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賦稅制度和徭役制度同朝廷的經濟、政治制度一樣，是我國封建社會賦役制度的承繼，同時也有許多特異之處。
元代的商稅和鹽稅較之以前各代有所發(fā)展，并規(guī)定賦稅征鈔；元代建立賦役冊籍，強化里社制度，保障了徭役征發(fā)。
元朝賦稅制度南北異制，就是同一地區(qū)的賦稅，制度也有很大差別。同時，元代由于商業(yè)的繁盛，使商稅無論是品類還是數額都有明顯增加，成為元朝財政的主要收入之一。
此外，因為元代貨幣經濟發(fā)達，朝廷以鈔為法定通貨，因此在賦稅中采取征鈔的辦法。這些有別于前代的賦稅特點，體現(xiàn)在元代各個方面的賦稅法規(guī)當中。
元太宗即位之初，接受耶律楚材建議，初定地稅之法，地稅的稅率 上田畝稅3.5升，中田3升，下田2升，水田5升。 元世祖時，除江東、浙西外，其他地區(qū)只征收秋稅。
1282年，江南稅糧按宋舊制折納綿絹雜物。1296年，才開始確定在江南征收夏稅，以木棉、布、絹、絲等物交納。
元世祖之初，曾多次進行括田，履畝征稅。這種括田，雖有增加田賦的意義，但以均平田賦為主。
1314年，元世祖采用大臣奏議，實行經理法，旨在括隱田，增賦稅。首先張榜，曉諭百姓，限40天內，將其家所有田產田賦，自己向官府呈報，如有作弊的，許人告發(fā)，告發(fā)得實，或杖或流，所隱田產沒官。
元代初年，繼續(xù)實行鹽專賣，鹽利是元財政收入的主要支柱。元朝廷對其所屬鹽場實行不同的稅率制度，因地而異。朝廷對鹽實行定額稅，以白銀交納。
元代的茶稅也是朝廷的一項大宗收入。元代茶稅制度基本上是因襲了南宋舊制，實行茶專賣，間或在某一時期或地區(qū)征稅，或兩者并行。
1288年，元朝頒布《榷茶條畫》，其主要內容有：茶園不得縱頭匹損壞；差官巡綽出差札者，不得夾帶私茶；蒙古萬戶、千戶頭目人等，無得非理婪索榷茶酒食撒花等物等。
除上述鹽茶專賣外，元對酒醋等也實行專賣并課稅。元代對酒醋征稅始于1230年正月。
當時的規(guī)定是酒醋同稅，稅率為十取其一。由于征收困難，特別是為了保證糧食的基本用途，所以實行官制官賣，設立了酒醋務坊場官，專管酒醋制造和買賣事宜。至元代后期，實行榷征的辦法，并大興造酒場所。
元代的酒醋稅大都以銀鈔繳納，這就是 賦稅征鈔 的特點。但偶爾也征收實物，如糧食。酒醋稅一直是元代重要的財政來源，減免情況甚少，加上大多實行專管，收入比較穩(wěn)定。
元代時期的牲畜稅在當時稱之為 羊馬抽分 ，是元代建立以前就有的蒙古最古老的稅種。有資料記載的元代牲畜稅始于1229年8月，當時由于戰(zhàn)爭的需要，規(guī)定凡蒙古人有馬百匹者及有牛、羊百頭者，各納其一。這種辦法一直持續(xù)至元代建立以后，前后近70年沒有大的變化。
元代還實行市舶課稅法。元承宋制，對國內與海外諸國往還貿易的商舶及海外諸國來華貿易的船只，統(tǒng)稱市舶。對中外船舶所載貨物的抽分與課稅，叫市舶課。
元代市舶課制度，初期沿襲宋朝舊制，實行抽分法，即對進出口貨物抽取定量實物。當時規(guī)定細貨1/10，粗貨1/15。
抽分之后，隨客商買賣，在販賣時另征商稅。為鼓勵土貨出口，曾實行雙抽、單抽之法，對土貨實行單抽，對蕃貨實行雙抽，即加倍征收。
元代商稅是一種交易稅，稅額是1/30。商稅收入主要來自全國三四十處大中城市，但在財政收入的錢鈔部分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重要性僅次于鹽課。
1270年正月，忽必烈立尚書省，以回回人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阿合馬長于理財，采取多種措施，增加國庫收入。阿合馬規(guī)定了應征商稅的總額，商稅1/30，這成為有元一代通行的制度。
