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發(fā)展的長河中，有兩個國家受我們影響至深，也對我們影響至大，可以用休戚與共來形容，也可以用恩怨難斷來概括。糾葛紛爭，恩恩怨怨，一言難盡；互助友好、猜忌遏制，綿延至今。
這就是日本和朝鮮，兩個引發(fā)了甲午戰(zhàn)爭的國家；也是在甲午之后的百年中，讓中國自覺不自覺地卷入兩場大戰(zhàn)的國家。分析考察這兩個國家與我們的往來歷史以及他們的民族特性，也許會給我們的未來帶來一些啟示和思考。
在中國，如果哪個人說“愛日本”，十有八九要被罵。如果哪個人說恨日本，則很有可能被“憤青”們捧為“愛國人士”。說到恨，不僅因為百多年以來日本給我們帶來過災難，還因為近七十年來它的不認罪、不道歉。可是，靜下心來沉思一下，我們的怨與恨之中是否也有些無奈與不忿呢？因為我們一百多年來從來沒有超越過人家，雖然歷史曾經給過我們超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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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這個國家是一個和我們交往時間最長，受我們影響最深，歷史上曾經和我們最友好，也曾經和我們最敵對，曾經對我們表示過深深的臣服，也曾經給我們帶來深深傷害的國家。
中國和日本有著幾千年的交往史，比和其他國家交往的歷史都要長。
中國人對日本的最早記載，要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山海經》。該書《海內北經》記載：“蓋國在巨燕南，倭北，倭屬燕?！边@是中國文獻中關于日本的最早的地理記錄。而和日本最早的交往記錄可見于東漢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蓖醭涞摹墩摵狻芬灿小霸缴勋I白雉，倭人貢上鬯草”的記載。陳壽的《三國志·魏志》中甚至專門有《倭人傳》一節(jié)，其中不僅記錄了“倭國亂，相攻伐”，還有有關日本第一位女王卑彌呼的記載：“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倍稌系摹逗鬂h書·東夷傳》則有漢光武帝劉秀賜倭奴國王金印的記載。公元57年，倭國派使者來東漢國都洛陽朝貢，光武帝劉秀賜給他一枚刻有“漢倭奴國王”的金印。1784年，在日本九州島福岡縣的志賀島上，一個叫甚兵衛(wèi)的農民發(fā)現(xiàn)了這顆金印，此印一直保存至今，成為日本國寶。三國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倭國中的邪馬臺國卑彌呼女王遣使來朝，兩位使者一個叫難升米，一個叫都市牛利。他們渡過對馬海峽來到朝鮮半島，當時此地為魏國的帶方郡。二人向郡守劉夏提出要到洛陽朝見魏國皇帝，進獻貢品，劉夏親自陪他們來到洛陽。兩位使者向魏明帝獻上四個男奴、六個女奴以及兩匹兩丈長的布。遠涉重洋來朝，魏明帝自然非常高興。他下令封卑彌呼女王為“親魏倭王”，賜以金印紫綬，并分別封兩位使者為“率善中郎將”和“率善校尉”，并賜銀印。作為答禮，賜交龍錦五匹，茜絳、紺青各五十匹，又單賜卑彌呼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珍珠、鉛丹各五十斤，并派專人將這些物品送到倭國，這是目前為止所知的我國使者訪問日本的最早記錄。 在線批改作文，<a href=http://www.zequeka.cn/jiaoshoulanmu/>易優(yōu)名師作文批改</a>
4世紀末至5世紀初，大和國基本上統(tǒng)一了日本。從公元413年到公元502年，日本曾先后13次向東晉、宋、梁各朝遣使朝貢，請求冊封。中日通好后，中國文化不斷地流入日本，對后來日本飛鳥文化的產生帶來很大影響。
公元607年，日本圣德皇太子遣使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因國書中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的語句，惹惱了隋煬帝，“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夷書有無禮者，勿復疑問”（《隋書·東夷傳》）。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中國社會經濟進入高度繁榮發(fā)展時期。此時的日本也進行了大化改新，開始向封建社會過渡，中日兩國的交往也達到高峰。