬濫》載崔□奏議，亦謂“伏以舉人文卷皆須十月已前送納”）。從這些情況看來，則是各地將舉子于十月送到京都的說法是較為可靠的，而行鄉(xiāng)飲酒之禮又在此之前，譬如泉州，如歐陽詹的文中所說，就是在八月。
關于鄉(xiāng)飲酒禮，前面所引歐陽詹的文中曾經(jīng)提到?！缎绿茣?選舉志》說：“試已，長吏以鄉(xiāng)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長少焉?！贝蠹s是州的刺史主持，邀約州中有聲望有文名的人物參與，舉行禮樂，送本州所貢的舉士。《通典》卷一三《禮》九《鄉(xiāng)飲酒》一節(jié)有詳細的記載，其禮至為繁縟，如說：“鄉(xiāng)飲酒之禮，刺史為主人（小注：此為貢人之中有明經(jīng)、進士出身兼德行孝悌灼然明著德表門閭及有秀才，皆刺史為主人；若無，上佐攝行事）。先召鄉(xiāng)之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與之行禮而賓舉之?！币韵聰⑹鼍唧w細節(jié)，繁瑣之極，為省篇幅，不再引述，這里僅引《通鑒》卷二一二開元六年（718）八月“頒鄉(xiāng)飲酒禮于州縣”條胡三省注，以見其大概：
唐鄉(xiāng)飲酒之禮，刺史為主人，先召致仕鄉(xiāng)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眾賓，與之行禮?？h則令為主人，鄉(xiāng)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為賓，次一人為介，又其次為三賓，又其次為眾賓。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及主人皆六豆。主、賓、介、三賓、眾賓既升，即席，工持瑟升自階就位，鼓《鹿鳴》。卒歌，笙入立于堂下北面，奏《南陔》。乃間歌，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司正升自西階，贊禮，揚觶，而戒之以忠孝之本，主、賓、介以下皆再拜。奠酬既畢，乃行無算爵，無算樂。
胡注是從《通典》概括出來的，省去不少層次，但即以此而論，繁文縟節(jié)也已很可觀了（據(jù)《唐會要》卷二十六所載，鄉(xiāng)飲酒禮的頒行，始于太宗貞觀六年〔632〕，此年詔曰：“可先錄鄉(xiāng)飲酒禮一卷，頒行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遞相勸勉，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禮?！钡珜嶋H上并未貫徹施行，唐隆元年〔710〕七月十九日敕中就說“鄉(xiāng)飲酒禮之廢，為日已久”；開元十八年〔730〕裴耀卿為宣州刺史時上疏，也說“竊以鄉(xiāng)飲酒禮頒于天下，比來唯貢舉之日，略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至開元二十五年則又重申：“其所貢之人，將申送一日，行鄉(xiāng)飲酒禮”）。當時舉送士子時，是否即按照這種儀式施行，是大可懷疑的，至少要打很大的折扣。睿宗景云元年（710）七月十九日詔令，就已經(jīng)指出，“鄉(xiāng)飲之禮，廢日已久”。晚唐人劉蛻在一篇文章中還專論此事，說：“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籩豆破折，尊盂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不過于一日，尚猶偷惰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江南論鄉(xiāng)飲酒禮書》，《劉蛻集》卷六）唐代前期，如睿宗時，已經(jīng)說鄉(xiāng)飲酒禮廢日已久，晚唐時軍閥割據(jù)，戰(zhàn)亂頻仍，這種不急之務當然更不為人所重視，劉蛻說的是江南的情況，江南在當時還算是社會較為安定、經(jīng)濟較為發(fā)達的，尚且已是如此，北方就更不足論了。
