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存魏晉南北朝樂舞賦有十五個種類，分別是：箏、舞、琴、笳、笙、箜篌、琵琶、笛、節(jié)、歌、嘯、鼓吹、橫吹、角、金類，共四十篇；而在賦極興盛的兩漢，樂舞賦只有八個種類，分別是琴、笛、舞、箏、笳、簇、洞簫、簧類，共十四篇。無論從數(shù)量還是種類上看，魏晉南北朝的樂舞賦均多于兩漢，學界因此有樂舞賦始于漢而興盛于魏晉南北朝的說法。在戰(zhàn)亂頻繁的魏晉南北朝，樂舞賦得以興盛的原因值得后人深思探討。本文欲從四個方面進行探析：
一，豐厚積淀是基礎(chǔ)
人類音樂、舞蹈的歷史比文字的歷史久遠。1985年，我國考古--學家在河南舞陽賈湖村東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震驚世界的樂器8000年前的七孔骨笛(見圖1，圖2)，還有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出土的距今5800年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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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紋飾彩陶盆(見圖3)，這兩件出土文物形象地證明，在五千多年前華夏先民就懂得以音樂和舞蹈藝術(shù)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愿望。至西周，周公制禮作樂，對前代的樂舞進行系統(tǒng)的收集整理，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了周代祭祀性樂舞《六代舞》，為將禮樂制度代代相傳，以六個 小舞 作為樂舞 教材 ，專門教育王室成員和貴族子弟從小研習樂舞和禮儀，使宮廷雅樂舞的水平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樂舞表演的等級制度以及樂舞祭祀、教化等功能基本確定下來。
至漢代，民間俗樂舞得到長足發(fā)展，百戲興盛，樂舞除祭祀和教化功能之外，更增加了娛樂功能，深得統(tǒng)治階級的喜愛，因此樂舞風氣極盛。卜至宮廷的皇室貴戚，下至一般的官吏甚至大戶人家都有在宴飲中自娛或邀相跳舞的習俗。
《后漢書蔡邕傳》記載了五原太守王智為蔡邕出獄而設宴餞行，席間： 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 這里涉及漢代流行的交誼性舞蹈――以舞相屬， 屬 ，交付之意，即一人舞后，交給下一人，由下一個人接著舞，如果在這個活動中被屬者不起舞以報，就意味著請舞者的個體價值沒有得到承認。王智是當朝中常侍王甫的弟弟，因被蔡 當眾拒絕而懷恨在心，后來誣蔡邕誹謗朝廷，蔡邕由此亡命天涯?！妒酚涰椨鸨炯o》中 項莊舞劍 ，則是漢代士人為抒發(fā)內(nèi)心感情或達到某種目的而跳的即興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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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史料說明從西周至漢代，樂舞是我國古代貴族品行修養(yǎng)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士大夫生活的必要點綴。樂舞藝術(shù)的繁榮為漢代樂舞賦提供了欣賞和描摹的對象，也為魏晉南北朝樂舞賦的繁榮打下良好的基礎(chǔ)。
二、民族交流催繁榮
魏晉南北朝，政局動蕩，朝代迭變頻繁，動蕩、交流、轉(zhuǎn)換是時代的主旋律，少數(shù)民族與漢族樂舞文化大融合，中國南北文化的對比和借鑒在進行中，樂舞藝人的流動為胡樂舞與中原樂舞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史學家們一般認為，漢武帝時張騫通西域，是中原地區(qū)和外域進行樂舞文化交流的起始時期。李延年根據(jù)西域傳來的樂曲造 新聲 二十八解，被當做西域樂曲正式傳入中國的標志。
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樂舞的東傳，成為影響中國古代樂舞發(fā)展的大事。樂舞文化交流以及對各方樂舞涌入的包容，為這個時期的樂舞帶來了許多新的元素。引數(shù)例史書記載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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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書樂志一》載： 晉氏之亂也，樂人悉沒戎虜，及胡亡，鄴下樂人，頗有來者。
《南齊書高帝紀上》載： (蒼梧王)與左右作羌胡伎為樂。
《南齊書東昏侯紀》記載東昏侯蕭寶卷在陳顯達事平后，漸出游走， 高障之內(nèi)，設部伍羽儀，復有數(shù)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橫吹。夜出晝反，火光照天。
