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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赤壁之戰(zhàn)中，曹操吃了黃蓋假投降的虧，上了一當(dāng)，雖然史實并非完全如此。但小說家這樣寫，確實也符合曹操的性格，因為他的用人政策，是絕對不怕使用從敵方陣營投奔或投降于他的將領(lǐng)，只要你跑到我這兒來，我相信了你，就大膽使用，任情驅(qū)使，毫無隔閡，不分彼此。
　　說實在的，無大氣度，也無此大膽識。惟有曹操，來者不拒，堪稱善用人才，敢用人才的大手筆。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這樣胸懷的領(lǐng)導(dǎo)者，極少。
　　后來一些帝王，出身小農(nóng)者，常思想狹隘，偏執(zhí)保守；文化不高者，便恐懼知識，嫉才妒賢；無德無能者，好猜忌懷疑，小肚雞腸；自以為是者，必剛愎自用，無法容人。有的連一齊打江山的開國元勛，謀臣強將，都要想法整死，對于敵人陣營那邊過來的人，不要說重用，能不殺頭，留一條命，就是萬幸了。
　　曹操能夠把那些曾經(jīng)和他廝殺過、較量過的對手，容納在他的麾下予以重任，說明他對于人才的重視，和求賢若渴之心，關(guān)羽就是一個例子，捉了來，不但不咎既往，還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殷勤款待這位降將，甚至關(guān)羽最后不辭而別，他還放他一馬。這種用人之道，是他事業(yè)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終生受益不盡。雖然他一生中也殺過許多有才干的人物，但在他的手下，謀士如賈詡、袁渙、田疇、王修，將領(lǐng)如張遼、張郃、臧霸、文聘，都是被他降服過來，然后加以重用的。這些人在曹操建功立業(yè)、南征北戰(zhàn)數(shù)十年中，為他立下多少汗馬功勞啊！
　　其實早年曹操在山東時，把剿滅的黃巾余部，改編成他的青州軍起，就嘗到了化敵為友的甜頭。當(dāng)時，各路諸侯你爭我奪，別看打得十分起勁，但糧餉是不能保證的，袁紹的部隊餓得采樹上桑shèn吃，袁術(shù)的人馬只好到河里湖里撈魚摸蝦充饑。所以，曹操收編黃巾后，強者當(dāng)兵，弱者屯田，這樣，前方有精銳部隊，后方有充足供應(yīng)，這才使他得以戰(zhàn)勝那些諸侯。
　　他的人才政策，在建安十五年的《求賢令》中，就明確地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已經(jīng)表示出他的對于“德才資”選人標(biāo)準(zhǔn)的獨特見解，他是根本不在乎什么門第、出身、成分、路線，以及什么立場、態(tài)度之類條條框框，他就認(rèn)準(zhǔn)一條——唯才是舉。
　　到建安二十二年，在《舉賢勿拘品行令》中，更進(jìn)一步闡發(fā)了他的這種不拘一格的干部路線。“昔伊摯、傅說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fù)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yè)，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毋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zhàn)；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zhì)，或堪為將守；負(fù)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shù)；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闭驗檫@個指導(dǎo)思想，他的人才優(yōu)勢，在三分天下的局勢中，始終保持興旺不衰。