唐人及后世所稱道的唐人餞送舉子行鄉(xiāng)飲酒禮，在大多數(shù)場合，恐怕只不過是具文而已。
四
據(jù)《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一，真宗景德四年（1007），曾訂定《考校進士程式》，頒各地施行。其中規(guī)定：“士不還鄉(xiāng)里而竊戶他州以應選者，嚴其法。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于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后上本道使者類試。”這就是說，士人必須還本籍應鄉(xiāng)試，不能“竊戶他州以應選”，否則要嚴加懲辦。清人趙翼《陔余叢考》卷二十九《寄籍》一條，曾引宋人《閑居詩話》，記當時發(fā)生的一件事情：福州人周總，真宗天禧二年（1018）應鄉(xiāng)試，來不及還本州，恰好有故人為譙郡太守（應為知州），就前去投奔，“而國家申嚴條約，不許寄籍”，周總就認當?shù)氐囊粋€郡吏周吉為父，其祖上三代的名字也寫上周吉的。鄉(xiāng)試果然考中了，而周總的父親聞知其事，寄了一首詩給他，說：“文章不及林洪范，德行全虧李坦然。若拜他人為父母，直須焚卻《蓼莪》篇?！敝芸偨拥皆姾?，“遂郁郁以卒”。這大約是實有其事的，從這件事情中我們可以知道天禧二年仍施行景德四年還本籍鄉(xiāng)試的規(guī)定。周總之所以冒認周吉為父，因為周吉既是同姓，又是譙郡本地人氏，這也算是冒籍，在那時是非法的。
這是宋代的情況，唐代的情況怎樣呢？前面引述過的《唐摭言》卷一所載武德四年四月一日敕，說諸州有“明于理體、為鄉(xiāng)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云云，似也是舉本地籍貫。《舊唐書》卷八十四《郝處俊傳》載：“郝處俊，安州安陸人也……貞觀中，本州舉進士，吏部尚書高士廉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边@是唐代初期由本州舉送的例子。中唐時有《湖州取解述情》詩（《孟東野詩集》卷三），中說：“水徒清深，照影不照心。白鶴未輕舉，眾鳥爭浮沈。因茲掛帆去，遂作歸山吟?！泵辖际呛菸淇等?，故于湖州舉送取解，時為貞元七年（791）。但自中唐時起，有更多的材料記載士人不限于本州舉送，而可以在別州應試而入舉。如大詩人籍貫為太原下，出生于鄭州，父親死后，奉母居于洛陽。貞元十四年（798）春，其兄幼文任饒州浮梁縣主簿，他的叔父季康這時又在宣州的溧水做官。饒州與宣州為鄰州，溧水又為宣州屬縣，大約由于這些緣故，白居易就在貞元十五年秋從洛陽趕赴宣州應鄉(xiāng)試，又從宣州薦送到長安應進士試。又如沈亞之是吳興人，他于元和五年（810）到長安應舉，考了十年，才得一第。他有《與同州試官書》（《沈下賢文集》卷八），說：“今年秋，亞之求貢于郡，以文求知己于郡之執(zhí)事。凡三易郡，失其知，輒去。”可見他至少曾在三個州郡應試。《沈下賢文集》同卷又有《與京兆試官書》，題下注“七年冬作”，也是他求舉于京兆府的例證。
又如張籍為和州人，他于貞元十五年（799）登進士第（見南唐張洎《張司業(yè)集序》及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五），貞元十四年韓愈在徐州節(jié)度使張建封幕下，向張建封推薦了張籍，張籍乃自徐州解送。他有《徐州試反舌無聲》詩（《張籍詩集》卷三），就是徐州鄉(xiāng)試的試題。到了晚唐，國內(nèi)戰(zhàn)爭更為頻繁，士無定居，自他州舉送的情況更為普遍，江南因為相對安定，因此北方士人有遠至江南求舉的，如《唐摭言》卷二《爭解元》條說：“國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道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為意。