徐堅《初學記》中有梁孝元帝《夕出通波閣下觀妓詩》： 峨眉漸成光，燕姬戲小堂。胡舞開齊閣，鈴盤出步廊。
《陳書章昭達列傳》載： (章昭達)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盡羌胡之聲，音律姿容，并一時之妙，雖臨對寇敵，旗鼓相望，弗之廢也。
史料中可見 胡樂 、 胡舞 在南朝盛行的情況和西域樂舞在中原受歡迎的情形。我們也發(fā)現(xiàn)，促進樂舞交流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統(tǒng)治者對外來樂舞的喜愛，無論偏安江南的南朝君主、士大夫，似乎都表現(xiàn)出對 胡伎 、 胡舞 很感興趣，有的甚至成為一種嗜好。 蘇州語文閱讀寫作培訓課程推薦，<a http://www.zequeka.cn/miniform/type_1.html>蘇州中小學語文閱讀寫作培訓</a>
《宋書樂志一》載： 又有西、倫、羌、胡諸雜舞。隨王誕在襄陽，造《襄陽樂》，南平穆王為豫州，造《壽陽樂》，荊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鳥飛哥曲》，并列于樂官。哥詞多淫哇不典正。
可知這一時期傳入江南的有西、倫、羌、胡等樂舞，且均列入宮中，并為朝廷所用。這種風氣直至隋朝都未減弱。
《隋書音樂志》記載了曹妙達等五人 皆妙絕弦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炫公王之間，舉時爭相慕尚。 這種風尚曾被高祖阻止，至隋煬帝時又死灰復燃， 大制艷篇，詞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
《隋書音樂志》載： 疏勒、安國、高麗，并起自后魏平馮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后漸繁會其聲，以別于太樂。 又： 始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日國伎，二日清商伎，三日高麗伎，四日天竺伎，五日安國伎，六日龜茲伎，七日文康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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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隋朝《七部樂》的基礎(chǔ)是魏晉以來漢族傳統(tǒng)的、兄弟民族的和外國傳入的各種樂舞的集成?！镀卟繕贰酚质撬宄毒挪繕贰泛吞瞥妒繕贰返幕A(chǔ)，實為盛唐之音吹響了前奏。
魏晉南北朝的樂舞精華是《清商樂》，它的發(fā)展和流傳最能說明這個時期樂舞文化的交流情況。
《宋書樂志一》載： 漢末大亂，眾樂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嘗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于是以為軍謀祭酒，使創(chuàng)定雅樂。 曹氏三祖非常重視和喜愛樂舞，曹丕還專門設立 清商署 以管理女樂，為樂舞藝術(shù)的整理和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晉武帝司馬炎滅吳后，收納五千名吳姬充實曹魏留下的 清商署 。
《舊唐書音樂志》記錄了《清商樂》的流傳情況： 清樂者，南朝舊樂也。永嘉之亂，五都淪覆，遺聲舊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為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后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制清商署，總謂之《清樂》，遭梁、陳亡亂，所存蓋鮮。
永嘉之亂后，部分《清商樂》隨東晉政權(quán)傳到南方，與江南《吳聲》、《西曲》結(jié)合，舊曲出新聲，最終使《清商樂》成為包括中原舊樂舞、漢魏雜舞、江南新聲乃至西域《西涼樂》在內(nèi)的民俗樂舞的總稱，以新的藝術(shù)面貌出現(xiàn)，為江南士大夫所喜愛，后來傳入北朝并為隋所用，成為隋朝《七部樂》和《九部樂》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書音樂志》開列了一份 舊三朝 (南朝宋、齊、梁)宮廷宴樂的節(jié)目單，凡四十九奏，充分展示了當時各民族樂舞、雅樂、俗樂雜陳并舉的局面。
以上多則史料證明，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方樂舞云集交會于中原，為樂舞的交流和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從而形成了這個時期樂舞繁榮的局面。樂舞的繁榮為這個時期樂舞賦的興盛準備了前提條件。 三、多元思想促覺醒