　　當(dāng)時，在許都，人文薈萃，風(fēng)雅集聚，建安文學(xué)的主力，幾乎全在曹氏父子周圍，而蜀和吳，堪與匹敵的文化人，簡直挑不出幾個。盡管禰衡、孔融、楊修死在他的手中，但王粲、劉楨、徐干、阮yǔ，包括那個痛罵曹操祖宗三代的陳琳，和曹操用金璧贖回的蔡yǎn，都在鄴下“俊才云蒸”，形成一代文風(fēng)。對于文化人尚且如此招攬，那么政治、軍事方面則更是眾士歸心了。
　　凡一個朝代衰微之日，便用人疑人，諸多防范，舉措不定，百般禁忌了。如明代末期那樣，動輒廢處大臣，朝令夕改，狐疑猜測，文武不安，那氣數(shù)也就差不多了。同樣，在干部路線上，一旦以佞己阿附為德而量人，以偽飾曲從為能而用材，在一個國家，必為猥庸無為之君；在一個單位，定是碌碌低能之輩。
　　早在建安十四年，丞相掾和洽，曹操的私人秘書，向他反映：“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致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彼J(rèn)為，“古之大教，務(wù)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曹操立刻稱善，由此可見他雖然唯才是舉，但對那些裝孫子，把自己裹藏起來的禍心叵測之輩，也是不感興趣的。
　　所以，那些喜用小人之人，非但不敢比之曹操的豁達(dá)豪放，膽識過人，也不敢比之劉備謙恭遜和，從善如流；甚至不能和劉備的兒子阿斗比，劉禪雖然也近小人，遠(yuǎn)君子，但至少沒有想方設(shè)法把諸葛亮干掉，這就是顯得他比某些國君的水平高的地方了。
　　雖然黃蓋詐降，赤壁敗績，但曹操求賢若渴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擢用人才，甚至在戰(zhàn)敗袁紹后，“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他“命盡焚之，更不再問”，有這等氣魄的大政治家，無論歷史上的，還是小說中的曹操，確是一個非凡人物。既生瑜，何生亮“既生瑜，何生亮？”這是周瑜赤壁之戰(zhàn)以后，被諸葛亮活活氣死，彌留之際的一句名言。
　　從此，這就成了兩雄并立，有你無我的充滿嫉憤哀怨的自白了。其實，按正史《三國志》，并非如此。周瑜是赤壁之戰(zhàn)的總司令，劉備的兵馬本來不多，參戰(zhàn)者則更少，諸葛亮在年齡上，比周瑜要小得多，頂多也是個參謀總部中的一員而已。曹操在赤壁戰(zhàn)后，寫給孫權(quán)的一封信里說過，“因為我的部隊里發(fā)生了傳染病，我才燒船自退，徒然使周瑜獲得虛名罷了！”從這里看，曹操根本不認(rèn)為赤壁之戰(zhàn)，與諸葛亮的指揮，有多大關(guān)系。
　　但史實是一回事，而變成小說《三國演義》，則“七實三虛”，又是另一回事了。
　　按演義，自打諸葛亮到東吳當(dāng)說客，孫權(quán)和、戰(zhàn)不定時，周瑜由鄱陽趕回柴桑議事起，亮、瑜二人，實際是吳蜀聯(lián)軍司令部里的一號和二號首長。箭是他借的，風(fēng)也是他借的，孔明的功勞甚至還要大些。包括火攻的主意，他也是和周瑜一起想到的。于是，這兩位將也好，帥也好，是在一種既合作，又斗爭，既共同御侮，又針鋒相對的矛盾之中共事。沒有諸葛亮，周瑜未必能大獲全勝；沒有周瑜，諸葛亮的奇才大略，也無法施展。所以，周瑜離不了諸葛亮，而諸葛亮也得依靠周瑜。由此形成了吳、蜀聯(lián)盟的關(guān)系，協(xié)調(diào)了雙方的軍事行動，打退了曹操號稱八十三萬人馬下江南的攻勢，取得了空前的赤壁大戰(zhàn)的勝利，從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周瑜盡管氣量狹窄，不過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很有預(yù)見性的。為東吳未來的安全計，他認(rèn)為諸葛亮輔佐劉備，是比曹操還要危險的敵人。其實，周瑜對劉備，也很不放心，曾建議孫權(quán)用聲色犬馬來羈縻住他的。