日本多次遣使赴唐，這一方面是文化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希望得到唐朝政治上的支持。據(jù)史料記載，從公元630年至894年，日本共18次派出遣唐使到中國，15次成行，總計894人次。為了吸收中國的文化成果，日本還選派了不少留學生入唐學習，他們被分配到長安國子監(jiān)學習各種專門知識，并與中國詩人、學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其中最著名的是晁衡（阿倍仲麻呂）。中國鑒真大師東渡日本，也在兩國交往史上傳為佳話。 在線批改作文，<a href=http://www.zequeka.cn/jiaoshoulanmu/>易優(yōu)名師作文批改</a>
北宋延久四年（1072），日本僧人成尋及其弟子7人搭宋商船入宋，到天臺山國清寺巡拜，還受到宋神宗的接見。神宗委托成尋的弟子帶給日本朝廷一封親筆信和不少禮物，表示謀求睦鄰友好的意愿。
元代，忽必烈?guī)状吻彩垢叭?，希望日本來朝，遭日拒絕。1274年和1281年，元軍兩次發(fā)動對日的討伐，均因臺風遇挫，史稱“文永之役”和“辛巳之役”。
明時，日本進入鐮倉幕府時代，以西部一些名主、莊官、地頭蛇為核心形成武裝集團，以對馬、壹歧、北九州島的松浦和瀨戶內海為據(jù)點，經常侵掠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沿海地方。這種活動延續(xù)了300余年之久，中國沿海也出現(xiàn)武裝抗倭的情景。公元1592年和1598年，明朝軍隊在朝鮮兩次擊退日本對朝鮮的侵略。后來德川幕府曾向明朝提出講和恢復勘合貿易的要求。明朝因倭寇及豐臣軍隊的侵擾，對日十分警惕，且國內形勢不穩(wěn)，厲行海禁，拒絕了幕府的要求。但民間貿易始終都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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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日本的歷史、文化發(fā)展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日本國名的由來，“天皇”一詞的出現(xiàn)，都深深鐫刻著中國文化的烙印。日本學者吉備真?zhèn)溆脻h字偏旁創(chuàng)造了日本的表音文字——片假名，從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來，留學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漢字行書體創(chuàng)造了日本行書假名——平假名。
唐時，日本膳大丘在長安學習歸國后，被任命為日本大學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請按照中國之例，以孔子為文宣王，獲準。這是日本政府尊孔之始，對日本奈良時代儒學的發(fā)展起到推動作用。
公元653年入唐留學的道昭，在中國學習法相宗，回國后在奈良右京建立禪院，在日本創(chuàng)立了佛教的法相宗派。留學僧智藏在唐朝學習三論宗，回日本后即創(chuàng)立三論宗。后來，佛教各宗派如華嚴宗、天臺宗、禪宗都傳入了日本，與佛教有關的建筑、雕刻、繪畫工藝都在日本有了新的發(fā)展。 作文培訓，就來蘇州易優(yōu)作文 http://www.zequeka.cn/miniForm.html
日本的古都奈良和京都都仿照中國長安的樣式建造，其中都有朱雀門。朱雀門就是奈良平城京的正南大門。奈良和中國有著非常深的淵源。
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任用從唐朝歸來的留學生高向玄理做國博士，仿照中國唐朝的政治制度，在日本實行了大化改新。大化改新部分地解放了生產力，完善了日本的統(tǒng)治制度，奠定了日本國家的發(fā)展方向。從此，日本開始進入封建社會。
兩國的交往史上，也有過很多令人感動的人。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中國的鑒真大師和日本的阿倍仲麻呂。
