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之一，文帝時期更是備受稱頌，司馬遷曾描繪這一時期的人民生活：“百姓無內(nèi)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社會安寧，政治清簡，人民安樂，生活幸福，儼然一幅桃源盛世圖。它的產(chǎn)生，司馬遷認(rèn)為源于漢文帝本人“德至盛也”、“豈不仁哉”，是文帝的仁德落實到具體政事而孵化出清明祥和的治世。
克己欲以厚天下
史料記載，歷史上的仁君漢文帝有諸多嗜好。他好游獵，有一段時期“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至于“一日再三出”，賈山曾為此切諫;他也好馳騁尋求刺激：“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并車攬轡。上曰：‘將軍怯邪?’
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袁盎一席帝王安危關(guān)系到國家社稷安定的話，讓文帝放棄了個人嗜好，虛心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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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有人獻(xiàn)千里馬 ，文帝“于是還馬，與道里費(fèi)，而下詔曰：‘朕不受獻(xiàn)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xiàn)’”，并命令“省廄馬以賦縣傳”，減省御馬以供給普通郵遞。由此可見，賈山、袁盎的進(jìn)諫不僅當(dāng)時為漢文帝采納，而且此后為他自覺運(yùn)用，在國家利益與個人嗜好之間，國家利益至高無上。
不但能克己以從善，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漢文帝能抑己惡——控制一己之羞怒等負(fù)性情感——以從善。如過中渭橋驚輿馬事件，廷尉張釋之?dāng)酁椤耙蝗朔港?，當(dāng)罰金”，而因受驚嚇而惱怒不已的漢文帝認(rèn)為處罰過輕，為之大怒，但當(dāng)張釋之以法為準(zhǔn)繩力爭后，“良久，上曰：‘廷尉當(dāng)是也’”。
“良久”二字凸顯出文帝內(nèi)心“私我”與“公法”斗爭的程度，最終他卻能去掉帝王的尊嚴(yán)而遵從國法，承認(rèn)張釋之裁斷正確。文帝可謂是以其仁善推及百姓的仁君，他真正履踐了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達(dá)而達(dá)人，己欲立而立人”的處事信條，以“仁”立身，以“仁”治民，以此為社會日臻于和諧打下堅實的基礎(ch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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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兼新以盡臣才
漢文帝做代王時，與長安諸大臣并無太多瓜葛，所以遽然被選中繼承帝位，驚疑交加的漢文帝登位伊始，親信從代地帶來的宋昌、張武等：“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wèi)將軍，領(lǐng)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宋昌領(lǐng)南北軍直接保證了京城與皇宮外圍的安全，張武為郎中令則使宮殿內(nèi)的安全有保障。但是文帝作為一代賢君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并不以私心治國，最初的倚重并沒有成為一種用人傾向，宋昌、張武后來沒有成為權(quán)臣，而是各盡其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