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時期，在統(tǒng)治集團的刻意壓制下，出現(xiàn)了武將群體素質(zhì)明顯下降的趨勢。作為群體的北宋武將隊伍，不僅缺乏以往歷史上軍事將領的用兵謀略，而且普遍弱化了果敢頑強的基本品質(zhì)，呈現(xiàn)出怯懦萎靡的精神狀態(tài)。這種趨勢在宋太宗以后愈演愈烈，在宋仁宗時代達到了頂峰，從而直接影響到國防能力，是造成宋王朝“積弱”的直接原因之一。
宋朝的“重文輕武”及“以文馭武”確已是共知的事實，清代學者王船山在《宋論》中有過評說，現(xiàn)代學者也有一些議論。然而，在北宋“重文輕武”的政治環(huán)境與社會風氣之下，武將作為群體的素質(zhì)究竟處于怎樣的狀況？其影響又如何？這無疑是兩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但長期以來卻少有專文論及，遂不免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感。不僅如此，由于對這些問題未能細究，還直接影響到對宋代國防“積弱”現(xiàn)象的深入研究，于是每每分析對外具體戰(zhàn)役失敗的原因時，多停留于宋王朝的無能腐敗及體制中的失誤等成說上，而未能在與前代相對比的情況下，具體考察武將群體本身存在的諸方面原因。有基于此，筆者不揣淺陋，就此展開探討，以求教于學界。 易優(yōu)作文網(wǎng)，中小學學生學作文的好網(wǎng)站（http://www.zequeka.cn）
一北宋以前武將群體的地位與素質(zhì)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常識。唐太宗在《帝范》中就有“閱武第十一”與“崇文第十二”兩篇，明確得出了“斯二者（文武）遞為國用。至若長氣亙地，成敗定乎鋒端，巨浪滔天，興亡決乎一陣，當此之際，則貴干戈，而賤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塵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當此之際則輕甲胄，而重詩書。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與時優(yōu)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廢也”的認識。
自先秦以來，文臣與武將都在歷代王朝的統(tǒng)治過程中扮演兩大重要的角色，各負其責。其中在父家長制及奴隸制早期階段，即所謂人類社會的“英雄時代”，因軍事活動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乃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之說。于是，夏、商、周三代時期，天子左右的執(zhí)政大臣，其重要職責就是統(tǒng)軍出征，各級武將通常皆由貴族組成，常備之師也以“國人”（平民）為主。因此，從軍不僅是一種義務，而且也是一種特權和榮譽。所以，當時貴族學校的教育內(nèi)容――“六藝”，就有“射”、“御”等軍事性的科目。以后王安石便指出：古代士人習“文武之道”，以掌握射術和御乘為急，其他技能倒在其后，“于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故其優(yōu)秀分子入可為公卿大臣，“出則為六軍之將”；其次者也能或任地方官吏，或為軍隊將校。所謂：“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zhàn)伐?！蹦纤稳艘舱f：“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鄉(xiāng)處，則執(zhí)政出則將兵，載于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特謂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亦為之，不以為異?！庇谑?，統(tǒng)治集團中的精英人才常能被軍旅所吸引，遂涌現(xiàn)出如姜尚、孫武、管仲、孫叔敖、司馬穰苴等一大批兼通治國之術的杰出軍事家。戰(zhàn)國之時，隨著社會形態(tài)發(fā)生巨大變革，武將群體的構成也先后出現(xiàn)一定的變化，即廣泛吸納了統(tǒng)治階級中的新興力量，造就出一大批軍功階層。正因為如此，兵家在列國異?；钴S，戰(zhàn)將更在各國圖強交戰(zhàn)的過程中發(fā)揮出舉足輕重的作用，如吳起、孫臏、白起、王翦、廉頗、樂毅等等統(tǒng)帥，皆以其震撼天下的戰(zhàn)績與卓越的軍事素質(zhì)名垂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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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統(tǒng)一以降，就總體而言，各封建王朝在發(fā)展國家經(jīng)濟文化事業(yè)的同時，都以積極進取的精神，勇于擴張的理念，征服四方，拓展疆域，故無不注重武備建設。在此形勢下，社會上尚武之風盛行，軍營依然召喚著社會各階層的杰出人才，因此武將隊伍來源穩(wěn)定。秦漢時代，軍功階層受到社會的崇拜自不用說，即使在唐朝，戰(zhàn)功仍然是提高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如唐高宗時修《姓氏錄》，“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于是，千余年間，軍事人才層出不窮，如秦漢時期的蒙恬、韓信、李廣、衛(wèi)青、霍去病、馮異、馬援等，三國魏晉南北朝的諸葛亮、司馬懿、周瑜、桓溫等，隋唐時代的韓擒虎、賀若弼、李靖、徐世?、薛仁貴、郭子儀、李光弼、李晟等等。