江西鐘傳令公直起于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為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為急務……時舉子有以公卿關節(jié)，不遠千里而求首薦者，歲常不下數(shù)輩?！庇秩缤硖圃娙它S滔，于昭宗乾寧二年（895）登進士第，但在這之前二十多年，曾屢試不第，他的詩集中有《廣州試越臺懷古》、《襄州試白云歸帝鄉(xiāng)》、《河南府試秋夕聞新雁》等（《唐黃御史公集》卷四），可見他應試于南北州府，跋涉千里，也可見出當時讀書人求舉的艱辛。
由沈亞之上同州試官書，可見士人在應州試前，也如同省試時一樣，宜先向考試官投文，以文才自顯，而求薦送。這在唐代前期就已如此。如駱賓王《上兗州崔長史啟》，先頌揚崔之政績，接著說：
方今玉纏秋，金風動籟……竊不揆于庸識，輒輕擬于揚庭。所冀曲逮恩波，時留咳唾，倘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余光，照孀棲之寒女，得使伏櫪駑蹇，希騏驥而蹀足，竄棘翩，排鴛鴦而刷羽，則捐軀匪，碎首無辭。（陳熙晉《駱臨海集箋注》卷七）
在《上兗州張司馬啟》中又說：
方今涼秋屆節(jié)，嚴飆扇序……弓旌之禮斯及，辟聘之際是期。不揆庸愚，輕斯自。所冀分其末照，惠以余波，得預觀光，全由咳唾。（同上）
這些投啟之文，初唐時用高華典麗的駢文寫成，中唐以后則用古文散體，剴切直陳，這也可見出文體的變化給予科舉風習的不同的影響。
五
從開元時起，禮部試進士，大抵分三場，即帖經(jīng)、雜文（詩賦各一）及時務策五條。州府所試（包括京兆府），則與此相應，如《唐六典》卷二《吏部?考功員外郎》記謂：“諸州每歲貢人……其進士帖一小經(jīng)及《》，試雜文兩首，策時務五條?！碧?jīng)有時可以用詩來代替，叫“贖帖”，如呂溫于貞元時應河南府試，一為《賦得失群鶴》，另一即為《河南府試贖帖賦得鄉(xiāng)飲酒》（《呂和叔文集》卷二），這后一首詩即以詩來代替帖經(jīng)的。所謂雜文，當時即指詩賦（詳后）。如前面說過，白居易于貞元十五年由宣州取解，他在宣州所試的詩賦題即為《宣州試射中正鵠賦》、《窗中列遠岫詩》，賦題下原注云：“以‘諸侯立誡眾士知訓’為韻，任不依次用韻，限三百五十字已上成。”這一規(guī)定也與省試相同。當時所試的賦都是律賦，用古語一句八字為韻，有依次序為韻的，也可不依次序為韻的，白居易的這首賦就注明“任不依次為韻”。又如劉知幾有《京兆試慎所好賦》（《全唐文》卷二七四），注明以“重譯獻珍信非寶也”為韻，約三百九十字；李子卿有《府試授衣賦》（《全唐文》卷四五四），注明以“霜降此時女工云就”為韻，也是三百九十多字。大約賦的字數(shù)在三百五十至四百之間?？h一級的考試，所見的材料有呂□《萬年縣試金馬式賦》（《全唐文》卷五九四），注明以“漢朝鑄金為名馬式”為韻，三百九十六字。呂□為貞元十四年（798）進士及第?！度莆摹肪砹娜钟型跗稹度f年縣試金馬式賦》，韻同，當是同年所試，字數(shù)為四百零六字，稍多一些。
試詩則一般為五言律詩十二句，如李頻《府試丹浦非樂戰(zhàn)》、《府試風雨聞雞》、《府試觀蘭亭圖》、《府試老人星見》等（皆為《全唐詩》卷五八九），馬戴《府試水始冰》（《全唐詩》卷五五五），吳融《府試雨夜帝里聞猿聲》（《全唐詩》卷六八七）。這些詩大多是千篇一律，比較死板。當然偶爾也有寫得較為有個性的，如中唐時劉得仁，他本是公主之子，卻屢試不第，記載上說他出入舉場三十年，終于無成，死后引得不少人的同情（《全唐詩》中收有一些詩僧悼念他的篇什）。他有一首《京兆府試目極千里》詩（《全唐詩》卷五四五）：
獻賦多年客，低眉恨不前。此心常郁矣，縱目忽超然。送驥登長路，看鴻入遠天。古墟煙冪冪，窮野草綿綿。樹與金城接，山疑桂水連。何當開霽日，無物翳平川。
這首詩用“目極千里傷客心”的典，寄寓身世的感慨，竟使人不覺得是試律詩了。又如盧肇《江陵府初試澄心如水》詩（《全唐詩》卷五五一）：
丹心何所喻，唯水并清虛。莫測千尋底，難知一勺初。內(nèi)明非有物，上善本無魚。澹泊隨高下，波瀾逐卷舒。養(yǎng)蒙方浩浩，出險每徐徐。若灌情田里，常流盡不如。