據史料記載，1329年，全國財政收入中 鈔九百二十九萬七千八百錠 ，可知商稅在全國錢鈔收入中約占10%左右。在征收貨幣的各項稅賦中，鹽課占首位，其次便是商稅，其重要性由此可見。
元代把大部分徭役作為專業(yè)，分撥一部分人戶世代擔負，如負擔驛站鋪馬的站戶，還有獵戶、鹽戶、窯戶、礦冶戶、運糧船戶等，這些人戶與民戶異籍。民戶不負擔這些專業(yè)性的徭役，但這些專業(yè)戶計負擔的其他徭役則由民戶按戶等分擔。
元代的戶籍制度十分繁雜。朝廷將全國人口按民族分為4等，即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并根據職業(yè)上的區(qū)別，分為軍戶、站戶、匠戶、僧道戶、儒人戶、種田戶等多種。
根據社會地位分成官戶、民戶、驅丁戶等；按籍戶的先后分元管戶、交參戶、漏籍戶、協(xié)濟戶等；按科差負擔額分絲銀全科戶、減半課戶、止納絲戶、推絲戶等。每戶等的政治待遇不同，賦役負擔差異很大。
為了便于對戶口的控制和賦役的征發(fā)，元代建立了一套賦役冊籍。朝廷憑借這些冊籍控制土地、戶口，征發(fā)田賦、徭役。這種賦役冊籍后來為明代賦役黃冊所借鑒。
徭役民戶所負擔的徭役，有筑城、排河、運糧、采打、木植、制作船只器甲、馬草等都自民間征發(fā)。元初修建大都，每年都征發(fā)成千上萬的民夫來采運木石。
元代還繼承前代的 和雇 制，由朝廷出價，向民間雇傭勞力、車輛。但多被官員中飽，名為 和雇 ，其實是變相的徭役。
元代職役包括里正、主首、社長、庫子等名目。里正秉承朝廷的指令，管理里社居民；主首催辦賦稅；社長功課農桑，糾監(jiān)非違；庫子管理倉庫，主要由上等戶計承充。擔負職役的人可以免服本身其他差徭。
元代的兵役制度，其方式則因民族不同而略有區(qū)別，對蒙古各部采用成年男子皆兵的辦法征集士兵，其他民族實行軍戶制度。
蒙古各部15歲至70歲的成年男子，不分貴賤和家庭人口數量，都有服兵役的義務。成年男子平時從事牧業(yè)生產或其他工作，一旦戰(zhàn)爭需要，或者全體出征；或者 十人抽一 、 十人抽二 ，抽調部分人出征。
元代訂立了專門的軍籍。入軍籍的人戶，就成為軍戶。在中原漢民戶中簽發(fā)的士兵，也都訂立了軍籍。列名漢軍軍籍的人戶，就是漢軍軍戶。凡被定入軍籍的人，按照朝廷的規(guī)定，不得改為其他戶計。
漢軍軍戶的簽發(fā)，是以民戶的財產和勞動力狀況為依據的。元代民戶分為上、中、下三級9等，軍戶一般來源于中戶。各軍戶的財力和丁口情況畢竟會有很大差別，針對部分軍戶無丁或無力服兵役的狀況，朝廷很快推行了正貼戶制度。
依據軍戶的不同情況，可以兩三戶或四五戶合出軍一名，出人當兵的戶就是正軍戶，又稱軍頭；其他各戶出錢資助，稱為貼軍戶。
正、貼軍戶由朝廷指定，不能隨意改變。如果正軍戶缺乏可以當兵的合適人丁，由有丁的貼軍戶頂替，正軍戶改為出錢資助。一旦正軍戶中有了合適的人丁，便要繼續(xù)出軍。
軍戶世世代代都要服兵役，不能改變。軍人如果在出征或出戌時逃亡，要到原籍勾，然后取他的兄弟子侄來頂替。朝廷所明令禁止探馬赤軍戶以奴隸代服兵役。同時，所有服兵役的人，都要以本人應役，不能逃避或雇覓他人代役。
如果軍人在陣前戰(zhàn)死，本戶軍役可以存恤一年，病死者存恤半年，到期繼續(xù)出入服兵役。在戰(zhàn)爭期間，軍人沒有假期。戰(zhàn)爭結束后，出征軍人通?？梢苑胚€存恤一年或數年。
元朝廷還采取了 番直 或 更戍 即輪流休假的方法，給軍戶以休養(yǎng)的機會。但有些邊遠地區(qū)往來不便，更戌時間往往長得多，兩三年甚至6年才能休假一次。
探馬赤軍人的軍需裝備，主要由軍戶自備，不足部分由朝廷補給。漢軍士兵的冬、夏軍裝和武器，由朝廷發(fā)給，并按月發(fā)放口糧，每人米5斗，鹽一斤。