鑒真（688—763），唐代高僧、醫(yī)學家，俗姓淳于，揚州江陽縣（今江蘇揚州）人。十四歲時于大云寺為沙彌，向高僧智滿禪師學佛，后又赴長安從弘景法師受具足戒，先后達三年，遂返揚州。他對于律藏造詣尤深，是南山宗開創(chuàng)人道宣律師的再傳弟子，在建筑、雕塑方面也建樹頗多。據(jù)《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鑒真后歸淮南，教授戒律，每于“講授之間，造立寺舍……造佛菩薩像，其數(shù)無量”。在醫(yī)藥學方面，博達多能，品鑒極精，曾主持過大云寺的悲田院，為人治病，親自為病者煎調藥物，醫(yī)道甚高。天寶元年（742），日本僧人榮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延請他去日傳戒，鑒真欣然應允。十二年中，他先后五次率眾東渡，由于海上風浪、觸礁、沉船以及某些地方官員的阻撓而失敗。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惡風怒濤的襲擊，在海上漂泊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島的振州（今三亞市）。返途經過端州時，日本弟子榮睿病故，鑒真哀慟悲切，加上炎熱，突發(fā)眼疾，導致雙目失明。但他東渡弘法之志彌堅，從未動搖。天寶十二年第六次東渡，終于到達了日本九州島，次年二月至平城京（今奈良）。鑒真在日本受到朝野盛大的歡迎，旋為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授菩薩戒；為沙彌證修等440余人授戒；為80名僧舍舊戒授新戒。自是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學傳承，鑒真被尊為日本律宗初祖。756年孝謙天皇任命他為大僧都，統(tǒng)理日本僧佛事務。759年，鑒真及其弟子們苦心經營，設計修建了唐招提寺，此后即在那里傳律授戒。在營造、塑像、壁畫等方面，他與弟子采用唐代最先進的工藝，為日本天平時代藝術高潮的形成增添了異彩。如唐招提寺建筑群，即為鑒真及其弟子留下的杰作。整個結構和裝飾，都體現(xiàn)了唐代建筑的特色，是日本現(xiàn)存天平時代最大最美的建筑。鑒真去世前，弟子們還采用干漆夾苧這一最新技藝，為他制作了一座寫真坐像，被日本奉為國寶。1980年4月，日中友好團體為了增進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的情誼，曾將坐像送回北京、揚州兩地供中國人民和佛教徒瞻禮。鑒真及其弟子大都擅長書法，去日時攜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真跡，影響所及，至今日本人民猶熱愛中國書法藝術不衰。當時日本佛典，多從朝鮮傳入，口授、手抄，錯誤在所難免。據(jù)《續(xù)日本紀》記載，天皇曾為此委托鑒真校正經疏錯誤。鑒真對日本人民最突出的貢獻，是醫(yī)藥學知識的傳授，被日本人民奉為醫(yī)藥始祖。日本豆腐業(yè)、釀造業(yè)等行業(yè)技藝均為鑒真所授。日本人民稱鑒真為“天平之甍”，意謂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時代文化的屋脊（意為高峰）。
另一位為中日兩國文化交往作出突出貢獻的是日本學者阿倍仲麻呂。
阿倍仲麻呂（698—770年），全名阿倍朝臣仲麻呂，亦名朝臣仲滿，入唐后改名晁衡。他生于日本奈良附近的一個貴族家庭，父親曾官拜中務大輔，位至正五位上。仲麻呂天資聰敏，自幼勤奮好學，尤其酷愛漢文學。隋唐時期，中國社會穩(wěn)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國威遠播，鄰國名人學士紛紛來唐學習。日本在大化革新后，學習唐朝先進文化的熱情更高。他們不顧當時海上交通的艱難險阻，不斷向唐朝派遣使者和留學生。日本留學生來中國學習，一學就是幾年甚至幾十年，再回到日本傳播中國文化，促進日本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fā)展。公元716年（日本靈龜二年，唐開元四年），日本政府決定派遣以多治比縣守為首，由557人組成的第八次遣唐使團。十九歲的仲麻呂被舉為遣唐留學生。翌年3月，仲麻呂隨多治比縣守大使一行，從難波（今大阪）起航，向中國大陸進發(fā)。經過長期艱險的旅程，于九月底到達了他們日夜向往的文化古都——長安城。
到達長安后不久，仲麻呂就入了國子監(jiān)太學，這是教育貴族子弟的高等學府。仲麻呂憑借其聰敏勤奮，成績優(yōu)異。畢業(yè)后參加科試，一舉考中進士。酷愛中國文化的仲麻呂，不以自己的成就為滿足。為了繼續(xù)深造，他決心留在長安而暫不回國。仲麻呂的才華很快得到朝廷的賞識。不久他被任命為左春坊司經局校書（正九品下），職掌校理刊正經史子集四庫之圖書，輔佐太子李瑛研習學問。后又擢任門下省左補闕（從七品上），這使他在宮廷中經常有接觸唐玄宗的機會，因而他的學識進一步得到器重，以后不斷升官晉爵。歷任儀王友、衛(wèi)尉少卿、秘書監(jiān)兼衛(wèi)尉卿，肅宗時擢升左散騎常侍兼安南都護。