這首詩有哲理，也有明凈雅潔的景物描寫，不落試律詩的俗套。盧肇為武宗會昌年間進士第，是李德裕貶袁州刺史時所賞識的當?shù)刈x書人，在武、宣時以文才見稱。
至于時務策，則所出的試題與考試官本人的思想識見很有關系。我們可以舉出幾個與現(xiàn)實時事聯(lián)系較密切的試題，以供研究。大家知道，元結是肅、代時關心民瘼的優(yōu)秀詩人，他的《舂陵行》、《賊退示官吏》兩詩，反映了安史亂后湖南一帶的民生疾苦，被贊譽為“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同元使君舂陵行》）。元結于廣德元年（763）九月敕授道州刺史，廣德二年五月到任。永泰元年（765）夏罷守道州，永泰二年即大歷元年（766）再守道州。他有《問進士》五道（《元次山集》卷九），題下注“永泰二年道州問”，就是他再任道州時所出的時務策的試題。如第一道問：
天下興兵，今十二年矣，殺傷勞辱，人似未厭。控強兵、據(jù)要害者，外以奉王命為辭，內(nèi)實理車甲，招賓客，樹爪牙。國家亦因其所利，大者王而相之，亞者公侯，尚不滿望。今欲散其士卒，使歸鄉(xiāng)里，收其器械，納之王府，隨其才分，與之祿位，欲臨之以威武，則力未能制，欲責之以辭讓，則其心未喻；若舍而不問，則未睹太平。秀才通明古今，才識杰異，天下之兵須解，蒼生須致仁壽，其策安出，子其昌言。
這表面看來是一篇試題，實則可以說是借題發(fā)揮，是元結對強藩擅命、稱兵割據(jù)的斥責。
元結所出試題的第二道是清吏道，問何以“得僥幸路絕”。第三道問如何使百姓安生樂業(yè)，而這又與方鎮(zhèn)稱兵割據(jù)聯(lián)系起來，說是：“太倉空虛，雀鼠尤餓，至于百姓，朝暮不足，而諸道聚兵，百有馀萬，遭歲不稔，將何為謀。今欲勸人耕種，則喪亡之后，人自貧苦，寒餒不救，豈有生資；今欲罷兵息戎，則又寇盜猶生，尚須防遏。使國家用何策，得人安俗阜?！钡谒牡绬査诓厘X情況。第五道問三禮、三傳、儒、墨等古代文獻的基本知識。從這里我們可以見出州試時務策的基本情況。
又如杜甫于肅宗乾元元年（758）六月由左拾遺出為華州司功參軍，同年秋，撰《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道》（《杜詩詳注》卷二十五）。按上一年十一月肅宗始還長安，唐軍對安史叛軍的戰(zhàn)爭仍在河南、河北一帶進行，因此杜甫策問的第一道說：“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疾苦矣?！卑彩分畞y是開元、天寶年間積累起來的深刻的社會矛盾的總爆發(fā)，戰(zhàn)爭固然由安史集團挑起，但以為首的上層統(tǒng)治集團所執(zhí)行的腐朽的對內(nèi)對外政策是它的總根子；安史叛軍對人民實行燒殺搶掠，固然不得人心，遭到人民的反對，但唐朝廷對安史集團的斗爭，歸根結底是為了恢復李唐王朝的統(tǒng)治，他們對人民所實行的也仍是壓迫和統(tǒng)治，有時唐朝的軍隊在他們所到之處，也同樣是掠奪和踐踏，而且由于唐朝統(tǒng)治集團的昏庸無能、爭權奪利，幾次造成指揮的失當，使這場戰(zhàn)爭不必要地延長了好幾年。杜甫在那時當然還不可能明確認識到這一點，但他憑對人民的同情和對實際情況的體察，在策問中寫出了唐王朝在平叛戰(zhàn)爭中捉襟見肘的困難處境，是有很大的現(xiàn)實意義的。
杜甫所作策問的第二道，是講華州情況的，說華州地當要沖，但平日素無蓄積，“欲使□軒有喜，主客合宜，閭閻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當聞濟時。”這算是本地風光，問治華州之策。另外，第三道問華陰的漕渠以如何開筑為宜；第四道問兵卒如何輪休，第五道問錢弊。都有強烈的現(xiàn)實針對性。
白居易于元和二年（807）秋從周至尉調充京兆府進士考試官，周至為京兆府的屬縣，因此京兆府試時是可以將屬縣的職官調充試官的。《白居易集》卷四十七《進士策問五道》，就是此時所作。這五道策問，前兩道問經(jīng)書文義，第四、五兩道，一問百官職田取俸之制，一問如何解決當時社會上出現(xiàn)的農(nóng)貧商富之弊，也是從現(xiàn)實出發(fā)的。
