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歲末年初，冬去春來，舊時的中國文人總是要寫上幾首應景的詩，這已成慣例。說得好聽些，是風雅，說得刻薄些，是毛病。因為只要寫了，必定拿出來，名曰“獻芹”，實為邀好，那是令對方很尷尬的事。說好吧，真不好，說壞吧，又怕他臉上掛不住。因為幾百幾千年寫下來，成千上萬人寫下來，這類應景詩很難突破，很難創(chuàng)新。這種游名勝必題詩，逢年節(jié)必湊句，只是文人惡習而已。所以，歷代的各種詩選，如《唐詩三百首》、《千家詩》、《唐詩別裁》、《宋詩別裁》，基本上是看不到這類詩作的。
如果一定要在這樣一個很難出彩、很難超越的領域里，找出一位寫應景詩的出色人物，那么，非北宋詩人王安石莫屬。
對稍知一些舊體詩的當代讀者來說，在除舊布新、一元復始的時候，若是腦海里忽然涌上來一點詩意、詩興、詩情，我想，王安石的《元日》必是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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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舊時的詩人，不知寫了多少有關大年初一的詩，沒有一首能比得上王安石的《元日》影響大，傳播廣。因為這首極凡俗，然而極質樸的詩句中所表達出來的節(jié)日氣氛，其興高采烈，其歡樂熱鬧，可以說洋溢到紙面以外。雖然那是北宋時期的元日，卻讓你感受到如同當下同樣快樂的過年氣氛。王安石筆下的元日，肯定是一個街區(qū)、一個村落、一個市鎮(zhèn)、一個城池里大家共同享受著的這樣一個快樂日子。無妨設想一下，假如你也置身其中，那爆竹的噼啪響聲，那屠蘇的沁人芳香，那日光的眩目亮度，那春風的無比溫馨，給你以聽覺、嗅覺、視覺、觸覺的全面沖擊，你肯定頓生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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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厲害，就在于他抓住了這種整體感覺，而且是屬于大家的共同感覺。中國詩人通常只關注自己，不大關注群體，只關注個人的喜怒哀樂，不大關注百姓的悲歡離合。如此簡潔，又如此完美；如此平易，又如此震撼的短短四句就能把元日景象熱火朝天地烘托出來，這就是大師的藝術魅力了。所以，時至今日，在寫每年頭一天的應景詩上，王安石的《元日》是魁首之作，誰也超不過。
王安石還有一首應景詩，也很了不起。在數(shù)不過來的有關春天來臨的詩篇中，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詩，也是膾炙人口的翹楚之作：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shù)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王安石距今近千年，這兩首詩仍可在人們的口頭詠誦，這大概是真正不朽了。這首《泊船瓜洲》所以廣為流傳，很大程度上因為其中的一個“綠”字。這是詩人幾經斟酌、思量、改動，最后才敲定的，讀過中國舊詩的人，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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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洪邁在《容齋續(xù)筆》卷八《詩詞改字》中說，他在蘇州一位士人的家中，看到王安石寫作這首《泊船瓜洲》的原稿箋?！巴跚G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shù)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瘏侵惺咳思也仄洳?，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人’，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
這則傳聞很精彩。全詩二十八個字，用對一字，全詩皆活。王安石這種挑來揀去才定妥了這個極其傳神的“綠”的做法，一直被視為詩人字斟句酌、不憚修改的范例。唐代詩人盧延讓《苦吟》中的“吟安一個字，捻斷數(shù)莖須”，大概就是指這種認真精神了。王安石（1021—1086）和洪邁（1123—1202）雖相距百年，但俱為宋人，洪邁聲稱目睹荊公手書詩稿原件，當是確鑿無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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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考證，這首《泊船瓜洲》應寫作于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的春二月，是王安石上年四月第一次罷相后回金陵，再度復相，前去汴梁途中的作品。此時的王安石心情比較復雜，知道政事不可為，而不得不勉強為之，知道上命不可違，而不得不捏著鼻子去。無論如何，熙寧二年風光不再，上下左右處處掣肘，興致頓減的王安石，其實并不想再作馮婦。當時，從金陵到汴梁應該是大運河北上，再沿黃河西去，第一步，自然要先渡過長江。詩中的京口即今之鎮(zhèn)江，江對岸就是瓜洲，想來過江后天色已晚，遂泊船過夜。船上的王安石，值此江水嗚咽、明月當頭之際，能不思前想后，而心系江寧、眷戀故居嗎？能不懷念他在蔣山腳下，騎著一頭蹇驢，那優(yōu)哉游哉的文人生活嗎？ 作文網(wǎng)推薦，<A http://www.zequeka.cn>易優(yōu)作文網(wǎng)</a>，中小學生學語文閱讀寫作的好幫手
