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節(jié)仰忠貞，氣吐虹霓，
天問九章歌浩蕩；
修能明治亂，志存社稷，
澤遺萬世頌離騷。”
又到端午佳節(jié)，
龍舟競發(fā)，粽葉飄香，
人們莫不感懷憑吊偉大詩人屈原。
而鮮為人知的是，
屈原也可以說是一位“法律人”。
屈原既是一位明于治亂、造為憲令的立法者，也是一位哀民生之多艱、探求法律民情基礎(chǔ)的政治家，更是一位遵循繩墨法度、追求國富法立的法律思想家。屈原的詩歌也可以說是一支法律求索之歌，披露了屈子尋求善治美政的情懷。
詩歌與法律的融合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在中國，法律的“律”字起源于音律。古代詩、歌、舞本是三位一體的。在西方，法律的詞源“nomos”本身兼有法律、音樂、詩歌等多重意思，法亦與歌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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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哲學(xué)家、法學(xué)家維柯看來，人類早期都是“詩性智慧”。詩人實(shí)際上就是各民族的早期立法者，法律都是用詩來制定的，最早的典章制度也都是保存在詩里。而“詩人”一詞在古希臘文里的意義就是“制作者”或“創(chuàng)造者”，詩人與立法者具有同一詞根。
偉大的哲學(xué)家柏拉圖在《國家篇》和《法律篇》中把“法律和組織的美”視為一種居于較高層次的“美”。建立一個城邦的法律比創(chuàng)作一部悲劇還要美得多，歷史上偉大的立法者(如斯巴達(dá)的萊庫古和雅典的梭倫)才是偉大的詩人，他們制定的法律才是偉大的詩。
這一評價(jià)用到屈原身上同樣合適。
屈原就是一位立法者，
而且更自覺地用自己的詩歌記錄了自己的法治經(jīng)歷。
“國富強(qiáng)而法立兮”的法治情懷
屈原以詩歌名世，而屈原的詩歌其實(shí)反映了其曲折的法治探索和忠貞的法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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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離騷》的開頭介紹了自己姓名由來，“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妒酚洝でZ生列傳》說屈原名平，字原。而在《離騷》中，他則自稱名正則，字靈均，這是前者的轉(zhuǎn)寫化名。
“正則”與“靈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義，
正義、規(guī)則、公平等都是法治最重要的維度。
法律向來被視為公平正義的化身，屈原取名本就蘊(yùn)含了諸多法律政治的寓意。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里說：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
讒諂之蔽明也，
邪曲之害公也，
方正之不容也，
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這記載了《離騷》的創(chuàng)作緣由，指明其政治抒情詩的精神品質(zhì)，于中可見，其起因本就與“邪曲害公、方正不容”等法治因素相關(g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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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法律按照羅馬法學(xué)家所言，是“正義不正義的學(xué)問”。他在《離騷》《九章》《惜誦》等詩歌作品中抨擊當(dāng)時的楚國貴族不遵守法度等行為，表述了鮮明的守“規(guī)矩”、循“繩墨”、明“法度”、通治亂的法治理念。
例如，屈原在《離騷》中吟唱道：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guī)矩而改錯；
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
這是說，時俗本就喜歡投機(jī)取巧，規(guī)矩既違背，措施又變更。離開準(zhǔn)繩墨斗追求邪曲，以茍合取容作為處世標(biāo)準(zhǔn)，這種不守法度的行為是國亂世衰的原因。
作為對策，必須“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攬民德焉錯輔”，必須遵循法度，一點(diǎn)也不偏頗，才能贏得民眾的認(rèn)同，皇天公正，水可載舟，人民擁戴誰就能得到天命。是否遵循法度，這是治亂的關(guān)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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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背離法度的危險(xiǎn)境地，屈原在《惜往日》中形象地比喻到，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
乘泛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
背棄法度而憑私心治事，就像乘快馬奔跑而沒有轡銜，汜泭下流而沒有舟楫，必然會自取滅亡，禍國殃民。
屈原還以無懼法律審判來表達(dá)自己忠貞的志向?！断дb》有言：
“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
令五帝使折中兮，戒六神與向服。
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
其中，咎繇即皋陶，是中國上古傳說中的第一位司法官。