由此可見，當時州府的進士考試，除了詩賦外，時務策五道是對當時士人識見的考核；有些關心民瘼的試官，往往在試題中表現(xiàn)出關心現(xiàn)實政治的積極態(tài)度。有些書上把州府試的采取與否說成僅僅取決于個別詩句境界的高下，恐怕不一定符合于當時的實際。如所謂徐凝與張祜爭解元的故事，就是一例。《唐摭言》卷二《爭解元》條記：
白樂天典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自負詩名，以首冠為己任。既而徐凝后至，會郡中有宴，樂天諷二子矛盾。祜曰：“仆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祜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又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蹦?：“善則善矣，無奈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膘镢等徊粚?。于是一座盡傾，凝奪之矣。
這段記載，如果作為藝術鑒賞來看，不無參考價值，但如果看作是當時州試的實錄，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如上所說，州試進士也同省試那樣，是要考帖經(jīng)、詩賦及時務策的，有嚴格規(guī)定的程序（如《唐摭言》卷一《會昌五年舉格節(jié)文》載：“諸州府所試進士雜文，據(jù)元格并合封送省……今諸州府所試，各須封送省司勘檢，如病敗不近詞理，州府妄給解者，試官停見任用缺”）。雖然唐人重詩賦，但也不能在宴席上以舊作的某些詩句定名次。這只不過是詩人的軼事佳話，并不能信以為真，我們不能把它作為科舉考試的確切史料，也不能據(jù)此來考述徐凝或張祜的生平事跡。（按，皮日休有《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一文，見《皮子文藪》，又見《全唐文》卷七九七。皮日休從張祜、徐凝詩風的不同，論述白居易薦徐凝、抑張祜的原因，說“樂天方以實行求才，薦凝而抑祜，其在當時，理其然也”。由皮日休的這篇文章，可知徐凝與張祜到杭州求試的事情是有的，但如《唐摭言》所寫的以兩人的幾句詩來當場定留放，則是出于后人的附會，在當時是不可能發(fā)生的。）
六
在鄉(xiāng)貢中，長安的京兆府舉送占據(jù)特殊的地位?！短妻浴肪硪弧秲杀O(jiān)》說開元以前，舉士以出身于西京和洛陽的國子監(jiān)為榮，后來就發(fā)生了變化，即“以京兆為美，同、華為利市”。又據(jù)卷二《京兆府解送》、《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敘》等條所載，這種變化大約發(fā)生在開元、天寶之際，如果屬于京兆府所送前十名的，稱等第（從憲宗元和時起，京兆府前十名的舉子，就仿進士登科記之例，每年編為《神州等第錄》），凡列于等第的，登科的希望就“十得其七八”。如果京兆府所送前十名有好幾個落第的，京兆府可以移文書于貢院，請考試官回復這些舉子落第的原因。這些都是外地州府所不能望其項背的。如《太平廣記》卷一五四《陸虞賓》條引《前定錄》，說吳郡人陸虞賓，累舉不第，困居京師，寶歷二年（826）春，想回南方，有一僧人名惟瑛的勸他不要走，預測他明年可以成名，惟瑛說：“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笨梢娫诋敃r人心目中，但能得京兆府考試合格，省試及第就大致有望了。柳宗元《送辛生下第序略》中也說：
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柳宗元集》卷二十三）
