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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好比一座出將入相的舞臺，生旦凈末丑，各類人物都是少不了的。所以，耍筆桿子的，自然也要走出來亮一亮相。尤其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翻開二十幾史，文化人在這個舞臺上，還是少不了的角色。古往今來，沒有文人這個行當，還是真的要少了許多熱鬧。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藥方里都有的甘草一樣，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沒有這味藥，君臣配伍就要成問題，文化人就是要起這樣一個點綴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會里，歌舞升平的隨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萬歲啊，歌功頌德的封禪加冕啊，皇恩浩蕩的樹碑立傳啊，沒有文人的幫襯，那許多場面的色彩，就怕不會那么精彩了。因為，數(shù)千年來，這樣用慣了文人，也使他們出了風頭，遂養(yǎng)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種時刻準備著的，只要一掀簾子，就能登臺獻藝的本事。開場鑼一響，便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表演欲強烈得過頭的文人，甚至鑼鼓家伙還沒敲起來，就會情不自禁地跳梁出來，在那里賣老、賣俏、賣苦、賣騷、賣病、賣隱，乃至于賣寡廉鮮恥，賣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舜蹁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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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丑，三是挺自得，這或許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人類不護細行”的職業(yè)病了。
　　《三國演義》是中國第一部歷史小說，寫了那么多的帝王將相，筆鋒之余，描繪了三五個文人雅士湊趣，也是理屬正常的了?，F(xiàn)在看起來，魏晉文人，特別是建安時期的幾位作家和詩人，也許是中國最早意識到作為文學家存在于社會之中的獨立個體，他們作為文學家的個性，更為突出了。在此以前，像司馬遷、班固、班婕妤、司馬相如、枚乘、鄒陽之流，他們的身份，主要還是附庸于帝王貴族的官員，清客，幕僚，侍從，或者竟是醫(yī)祝巫仆的三教九流之類，這種職業(yè)身份，壓倒他們的文學家身份，而文學不過是他們討好皇帝老子，巴結王公貴族的一種謀生手段，很少作為表現(xiàn)自我的工具。到了漢末，這些文人，就是以文學為名，以文學為生存手段，為文學而文學，以文學來表現(xiàn)自己了。至于職務，只是形式或象征意義的事情了。 蘇州易優(yōu)語文培訓，中小學閱讀寫作同步提升 http://www.zequeka.cn/miniform.html
　　在中國文學史上，管這批以文為生的作家，叫做“建安七子”，因為他們都是在漢獻帝的建安年代，活躍于許都的詩人作家。那時的中國，在文化上有點號召力的，主要是曹操父子，其次是劉表。至于江東的孫吳，那時還不成氣候，而劉備則是一個無處存身的亡命徒，處于狼奔豕突的狀態(tài)之中。在中國，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飽，生活不安定的時期，領導人便只會革命文化，而顧不上建設文化的。而自身文化素質(zhì)很低的皇帝，更把文化視為末流了。回顧五千年文明史，中國文化的歷次毀滅性劫難，大半是這些人造成的。
　　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他的詩寫得有氣概，有聲勢。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從匈奴單于手里贖回來，就因為她的詩把他感動了，這絕對是詩人的浪漫行徑，別的領袖人物未必有這等胸懷。他還讓蔡文姬，把她能記下來的她父親蔡邕的已被戰(zhàn)亂毀滅的圖書文字，整理出來，不致湮沒，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行為。可就在十年浩劫期間，多少珍貴書籍被化成紙漿，再生產(chǎn)成擦屁股的衛(wèi)生紙；多少稀世文物被砸被毀，從此成為絕響，這種文明與愚昧的倒置，不知道歷史是進步還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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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在平定呂布、陶謙、公孫瓚、袁紹、袁術以后，公元196年的許都，有了一個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樹。加之他手中漢獻帝這張王牌，對士族階層，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shù)恼衛(wèi)ái作用?！笆菚r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毖訑埩艘慌翊辻ǎn、孔融這樣的大士族和大知識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帶的文化中心。當時，到許都去獻詩作賦，吟文賣字，便是許多有名和無名作家競相為之的目標。
　　當時駐鎮(zhèn)在荊州的劉表，是一個志大才疏式的人物，號稱八俊，喜以風雅自命。這種經(jīng)常舞文弄墨，偶爾談詩論經(jīng)，平素要找?guī)讉€文化人裝點門面，動不動來上幾句酸文假醋的官僚，是我們中國官場的土物產(chǎn)品。凡是文人，哪怕是假文人，也有不大肯安生的毛病。由于中原混戰(zhàn)之際，他在荊州，得以偏安一隅，經(jīng)營他的地盤，相對穩(wěn)定，而且也網(wǎng)羅了像王粲這樣的很負盛名的文人。因此，他在文化上，也想與北方的曹操分庭抗禮。其實，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感嘆，被人詠唱了幾千年，而現(xiàn)在看劉表，不過以文博名的無聊政客而已。 <a hrEf=http://www.zequeka.cn/minifoRm/view_11.html/>蘇州易優(yōu)中考語文閱讀寫作培訓</a>
　　項羽燒阿房宮的時候，不會想到做詩，到了烏江四面楚歌的時候，就唱開了“虞兮虞兮奈若何”來了。凡無出路，無出息，在仕途上晉升無望，拓展無門，但天性不甘落寞，不肯歸田，情不自禁猶想一搏，然而無氣力、無奧援的吃政治飯者，就只有附庸風雅，作斯文狀，為最佳的保持心理平衡之計了。亦文亦官，似官似民，有名有實，亦下亦上，說在位又不在位，說不管事又管事，說退了還很忙，說忙吧，忙里偷閑還能跳跳舞，唱唱歌，看看戲，指導指導創(chuàng)作，是中國官場中的落魄者和即將落魄者的最能接受的處境。