仲麻呂在唐五十四年，歷仕玄宗、肅宗、代宗三代皇帝，備受厚遇，官至客卿，榮達公爵。但是，仲麻呂眷戀鄉(xiāng)士之情未嘗稍減。開元二十一年（733），仲麻呂曾以雙親年邁，請求歸國，因玄宗皇帝挽留，未能實現(xiàn)。天寶十一年（752）末，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到達長安。仲麻呂見到了同時入唐留學的好友吉備真?zhèn)?，久別重逢，自然不勝感慨，于是仲麻呂又動思歸之念。翌年，遣唐使事畢將歸時，仲麻呂請求同歸。這時仲麻呂在中國已經待了三十七年，是五十六歲的老人了。唐玄宗感念他仕唐幾十年，功勛卓著，家有年邁高堂，割愛允求，并任命他為唐朝回聘日本使節(jié)。任命一個外國人為中國使節(jié)，歷史上是罕見的，這說明仲麻呂是何等地被朝廷器重和信任。
仲麻呂不僅學識淵博，才華過人，而且感情豐富，性格豪爽，是一位天才詩人。他和唐代著名詩人名士李白、王維、儲光羲、趙曄（驊）、包佶等人都有密切交往。歸國前夕，朋友熱情相送。王維揮毫寫下《送秘書晁監(jiān)還日本國》：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xiāng)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
仲麻呂也懷著惜別的激情，揮筆作詩贈別，寫下了《銜命還國作》，贈答友人：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驂去玉津。蓬萊鄉(xiāng)路遠，若木故園林。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
仲麻呂在詩中抒發(fā)了他留戀中國、惜別故人和對唐玄宗的感戴心情，意境高遠，感人至深。這首歌頌中日兩國人民傳統(tǒng)友誼的詩篇，千百年來為兩國人民所傳誦，后來被收錄在宋代編輯的優(yōu)秀詩文集《文苑英華》里，也是該集收錄的唯一外國人的作品。
六月，仲麻呂辭別長安，乘船從蘇州起航回國。是夕浩月當空，靜影沉璧。仲麻呂仰視海天，惜別中國，向往故鄉(xiāng)，遂詠成和歌一首：“翹首望長天，神馳奈良邊；三笠山頂上，想又皎月圓。”但是，命運卻偏偏和歸心似箭的仲麻呂為難。歸國途中遇到了風暴，船被吹到越南的驩州海岸。登陸后又遭橫禍，全船一百七十余人，絕大多數(shù)慘遭當?shù)赝寥藲⒑?，幸存者只有仲麻呂等十余人。聞聽仲麻呂海上遇風暴，李白以為遇難，悲痛之情難以言表，揮淚寫下了《哭晁卿衡》的著名詩篇：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云愁色滿蒼梧。
仲麻呂回到長安后看到李白為他寫的詩，百感交集，當即寫下了著名詩篇《望鄉(xiāng)》：
卅年長安住，歸不到蓬壺。一片望鄉(xiāng)情，盡付水天處?；曩鈿w來了，感君痛苦吾。我更為君哭，不得長安住。
以后，仲麻呂繼續(xù)留在長安。安祿山叛亂，唐玄宗蒙塵四川，仲麻呂隨往避難。直至肅宗至德二年（757）12月，玄宗自蜀還幸長安，仲麻呂亦隨之返還。是年仲麻呂已六十一歲。以后再度仕官，歷任左散騎常侍兼安南都護、安南節(jié)度使。大歷五年（770）逝于長安，享年七十二歲。代宗為了表彰仲麻呂的功績，追贈從二品潞州大都督。
回顧兩國交往的歷史，我們不難看出，日本一直把中國看作老師、先生；而在中國人的眼里也一直把日本看作學生、番邦?！百僚?、“倭國”、“倭寇”這些詞語無不帶有蔑視、不屑之意。盡管甲午戰(zhàn)敗，中國人也心中不服。而日本人看不起中國，是從明治維新之后，鴉片戰(zhàn)爭、中法戰(zhàn)爭的情形使日本統(tǒng)治者看到了中國的虛弱本質，在把中國與西方列強比較之后看到了中國的落后。這種蔑視帶第二次侵華戰(zhàn)爭中達到高峰，盡管戰(zhàn)敗投降，很多日本人也認為是敗給了美、蘇，而非中國。
回顧兩國交往的歷史，我們常常有種一言難盡之感。兩國是友好的，我們曾經給了日本很多，它的政治制度、文化傳統(tǒng)、甚至生活習慣都刻有中國文化的烙印。兩國又是敵對的，歷史上忽必烈曾經兩次征日，明代日本海盜不斷侵擾中國沿海，甲午一戰(zhàn)使中國遭受千年以來奇恥大辱，及至14年中日戰(zhàn)爭，日本戰(zhàn)敗。自上世紀中葉以來東京審判、軍國主義復活到民間友好、中日建交，再到戰(zhàn)爭賠償、參拜靖國，釣魚島之爭，中日兩國間的恩恩怨怨從來沒有間斷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