柳宗元說，凡京兆府薦送名列前茅而禮部試落第的，會被人視為怪事，甚至省試時不問實際成績?nèi)绾?，只要京兆府薦送在前數(shù)名的，一概錄取。柳宗元是以當時人論當時事，他的話更可證實前面所引《唐摭言》、《前定錄》等記載的可靠性。甚至是京兆府舉送首名所謂解頭，更為人所稱道，如中唐詩人趙嘏在《贈解頭賈嵩》一詩中說：
賈生名跡忽無倫，十月長安看盡春。（《全唐詩》卷五五）
又據(jù)《唐詩紀事》所載，京兆府第一名解送而被省試落下的，整個唐代只有九個人（卷六十五“平曾”條）。因此，搶奪京兆解頭，就成為唐代士子們的一場激烈的爭斗。這里，不妨舉所傳舉解頭的故事，幫助我們具體了解那一時代的社會風習?！都愑洝肪矶锻蹙S》篇：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游歷諸貴之間，尤為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皋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為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皋為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于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后五日當詣此?！本S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贬鮿t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赍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nèi)，故攜酒樂奉宴。”即令張筵，諸伶旋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于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郁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詞學，無出其右?！惫饔犬愔?，則曰：“子有所為文乎？”維即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坐。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為解頭，誠為國華矣?！惫髂嗽?：“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托張九皋矣?！惫餍υ?：“何預兒事！本為他人所托?！鳖欀^維曰：“子誠取解，當為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這則記載為后世所傳稱，明人傳奇中有《郁輪袍》，即敷演此事。論王維生平行跡者也往往引用此事。實際上《集異記》的這則記事，具體情節(jié)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張九皋為開元時名相張九齡之弟，新舊《唐書》的《張九齡傳》載張九皋事甚為簡略，未能為我們提供可據(jù)以論證的材料。但我們可以查到蕭昕所作的張九皋神道碑，載于《文苑英華》卷八九九和《全唐文》卷三五五，碑文題目全稱為《唐銀青光祿大夫嶺南五府節(jié)度經(jīng)略采訪處置等使攝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殿中監(jiān)南康縣開國伯贈揚州大都督長史張公神道碑》。碑文載張九皋以天寶十四載（755）四月二十日卒于長安，年六十六。據(jù)此推算，其生年應為武后天授元年（690）。碑文中又謂張九皋“弱冠孝廉登科”，就是說，二十歲時明經(jīng)登第。二十歲為中宗景龍三年（709）。王維進士登第的年歲，過去有兩說，一是開元十九年，一是開元九年，以開元九年為確。開元九年為公元721年，已在張九皋明經(jīng)登第之后十二年。因此，《集異記》所說王維與張九皋爭解頭的事，是不可能發(fā)生的。但，《集異記》所記仍有其濃厚的生活氣息和獨有的時代風貌，它寫出了當時文士爭京兆府解頭的活動，寫出了貴戚之家對科舉考試的干涉，堂堂的京兆府試官，只要公主傳話，即奔赴其府第，并且遵命將原定的解頭換與別人。從這點來說，《集異記》所寫的，又合乎歷史的真實。