　　潛在的敵對力量，極可能是明天的麻煩。有遠(yuǎn)見的政治家，都應(yīng)有未雨綢繆的準(zhǔn)備，消弭隱患于初起之際，免得養(yǎng)癰遺患。在《三國演義》中，周瑜一而再，再而三地置諸葛亮于死地，必殺掉他才罷手的狠絕，這不能不說是他的深謀遠(yuǎn)慮。
　　因此，他的具體措施無非兩條：一、是爭取諸葛亮為東吳效力；二、若不成，便用名正言順的名目殺，例如立軍令狀，要他去造十萬支箭；或者索性用非法手段殺，想盡一切辦法要把諸葛亮干掉。殺，是主要的，爭取是次要的，與諸葛亮有手足之情的諸葛瑾去勸說他，背叛劉備，投向東吳，也不過是奉命行事，走走過場罷了。
　　為什么周瑜更傾向于殺呢？這就是中國人的性格特點了。
　　與公與私來說，他都要消滅這個對手的。為吳國計，要殺他，為個人計，他也要殺他。嫉妒是人類的與生俱來的情感之一，他不能容許一個事事料定自己，處處勝過自己的人存在。要取得心理平衡，首先得保持雙方力量上均衡，其次要設(shè)法使己方的力量勝過彼方。
　　如何達(dá)到這個目的呢？一種辦法，是處于弱勢一方的，使自己強大起來，超過原來的強者；一種辦法，是使處于優(yōu)勢地位的，削弱到比弱勢者還要弱，甚至不存在，不成為一種力量。由于失去競爭對手，天下唯我獨尊，再弱之勢，也就成為強勢了。
　　這后一種行為，是很具有東方文化色彩的，不是不足者迎頭趕上，在競爭中使自己的不足的部分改善加強，和足者齊步同進(jìn)。而是我敗讓你也敗，我窮你也別富，我不行，咱們一塊不行。所謂保護落后，所謂平均主義，所謂吃大鍋飯，所謂出頭的椽子先爛，所謂鞭打快牛，從本質(zhì)上講，都是損有余來補不足，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就是這種汰強存弱的落后競爭方式，使歷史停滯不前。
　　所以，那些喜用小人之人，非但不敢比之曹操的豁達(dá)豪放，膽識過人，也不敢比之劉備謙恭遜和，從善如流；甚至不能和劉備的兒子阿斗比，劉禪雖然也近小人，遠(yuǎn)君子，但至少沒有想方設(shè)法把諸葛亮干掉，這就是顯得他比某些國君的水平高的地方了。
　　雖然黃蓋詐降，赤壁敗績，但曹操求賢若渴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擢用人才，甚至在戰(zhàn)敗袁紹后，“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他“命盡焚之，更不再問”，有這等氣魄的大政治家，無論歷史上的，還是小說中的曹操，確是一個非凡人物。既生瑜，何生亮“既生瑜，何生亮？”這是周瑜赤壁之戰(zhàn)以后，被諸葛亮活活氣死，彌留之際的一句名言。
　　從此，這就成了兩雄并立，有你無我的充滿嫉憤哀怨的自白了。其實，按正史《三國志》，并非如此。周瑜是赤壁之戰(zhàn)的總司令，劉備的兵馬本來不多，參戰(zhàn)者則更少，諸葛亮在年齡上，比周瑜要小得多，頂多也是個參謀總部中的一員而已。曹操在赤壁戰(zhàn)后，寫給孫權(quán)的一封信里說過，“因為我的部隊里發(fā)生了傳染病，我才燒船自退，徒然使周瑜獲得虛名罷了！”從這里看，曹操根本不認(rèn)為赤壁之戰(zhàn)，與諸葛亮的指揮，有多大關(guān)系。
　　但史實是一回事，而變成小說《三國演義》，則“七實三虛”，又是另一回事了。