漢末軍閥混戰(zhàn)，隨著漢帝國統(tǒng)一局面的瓦解，社會文化思想發(fā)生巨大的變化，儒學獨尊的地位開始動搖。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概括為： 社會變遷在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現(xiàn)，是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兩漢經(jīng)學的崩潰 代之而起的是門閥士族地主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是一種新的觀念體系。 這種新的觀念在文學和藝術(shù)上，反映出來的基本特征就是 人的覺醒 。面對深重的社會災難，人們開始探索各種社會問題，質(zhì)疑傳統(tǒng)思想，長期以來形成的儒學經(jīng)學的桎梏松動了，各種 異端 思想紛紛涌現(xiàn)， 一種新的社會思潮悄然興起，社會進入了一個思想解放活躍的歷史階段 。
這一時期漸次興起的 異端 思想主要有：刑名之學、玄學、佛學等。
據(jù)《三國志》記載，曹操在建安十五年春下的《求賢令》中，公然將儒學對人才的道德評判標準拋開，注重人的真才實學，求賢若渴而至于招納 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 的地步，甚至提出 唯才是舉 的用人標準，古代傳統(tǒng)的人才觀遭到徹底顛覆。《晉書》記載，傅玄在給晉武帝上疏時說到： 魏武好法術(shù)，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jié)。 可見曹操提倡刑名之學以后，人的才情得到了高度重視，人的個體價值首次被提到至高的地位，人的自我意識覺醒了，文學和藝術(shù)的自覺時代也來到了。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 魏之初霸，術(shù)兼名法。蘭瑕王璨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于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涂矣。 老莊學說已具備與儒學分庭抗禮之勢。
魏晉以后玄學盛行，玄學無為、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感時傷世的生命意識、強烈的生命憂患成為時代思想的主流。章炳麟《馗書學變》： 會在易代興廢之間，高朗而不降志者，皆陽狂遠人。禮法浸微，則持論又變其始。嵇康、阮籍之倫，極于非堯、舜，薄湯、武，載其厭世，至導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莊，玄言自此作矣。
魏晉玄學改變了人們的思想格局，儒學與道家思想并存，影響著人們對社會、人生問題的判斷，對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藝術(shù)，乃至士人們的生活習俗等，都產(chǎn)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玄學之風盛行之時，佛教在南北朝的蔓延也愈演愈烈。北朝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大都崇信佛教，同時南朝玄學的滲透也在不斷向北蔓延。
《魏收魏書》中北魏道武帝 好黃老、頗覽佛經(jīng) ，又明元帝 遵太祖之業(yè)，亦好黃老，又崇佛法 ，又北魏孝文帝 雅好讀書，手不釋卷?！段褰?jīng)》之義，覽之便講 ，又 善談莊老，尤精釋義 。
北魏經(jīng)學家盧景裕精通儒學，為《周易》等儒家經(jīng)典和《老子》作注的同時又通佛教，《魏收魏書》中言其 又好釋氏，通其大意。天竺胡沙門道每論諸經(jīng)論，輒景裕為之序 。
這個時期，儒、道、佛思想相互滲透、貫通融合的痕跡分明可見。只是活躍的思想被國土的分裂和戰(zhàn)場的硝煙遮掩，人們不易注意其光亮。對人的生存而言這個時代是不幸的，對文學和藝術(shù)的發(fā)展而言卻是萬幸之事，文學和藝術(shù)在此思想多元交匯之時，面臨一個轉(zhuǎn)折的關(guān)口，樂舞趨向抒情、小巧、精致，賦體文學也由鴻篇巨制的大賦轉(zhuǎn)向抒情小賦。
顏之推《顏氏家訓雜藝篇》中有： 《禮》日：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 。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于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瑟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于古，猶足以暢神情也。 五都淪廢、痛失家園以后，朝不保夕的生活，感嘆人生苦短之余，樂舞的修養(yǎng)和娛樂成為魏晉南北朝文人士大夫重要的精神寄托和必要的文化素養(yǎng)。士大夫及文人對樂舞的重視和喜愛，使樂舞藝術(shù)逐漸脫離漢代俗樂舞的軌道，開始注重閑雅、妙趣和抒情言志，融入人的覺醒的潮流，成為文藝自覺的又一個注腳。
四、文藝抒情合需要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文學、藝術(shù)自覺的開始，藝術(shù)上的個性自覺成為文化的主色調(diào)。各種社會思潮的交織與共存，使這個時期的文學、藝術(shù)對自身規(guī)律的重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樂舞強烈的抒情功能正好契合了文學抒情性的需要。