正由于經(jīng)京兆府舉薦就易于登第，因此一方面有外地士人爭來考試，如前面所引，沈亞子本為吳興人，卻前來京兆應試；又如徐申“東海郯人，永泰元年（765）寄籍京兆府舉進士”；許稷本閩人，后在終南山讀書三年，“出就府薦”，遂于貞元十七年（801）進士及第。另一方面，托人情、通關節(jié)等事也就隨之而起，前所引《集異記》是一例（類似情況，外地州府也有，如晚唐時鐘傳鎮(zhèn)江西，“時舉子有以公卿關節(jié)，不遠千里而求首薦者，歲常不下數(shù)輩”，見《唐摭言》卷二《爭解元》；又如牛希濟《薦士論》說：“諸侯所薦，率皆應權幸之旨，承交游之命，取其虛名奏署，謂之借聽，取其謬舉之說，謂之橫薦。”見《全唐文》卷八四六。不過京兆府試的情況更為嚴重），今再摘抄兩條，以見概況：
秘書監(jiān)，其子咸允，久在舉場無成。禹錫憤惋宦途，又愛咸允甚切，比歸闕，以情訴于朝賢。大和四年（830），故吏部崔群與禹錫深于素分，見禹錫蹭蹬如此，尤欲推挽咸允。其秋群門生張正謨充京兆府試官，群特為禹錫召正謨，面以咸允托之，覬首選焉。及榜出，咸允名甚居下。群怒之，戒門人曰：“張正謨來，更不要通！”（《太平廣記》卷一五六引《續(xù)定命錄》）
唐尚書持，大和六年（832）尉渭南，為京兆府試進士官。杜宰相時為京兆尹，將托親知問等第（自注：時重十人內(nèi)為等第），召公從容，兼命茶酒。及語舉人，則趨而下階，俯伏不對，杜公竟不敢言而止。（唐趙《因話錄》卷三商部下。此事又見《新唐書》卷八十九《唐儉傳》附《唐持傳》）
當然，有時也有例外，如宋言于大中十一年（857）京兆府試為解頭，后京兆尹張毅夫發(fā)覺試官有私，于是復試，宋言就從第一名退為第六十五名。又如黃頗、劉纂等都屬于京兆府試的等第，即在前十名薦送之內(nèi)的，但黃頗十三年后及第，劉纂竟于二十一年后及第。這些都算是特殊的事例，因此過去的記載中就特為提出。
七
現(xiàn)在我們來討論所謂“以同、華為利市”，也就是州府薦送較易得第的，除了京兆府外，其次就要數(shù)到同州和華州。
根據(jù)新舊《唐書》的《地理志》記載，同、華二州本無特別的出產(chǎn)，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并不發(fā)達，這兩個州在關中算是并不富裕的地區(qū)。如《舊唐書》卷一四六《盧征傳》載盧征于德宗貞元年間歷任華州、同州刺史，“故事，同、華以地近人貧，每正至、端午、降誕，所獻甚??；征遂竭其財賦，每有所進獻，輒加常數(shù)，人不堪命”?？梢娡?、華二州，本已貧瘠，再加上州官進奉有加，誅求無已，人民所受的負擔十分沉重。據(jù)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二所載，華州開元時戶三萬七百八十七，元和時降至一千四百三十七，同州開元時戶五萬六千五百九，元和時降至四千八百六十一，戶口減少的情況相當嚴重。同、華地位的重要性當與其地理位置有關，據(jù)《元和郡縣志》，華州西至長安一百八十里，東至洛陽六百八十里，潼關即在州境之東，是長安通向關東的門戶；同州在長安東北二百五十里，是關中通河東（山西）的要道。在唐代，宰相有時因故免職，就暫時任命為華州或同州刺史，由于同、華離長安近，他們可以隨時召回。大約由于這些政治上的原因，使得這兩個州在舉子的解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唐摭言》卷二《爭解元》條說：“同、華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本褪侵复硕??！独m(xù)玄怪錄》卷三《竇玉妻》說的是鬼怪的故事，但其中寫舉子們競赴同州求舉送，以至同州的旅店有人滿之患，是寫得相當真實的：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于同州。其時客多，賓館頗溢，二人聞郡功曹王翥私第空閑，借其西廂，以俟郡試。既而他室皆有人，唯正堂以小繩系門……