　　外國人不大搞這一套假惺惺，打仗就打仗，絕不唱偃武修文的高調(diào)，做官就做官，不表示自己案牘勞形，作清高狀。拿破侖決不羨慕作家的榮譽，非要當一名作協(xié)會員。據(jù)傳他從莫斯科敗退時，把作家和驢子編在一個隊伍里，放在最后，不知確否？伊麗莎白女王可以示意莎士比亞寫她喜歡看的《第十二夜》，但決不親自執(zhí)筆，還要在劇本開頭署上芳名。哈韋爾當了捷克總統(tǒng)以后，就管做他的總統(tǒng)，不再當他的劇作家了，而且也不過問別人應該寫喜劇，還是寫悲劇的事。一到我們這兒，什么儒將啊，儒吏啊，全出來了，最近更擴而大之，還有儒商一說。人們知道，商是惟利是圖的，而儒是反對上下交征利的，儒和商聯(lián)在一起，實在是有些莫名其妙。若以此類推的話，豈不是可以有儒盜、儒匪一說了么？那可就是真正的笑話了。 語文提分好幫手，易優(yōu)語文題庫 https://cs.euzW.net
　　其實，像劉表這樣的中國官僚，說穿了，有了足夠的權力還不滿足，和中國的暴發(fā)戶，百萬富翁，有了許多的錢，甚至做到有錢能使鬼推磨以后，還覺得缺點什么一樣，就因為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事實上存在著一種權力、金錢之外的社會價值觀，那就是文化。所以，狗屁不通，平仄不分的領導，要作兩句歪詩，以顯肚子有墨水；毛筆握不好，字像鬼畫符的老爺，喜愛到處題詞，表示自己有學問；分明文學白丁，卻要指導作家，證明他什么都明白；唐宋元明，五代十國，都搞不清楚，也說不上來，卻大講歷史教訓，以示自己淵博。和有錢人在多寶格里擺假古董，在墻上掛贗品字畫，修不今不古的亭臺樓閣，雇幾個作家為自己寫傳，或者當槍手弄出一部著作一樣，不過是錢多了，權有了以后，在文化方面沽名釣譽，給自己沾點書卷氣而已。
　　荊州的平穩(wěn)假象，使得劉表錯以為他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政治、經(jīng)濟、文化實力，可以與曹氏父子一埒高低。人通常缺乏自知之明，有一定實力的人物，尤其容易過高估計自己。這也不光是作家的毛病了，絕對清醒的政治家，和具有深刻自省意識的作家，終究是少數(shù)。處于中原戰(zhàn)亂之外的荊州，不過是一個暫時安穩(wěn)的地方，許多人的到來，逃難避亂，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其實，明白人也看出虛名無實的劉表，前景不佳?！妒勒f新語》引《魏志》曰：“裴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主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過長沙?！笨梢娪凶R之士，并不把他當成為什么中心的。后來的荊州，實際上成了吳、蜀、魏的兵家必爭之地，成為重災區(qū)。劉表也成了過眼煙云，除了他的怕老婆名聲外，現(xiàn)在誰還知道他在文化上的任何成就呢？就算他當時做了荊州作家協(xié)會的主席，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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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的不肯安生，也實在是沒有辦法，曾經(jīng)在荊州呆過的，那位很自負的青年才子禰衡，大概覺得劉表不過是個浮泛虛靡的人物，到底打了個鋪蓋卷，不遠千里跑到許都，想在那里一鳴驚人，結果沒想到送了一條小命。寫《登樓賦》的王粲，命運比禰衡強多了。劉表死后，勸他的兒子劉cóng依附曹操，也隨之來到許都，跟著立了功。這位被劉表以其“貌寢通脫，不甚重之”的王粲，頗被曹操和曹丕倚重，很快成為建安文學的主力。
　　此其時也，許都的文學氣氛達到了高潮?！段男牡颀垺返淖髡邉③模瑢顒又S多文人墨客的這個中心，有過這樣一段評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qū)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láng；并體貌英逸，故俊才云蒸?！笨兹?，楊修，陳琳，劉楨，徐干，阮yǔ，應chàng，和從匈奴贖回的蔡yǎn，真可謂濟濟一堂，競其才華。劉勰距離這個時代約兩個世紀，來寫這段文壇盛事，是相當準確，并具有權威性的。
　　所以，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紹，北征烏桓，統(tǒng)一中原，休養(yǎng)生息，出現(xiàn)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如果仍同呂布，劉關張沒完沒了地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的斗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詩章”，懂得文學規(guī)律，與只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著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面出現(xiàn)了。
　　《文心雕龍》說到建安文學的特點時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變，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彼?，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應氏詩》，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蔡yǎn的《悲憤詩》，以及《孔雀東南飛》等具有強烈現(xiàn)實色彩的詩篇，便成了建安文學的主流，也就是文學史所說的“建安風骨”了。
　　曹植《與楊德祖書》中，說到這番繁榮景象，不免為他老爹的氣派自負：“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璉發(fā)跡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設天網(wǎng)以該之，頓八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看起來，曹操是振一代文風的始創(chuàng)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遺余力的倡導者。所以，在三國魏晉文學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們開創(chuàng)了文學史上的一個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