魏晉南北朝的文化思想領(lǐng)域是自由而開放的，李澤厚《美的歷程》認為： 正是在這種基礎(chǔ)上，與歌功頌德、講實用的兩漢經(jīng)學、文藝相區(qū)別，一種真正思辨的、理性的 純 哲學產(chǎn)生了；一種真正抒情的、感性的 純 文藝產(chǎn)生了。 感性的純文學是指文人把文學的功能從歌功頌德、點綴升平的政治附庸轉(zhuǎn)向了人的內(nèi)心深處，也就是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李澤厚稱之為 文的自覺 。在魏晉南北朝文學由漢大賦轉(zhuǎn)向抒情小賦的同時，樂舞賦也順應時代開始了向抒情性的轉(zhuǎn)變。思想意識的覺醒使人們更多從去審美角度去關(guān)注樂舞藝術(shù)的自身，將賦的抒情性與樂舞本身的審美性結(jié)合在一起。
賦體文學的抒情和樂舞藝術(shù)的抒情說起來是兩個層面的事，但在樂舞賦中卻緊密相連不可分離，后者依靠前者來抒發(fā)、傳達，前者通過后者的審美愉悅得以實現(xiàn)、完成。在樂舞的具體演奏、欣賞和描寫中，二者已經(jīng)融為一體。
嵇康《琴賦》序文中這樣形容音樂的作用： 可以導養(yǎng)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于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 正文中又說： 總中和以統(tǒng)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 又： 感天地以致和，況蠐行之眾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息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
嵇康認為音樂有 導養(yǎng)神氣 、 宣和情志 的功能，有 肆志 、 廣意 的作用，又有宣泄感情、陶冶性情、愉悅心性的效果。
成公綏《琴賦》中說聽琴聲可以使人 心怡懌而踴躍兮，神感宕而忽恍。
這兩個魏晉時代的人，已經(jīng)明確地意識到音樂有強烈的抒情功能，這是自覺意識在審美觀察和樂舞藝術(shù)中的反映。通過文學寫藝術(shù)，樂舞的抒情功能得以充分展現(xiàn)，樂舞賦的抒情功能也初步顯現(xiàn)。
成公綏《嘯賦》中寫得更明確： 和樂怡懌，悲傷摧藏。 可使人達到極悲、極樂的境界。時而 慨慷 ，時而 激揚 ，時而 幽散而將絕 、時而 婉約而優(yōu)游，紛繁騖而 。能使人 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 。魏晉士人能體會到嘯聲豐富的情感，在嘯聲抒情的同時，賦的抒情功能也得到相應的體現(xiàn)。
嵇康《琴賦》和成公綏《嘯賦》是這一時期樂舞賦抒情的典范，《嘯賦》 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jié)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嘯聲可以驅(qū)散胸中郁結(jié)之憤懣，使心蕩然無所累，可使心志高潔飄然，不為世俗所侵污?！肚儋x》 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于是器冷弦調(diào)，心閑手敏。觸批如志，唯意所擬。 則是借景物描寫來抒情，在離俗肅清之地、朗月垂光之時，調(diào)弦彈奏，可以達到超然物外、琴心合一的境界。
女性作家孫瓊《箜篌賦》也有較細膩的抒情： 浮音穆以遐暢，沈響幽而若絕。樂操則寒條早榮，哀曼則展華朝滅。 寫音樂能放大人的喜怒哀樂，改變內(nèi)心感受寒暑易節(jié)的時間。
其他樂舞賦中，借自然景物來抒情也很普遍，而借樂舞抒情更集中在對音樂效果或功能的描寫部分，筆者將另作詳細討論，此不贅述。 結(jié)語
悠久的歷史，開放多元的思想，各民族樂舞的交流及統(tǒng)治集團對各民族樂舞藝術(shù)的喜愛，樂舞藝術(shù)的蓬勃發(fā)展，為魏晉南北朝樂舞賦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chǔ)和全新的思想觀念，人的覺醒使人生短促的感嘆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diào)，對短暫生命的有效把握和自我的感情的關(guān)注成為文學藝術(shù)的主題。樂舞，作為超凡脫俗和高雅身份的象征，是能夠抒發(fā)獨具個性感情的最好載體，受到魏晉南北朝士人的格外關(guān)注，以文學寫藝術(shù)成為時尚的音符，也正契合了魏晉南北朝人們抒情的需要，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之下，樂舞賦的發(fā)展和興盛成為必然。這個奇異而充滿魅力的時代，給后人留下了無盡的思索。
注釋：
①來自百度圖片，參見馮雙，白圖說中國舞蹈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6.
②來自百度圖片，參見馮雙，白圖說中國舞蹈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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