服裝的不足部分和其他裝備和開支，由本軍戶和貼戶湊齊，定期送到軍中。新附軍人的裝備，全由朝廷供給，口糧每月米6斗，比漢軍高一斗，還有鹽一斤，家屬每月每人支糧4斗。
作為軍戶承擔兵役的補償，朝廷在賦役方面對軍戶實行豁免和優(yōu)待。漢軍軍戶和探馬赤軍戶從事農耕者，免繳4頃地的12石稅糧；新附軍戶有土地的，因朝廷已供給軍人裝備和口糧，所以要按畝納稅。
從事牧業(yè)的探馬赤軍戶，比一般牧民的向朝廷繳納一定數額的羊馬稍輕一些。
一般牧民的畜群100頭即抽繳一頭，不到100頭的則滿30頭即抽分一頭。軍戶不到100頭免抽。和雇和買探馬赤軍戶不承擔，其他軍戶區(qū)別對待，富有者承擔，貧困者可免。科差與雜泛差役，軍戶均予豁免。
軍戶制的實行，可以保證朝廷有穩(wěn)定的兵源，又可以維持一支龐大的軍隊頁使朝廷負擔不致過重。至元末農民戰(zhàn)爭前夕，軍戶制已經完全崩潰。
[旁注]
元太宗（1186年～1241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第三子。蒙古帝國可汗，史稱 窩闊臺汗 ，謚號 英文皇帝 。在位期間成功完全征服中亞、華北和東歐。他設立中書省，標志著軍政合一制開始發(fā)生分化，從此開始了蒙古政權和元朝的一系列漢化即封建化改革。
耶律楚材（1190年～1244年），字晉卿，號玉泉老人，法號湛然居士，蒙古名為吾圖撒合里。出身于契丹貴族家庭。蒙古帝國大臣。他對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產生深遠影響，他采取的各種措施為元朝的建立奠定基礎。
元世祖（1215年～1294年），即孛兒只斤 忽必烈。蒙古族。成吉思汗嫡孫。元朝的創(chuàng)建者，謚號 圣德神功文武皇帝 ，廟號世祖，蒙古尊號 薛禪汗 。蒙古族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在位期間，建立行省制，加強朝廷集權，使得社會經濟逐漸恢復和發(fā)展。
阿合馬（？～1282年），回族，元朝開國皇帝元世祖時期的理財能手。在元朝前期，阿合馬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從孛兒只斤窩闊臺大汗時期開始，大蒙古國的經濟主就是依靠 色目人 來經營的。阿合馬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
大都 或稱元大都，突厥語稱為 汗八里 ，意為 大汗之居處 。自1267年至1368年，為元朝國都。其城址位于今北京市市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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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向外擴張時，只是掠奪，不知賦稅為何物，更不知賦稅對于經營中原地區(qū)的巨大作用。
但是耶律楚材已經看到這一點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計劃，他積極制訂賦稅征收制度，加強對地方征收賦稅官員及各位王公大臣的監(jiān)督。
忽必烈即位后，秉承耶律楚材時期的賦稅制度，并在舊制的基礎上明確規(guī)定繳納時期、收受之法，使之更趨完善。這標志著對中原經濟模式農業(yè)經濟的認同。可見耶律楚材在賦稅上的貢獻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