在中國歷史上，王安石首先是政治家、改革家，其次才是文學家。但是，在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心目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是以其詩文而留存在記憶中。政治這東西，休看顯赫一時，生命力其實短暫。無論在歷史上劃出過多深的刻痕，產生過多大的影響，最后不過如此。很大程度上有點像北方的寒冬，煞有介事，而且尾巴拖得很長很長，遲遲不肯離去，可最后的最后，冰消雪化，了無蹤跡。可文學呢，更像南方的春天，那一派觸目皆綠、滿眼生機、郁郁蔥蔥、欣欣向榮的景象，會一代一代永無止境地賡續(xù)下去。
如今，關于他毀譽參半的變法，是非紛紜的改革，截然相反的評價，褒貶不一的說法，隨著歲月流逝、滄桑變遷，已經淡出人們的視野。也許只剩下幾名研究者在書齋里高談闊論、皓首窮經，或者一些書蟲們在網(wǎng)絡上斗嘴慪氣、插科打諢而已。也許在當時王安石的心目中，這兩首應景詩，比之他悉心投入的政治，不過小菜一碟罷了?？汕暌院?，這兩首關于元旦和春天的詩，卻像歷久彌香的陳釀一樣，只要元旦在，只要春天來，就會齒頰生香地被吟詠出來。
文學家與政治家的區(qū)別在于，前者總是一切從感情出發(fā)，主調為熱；后者總是一切歸結于理智，主調為冷。文學家感情熱度上升，便要沸騰，便要膨脹；政治家以理智權衡局勢，勢所必然地會冷靜待之，審慎行事。所以，文學家不宜從事政治，政治家不宜投身文學，就是因為很難把握好這個度。王安石的失敗，或者說，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有許多內在的外在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在他行事的“度”的把握上，受到太多他作為文學家的性格干擾。
王安石可不是一個玩玩文學的票友，也不是附庸風雅的政客。也許，他作為政治家不是一流的，作為文學家卻絕對是一流的。雖然，“唐宋八大家”是明人茅坤首創(chuàng)其說，但也是近千年來大家公認的。作為文學家的王安石，是極自信的。據(jù)《邵氏聞見后錄》：“王荊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荊公默然。”雖然一時無言可對，但他蔑視群倫的自信是可以感覺到的。自信不是壞東西，一個人應該有自信，一個文學家尤其要有自信。但太自信，便是自負，而太自負，必然自大，這是很多出類拔萃的人物難以逃脫的宿命；在這個糟粕多于精華、草芥多于英萃的社會中，由不得這些自信的人不自負，自負的人不自大。王安石從政以來，就是自信、自負、自大的結合體。特別是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之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遂自以為是，遂剛愎自用，遂聽不得一點反對意見，當然也就容不下任何一個反對他的人。
所以，第一次罷相十個月后，再一次受命北上，這個極自信的人，其實是相當不自信的。行次瓜洲，泊船過夜所寫的這首詩，他的反復修改多少也反映出對前程的忐忑和復相的不安。這個曾經極自負、極自大的人，居然在詩的末尾一句，寫出“明月何時照我還”來，說明此時他的心緒已非熙寧二年被拜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志在必得時可比。凡是自信、自負、自大的人，最經不起挫折，最受不了失敗。到汴梁以后，這個已無當年雄起之心、振翮之念的王安石，也難振作。果然，次年十月，第二次罷相，從此退居江寧?！扒G公再為相，承黨人之后，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zhèn)金陵?！保ㄋ挝禾稏|軒筆錄》）
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退出歷史，作為文學家的王安石卻永遠鮮活地存在于詩文之中。每逢年節(jié)，每逢春天，他的這兩首應景詩便被人想起。
應該說，王安石這兩首詩的背景，在地理緯度上稍稍偏南，應該是長江流域一帶的風光。而黃河流域、華北平原的季節(jié)溫差相比南方，大概要晚一個半到兩個月的樣子。北方的冬季，那尾巴的確會拖得很長，春風送暖，至少要到陽歷的三月末、四月初，才在剛剛軟化的柳枝上，抬不起頭的草尖上，飄浮著碎冰的碧水上，仍留著殘雪的田野上，透出一絲端倪。
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西長安街紅墻外的玉蘭花，先在枝干上冒出骨朵兒，然后，小骨朵兒變大骨朵兒，應該說是京城來得最早的春天使者。休看時令為春，京城里根本談不上春天的一點感覺；甚至玉蘭花綻放了，凋謝了，離五一節(jié)已經不遠了，一眼望去，仍是老樹枯枝，草萎地黃，對京城人而言，盎然綠意，仍是一份奢望。真到了一望皆綠的那一天，而且，馬上就會綠到濃得化不開的程度，絕對便是夏天了。在北京人心目中，初春與殘冬，無甚差異。20世紀20年代，居住在西城阜內八道灣的魯迅先生，也有這種感受。他在《鴨的喜劇》里這樣說過，“我可是覺得在北京仿佛沒有春和秋”。
由此可知，對于春天的信息，北人和南人的感受是不盡相同的。
但是，偉大的作品，傳世的作品，令我們高山仰止的作品，令我們心存敬畏的作品，通常在讀者的想象空間里，會構成一個完美的文學世界。當我們徜徉其中時，經度的時差，緯度的溫差，其實是不存在的。甚至，細微的缺失，偶爾的疏漏，也都可以忽略不計。因為，好的作品總是超越時空、橫跨千古，好的詩篇總能得到共鳴、家傳戶誦。這就如同在新春季節(jié)里，那覆蓋一切的“綠”奪走你全部視線一樣，你在盡情享受的時候，也就無暇顧及其他。
這種文學的極致境地，也許就是我們理應追求的目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