在這里屈原真誠地宣誓，如果我所說的不是出于忠誠，可以指著蒼天來為我作證，令五方之帝辨析刑書條文，告六宗之神對證控罪之詞，使山川之神備用陪審，命皋陶作法官裁決曲直。其中對皋陶、獄訟的熟練引用，可見屈原對訴訟過程頗為熟悉。而且他以法律審判作為其宣誓的形式，也可見其對法律的信仰與敬畏，彰顯其信仰之忠誠，秉性之無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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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于治亂、造為憲令”的立法者生涯
屈原是楚國杰出的政治家，洞悉各國治世之道。司馬遷《史記》中，說他是
“博聞強(qiáng)識”“嫻于辭令”。
20多歲就做了楚國高官左徒，這是僅次于令尹(宰相)的官位。據(jù)《史記》記載，
屈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qiáng)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出則接遇賓客，應(yīng)對諸侯。王甚任之”。
他受楚懷王委托，“造為憲令”，所謂憲令，就是法令。造憲令，即指屈原出臺法令、起草規(guī)章、主持變法改革?？梢娝且晃蛔吭降牧⒎ㄕ?。
楚國在楚悼王時已有吳起變法的先例，均爵平祿，打破楚國爵祿的世襲制，廢除無用、無能的官職。屈原用“法夫前修”形容他參與的這次楚國變法，在其詩歌中表示“效法先賢”。屈原很可能繼承了吳起這些變法措施，繼續(xù)通過良法善治使楚國富國強(qiáng)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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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歷史資料的匱乏，屈原改革的具體內(nèi)容已不可考。但是根據(jù)其詩歌追憶及其美政的核心思想，大致可以推斷，其措施當(dāng)有廢除舊貴族特權(quán)、選賢任能、修明政治、德法兼治、富國強(qiáng)民、聯(lián)齊抗秦、統(tǒng)一天下等。
后來，屈原即使在放逐流浪途中，也不斷追溯懷想其變法改革，足見這在其一生經(jīng)歷中的分量。屈原在《九章·惜往日》中如此激情滿懷追憶：
“中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國富強(qiáng)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
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
他念茲在茲的便是變法修制，追求美政善治，只要法度嚴(yán)密，無疑可存，法度完備，國家便會富強(qiáng)。
“哀民生之多艱”，探求法律的民情基礎(ch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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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習(xí)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即引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等詩歌，認(rèn)為這是“深刻反映人民心聲的作品和佳句”。法諺有云，人民的幸福乃最高的法律。屈原是我國古代民本民生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其提倡的“哀民生之多艱”當(dāng)是法律最重要的價(jià)值基礎(chǔ)。
“民生”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左傳·宣公十二年》，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屈原身為宗室重臣，卻對百姓充滿深深的同情。他在變法中反對世卿世祿、限制貴族特權(quán)，不惜觸犯貴族壟斷集團(tuán)的利益。他其實(shí)早就預(yù)測了由此帶來的風(fēng)險(xiǎn)，“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dāng)】儭?，但出于對國家的忠誠和對民生的系念，他仍然無怨無悔。立法為民，執(zhí)法為公。身居廟堂而關(guān)心民瘼，放逐江湖之遠(yuǎn)，更為民生多艱而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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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被放逐也與其變法有關(guān)。不少貴族為保持個人祿位而反對變法。與屈原同列的上官大夫心懷嫉妒。屈原起草憲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奪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懷王進(jìn)讒言說：“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
懷王庸懦昏聵，因而怒疏屈原。屈原因變法而興，因變法而黜，其命運(yùn)確可一嘆。當(dāng)然從上官大夫“每一令出，平伐其功”這樣的讒言中，也可以看出屈原立法頻繁，且都很成功，否則也不至于讓他們因嫉妒而進(jìn)讒言。但不管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yuǎn)，從變法到放逐，屈原不變的是以民為本，為民請命。
▲屈原。資料圖
他在《漁父》中說：
“奉世皆濁我獨(dú)清，
眾人皆醉我獨(dú)醒?！?
他追求正直光明，絕不愿隨波逐流，不愿“蒙世俗之塵埃”，毅然赴死，以死明志，彰顯體現(xiàn)生命的尊嚴(yán)，這也是法律的尊嚴(yán)。
唐代詩人殷堯藩《端午》有言：
“不效艾符趨習(xí)俗，
但祈蒲酒話升平?！?
我們今天紀(jì)念屈原，不僅是繼承傳統(tǒng)習(xí)俗和傳統(tǒng)文化，更要感悟屈子力行變法修制、探求治亂升平的法治之志。
?。ㄗ髡呦岛洗髮W(xué)法學(xué)院副教授）
文/蔣海松
編輯/代秀輝 王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