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拿著朝廷貴官的書啟來通關節(jié)、走門路的。憲宗元和時，令狐楚守華州，秋試時帖榜說：“特加置五場?！庇捎趹腋窀?，試題難，這些“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見上《唐摭言》卷二）。令狐楚只是特殊的例子，從這里我們倒可以見出，在一般情況下，華州秋試時，一定有不少人“以清要書題求薦”。
比起同、華來，作為東都的洛陽河南試，其重要性則是差多了。河南府試也是先經(jīng)過所屬縣的考試，然后再加甄錄。韓愈于元和五年（810）任河南令，曾作《燕河南府秀才》詩，記其事云：“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琮按房公指房式，元和四年十二月為河南尹）。功曹上言公，是月當?shù)敲?。乃選二十縣，試官得鴻生?！保ㄥX仲聯(lián)《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七）又德宗貞元時與柳宗元、劉禹錫交好，政治思想也接近的呂溫，早年即以文才著稱。他的文集《呂和叔文集》卷三有一篇《上族叔齊河南書》，這個齊河南為齊抗（據(jù)岑仲勉《讀全唐文札記》）。書中說齊抗“前歲罷鎮(zhèn)南服，入侍東掖”，指齊抗由湖南觀察使入為給事中，又據(jù)《舊唐書?德宗紀》，齊抗于貞元十年（794）二月由給事中出為河南尹。呂溫之應河南府試也就是在這一年。呂溫集卷二有《河南府試贖帖賦得鄉(xiāng)飲酒》、《賦得失群鶴》二詩，即為府試時所作。劉禹錫所作呂溫文集序，稱溫“以文學震三川，三川守以為貢士之冠”（《劉禹錫集》卷十九《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則呂溫是以河南府試第一名舉送的，但省試時卻未及第，呂溫《送薛大信歸臨晉序》（《呂和叔文集》卷三）中說：“予被鄉(xiāng)曲之譽，賦于闕下，以文乖時體，行失俗譽，再為有司所黜?！币詤螠剡@樣的人材，又為河南府首薦，卻未能于禮部試登科，則河南府試之地位也可想見。
州府試的詩，一般為五言律詩十二句，但現(xiàn)在集中有《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王琦《李長吉歌詩匯解》卷一），體例卻很特別。此詩從正月寫起，每月一首，到十二月，再加閏月，共十三首；非律詩，句子長短不齊，有三言、五言、七言的?，F(xiàn)選錄二月、八月的兩首于下：
飲酒采桑津，宜男草生蘭笑人，蒲如交劍風如薰。勞勞胡燕怨酬春，薇帳逗煙生綠塵。金翅峨髻愁暮云，沓颯起舞真珠裙。津頭送別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二月）
孀妾怨長夜，獨客夢歸家。傍檐蟲緝絲，向壁燈垂花。簾外月吐光，簾內(nèi)樹影斜。悠悠飛露姿，點綴池中荷。（八月）
清人方扶南《李長吉詩集批注》卷一說此詩“皆言宮中，猶古《房中樂》”，又說“詩亦深思，但非詩帖所宜，有唐人詩帖行世，可鑒也”。王琦注引朱卓月之說，謂“諸詩大半閨情多于宮景”。詩中所寫的具體內(nèi)容，是一般民間的閨情還是宮景，前人的說法雖有不同，但這組詩大致是通過描敘十二個月季節(jié)寒暑的變化，反映婦女的思念之情。這樣的內(nèi)容與情調，與正式的州府試詩的要求應該說是不合的，至于體制句法，也與一般的規(guī)定大為懸殊。此詩是否即為河南府試時所作，如詩題所標者，很可懷疑；如確為所試“雜文”，則貞元時河南府所試真是相當自由，可以說是科舉試詩的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