　　按演義，自打諸葛亮到東吳當(dāng)說客，孫權(quán)和、戰(zhàn)不定時，周瑜由鄱陽趕回柴桑議事起，亮、瑜二人，實際是吳蜀聯(lián)軍司令部里的一號和二號首長。箭是他借的，風(fēng)也是他借的，孔明的功勞甚至還要大些。包括火攻的主意，他也是和周瑜一起想到的。于是，這兩位將也好，帥也好，是在一種既合作，又斗爭，既共同御侮，又針鋒相對的矛盾之中共事。沒有諸葛亮，周瑜未必能大獲全勝；沒有周瑜，諸葛亮的奇才大略，也無法施展。所以，周瑜離不了諸葛亮，而諸葛亮也得依靠周瑜。由此形成了吳、蜀聯(lián)盟的關(guān)系，協(xié)調(diào)了雙方的軍事行動，打退了曹操號稱八十三萬人馬下江南的攻勢，取得了空前的赤壁大戰(zhàn)的勝利，從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周瑜盡管氣量狹窄，不過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很有預(yù)見性的。為東吳未來的安全計，他認(rèn)為諸葛亮輔佐劉備，是比曹操還要危險的敵人。其實，周瑜對劉備，也很不放心，曾建議孫權(quán)用聲色犬馬來羈縻住他的。
　　潛在的敵對力量，極可能是明天的麻煩。有遠(yuǎn)見的政治家，都應(yīng)有未雨綢繆的準(zhǔn)備，消弭隱患于初起之際，免得養(yǎng)癰遺患。在《三國演義》中，周瑜一而再，再而三地置諸葛亮于死地，必殺掉他才罷手的狠絕，這不能不說是他的深謀遠(yuǎn)慮。
　　因此，他的具體措施無非兩條：一、是爭取諸葛亮為東吳效力；二、若不成，便用名正言順的名目殺，例如立軍令狀，要他去造十萬支箭；或者索性用非法手段殺，想盡一切辦法要把諸葛亮干掉。殺，是主要的，爭取是次要的，與諸葛亮有手足之情的諸葛瑾去勸說他，背叛劉備，投向東吳，也不過是奉命行事，走走過場罷了。
　　為什么周瑜更傾向于殺呢？這就是中國人的性格特點了。
　　與公與私來說，他都要消滅這個對手的。為吳國計，要殺他，為個人計，他也要殺他。嫉妒是人類的與生俱來的情感之一，他不能容許一個事事料定自己，處處勝過自己的人存在。要取得心理平衡，首先得保持雙方力量上均衡，其次要設(shè)法使己方的力量勝過彼方。
　　如何達(dá)到這個目的呢？一種辦法，是處于弱勢一方的，使自己強大起來，超過原來的強者；一種辦法，是使處于優(yōu)勢地位的，削弱到比弱勢者還要弱，甚至不存在，不成為一種力量。由于失去競爭對手，天下唯我獨尊，再弱之勢，也就成為強勢了。
　　這后一種行為，是很具有東方文化色彩的，不是不足者迎頭趕上，在競爭中使自己的不足的部分改善加強，和足者齊步同進(jìn)。而是我敗讓你也敗，我窮你也別富，我不行，咱們一塊不行。所謂保護落后，所謂平均主義，所謂吃大鍋飯，所謂出頭的椽子先爛，所謂鞭打快牛，從本質(zhì)上講，都是損有余來補不足，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就是這種汰強存弱的落后競爭方式，使歷史停滯不前。
　　因為在長期封建等級社會中，中國人缺乏公平競爭的客觀條件和心理機制，容不得別人比自己強，都抱著《三國演義》中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滅掉對手的減法，從不抱著“既有瑜，又有亮”而相得益彰的加法。所以，最好的減法，莫過于把對手從牌局中排除出去。而最佳的排除手段，莫過于“喀嚓”一刀。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常常沒有什么游戲規(guī)則，多憑不正當(dāng)手段而獨霸天下的原因了。
　　所以，有了這句名言，周瑜從此不僅在文學(xué)中，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成為家喻戶曉的，無絲毫容人之量的典型人物。其實，社會的進(jìn)步是建筑在公平的競爭上的，你好，我要比你更好，你有，我要比你更有。在同一條跑道上，不是靠使絆子扳倒別人，奪得第一，而是靠光明磊落的競爭，走在前面，那才是真正的勝利。而紀(jì)錄也只有在這樣你追我趕的局面下，才能打破。如果“既生瑜，何生亮”，只你老哥一個，你會是永遠(yuǎn)的冠軍，但紀(jì)錄也永遠(yuǎn)停滯在那兒了。
　　說穿了，嫉妒，是弱者的行為，你有力量，你有信心，你有競爭的意志，你有必勝的把握，你還用得著去嫉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