不僅文人學子有“投筆從戎”的豪情壯志，如西漢的張騫、唐朝的邊塞詩人便為典型例證，而且政壇還有“出將入相”之說，如漢代樊噲、周勃、灌嬰、酈商，隋朝楊素，唐朝李靖、徐世?、劉仁軌、婁師德、郭元振等人，先后因軍功而入朝為相。至于同期歷史上無數(shù)軍事將領創(chuàng)造的赫赫武功，都贏得了世人的崇敬。于是，在九世紀以前的中國歷史上，既出現(xiàn)了秦帝國大一統(tǒng)的空前輝煌，也形成了以“漢唐雄風”為標志的外向、強悍的時代特征。這就難怪許多名士文豪都對馳騁疆場的生活充滿渴望，要求子弟文武并重，將投身軍旅視作入仕的重要途徑。如南北朝時影響頗大的《顏氏家訓》指出：“必有天才，拔群出類，為將則暗與孫武、吳起同術，執(zhí)政則懸得管仲、子產(chǎn)之教?！庇终佌伕嬲]道：“習五兵，便乘騎，正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碧瞥笤娙死畎讋t唱道：“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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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如此，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里，武將作為群體，其構成雖然前后不一，頗為復雜，但卻無疑吸納了社會各階層中的大批人才。曹操“惟才是舉”的著名思想，就是這一史實的集中反映。更重要的是，統(tǒng)治者能放手武將指揮作戰(zhàn)，如戰(zhàn)國時白起、王翦用兵，秦王嬴政不僅授予其全權，而且滿足其一切要求；劉邦拜韓信為將、周亞夫屯軍細柳營的故事，更為典型；而如衛(wèi)、霍出塞北征，班超經(jīng)營西域，李靖遠擊突厥等等用兵過程，無不體現(xiàn)“將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的精神，如此便充分發(fā)揮并鍛煉了將領的軍事才能，故其群體素質(zhì)相當高。還值得提到的是，在具有勇猛果敢品質(zhì)的同時，還有眾多武將屬于文武全才，不僅精通兵略，而且諳熟經(jīng)史詩文。如西晉征討孫吳的大將杜預，便是當時著名的經(jīng)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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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初武將群體地位和素質(zhì)的下降
北宋建國后，與以往相比，武將群體的地位和素質(zhì)開始明顯地發(fā)生了轉(zhuǎn)變。如所周知，經(jīng)歷唐末五代藩鎮(zhèn)割據(jù)、武夫跋扈之后建立的趙宋王朝，朝野上下皆視武人為動亂的根源所在，在推行加強君主專制集權的背景下，確立了百般防范武將的政治原則。與此同時，在“與士大夫共天下”思想的支配下，科舉制度的迅猛發(fā)展及其地位的日益顯赫，不僅使文官隊伍不斷膨脹，而且使從“文”也成為世人追求的目標。誠如宋人所云：“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边@就不能不嚴重地腐蝕了“軍功”的感召力。于是，優(yōu)秀人才不再愿踏入軍營，文臣更不愿改換武職。如宋太祖時，頗為尚武的文臣辛仲甫就不愿改換軍職。宋真宗時，狀元出身的陳堯咨，雖射術高超，但卻拒絕出任官級更高的武職。宋仁宗慶歷中，范仲淹與文臣韓琦、龐籍及王沿共同主持陜西對夏戰(zhàn)事，宋中央一時下令將四位統(tǒng)帥改換觀察使的武職。范仲淹等人接到任命后，先后上書堅決辭之，“不肯拜”，此事遂寢。可見即使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也不愿淪為武官。宋神宗、哲宗朝，以兵略見長的何去非，著有《何博士備論》、《司馬法講義》及《三略講義》等兵書，但其最大的愿望不是效法孫臏、李靖等前代軍事家，而是孜孜以求將武職身份改為文臣。由此幾例可見，北宋文人中普遍存在以從軍為恥的觀念。這種社會價值觀的流行，無疑影響到武將隊伍的發(fā)展，制約了其群體綜合素質(zhì)的提高，造成了軍事將領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后果。此外，適應封建租佃經(jīng)濟而發(fā)展的宋代募兵隊伍，主要由破產(chǎn)農(nóng)民甚至罪犯所組成，其社會地位便低于以往普遍征兵制下的農(nóng)民，這從士兵面部刺字這一與罪犯共有的標記可以說明。而士兵被視作“賤隸”的結果，也極大地削弱了武將群體的社會地位和尊嚴。于是，“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在宋初很快萌芽，“以文馭武”的治軍制度也隨之產(chǎn)生。當北宋的統(tǒng)治政策和社會價值觀都將武將排擠出政壇的主流地位之時，遂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了武將群體素質(zhì)普遍下滑的后果，當然，這一結局是經(jīng)歷了逐漸加劇的發(fā)展過程。 易優(yōu)作文網(wǎng)名師改作文（http://www.zequeka.cn/jiaoshoulanmu/ ）
北宋建國初，宋太祖在“收兵權”的過程中，對軍隊將領采取了大力整治的措施，特別是對禁軍三衙的統(tǒng)帥防范極嚴，即使是自己親手安排的舊部，也不放心。如對殿前都虞候張瓊和殿前都指揮使韓重□的處理，即為例證。張瓊本是宋太祖一手提拔起來的猛將，曾屢立奇功。宋初，趙匡胤認為：殿前衛(wèi)士如狼似虎者不止萬人，非張瓊不能統(tǒng)制。但是，張瓊任殿前都虞候后，因厭惡寵臣史□、石漢卿，被史、石二人誣告私養(yǎng)部曲百余人，作威作福，及污蔑皇弟趙光義等等。宋太祖聽了報告，不辨真?zhèn)?，就將張瓊拷打逼死。事后，宋太祖得知張氏“家無余財”，仆從不過三人后，也沒有懲罰誣告者。乾德四年舉行郊祀時，又有人誣告殿前都指揮使韓重□私用天子親兵為心腹。趙匡胤聞聽大怒，當即打算誅殺韓重□。后在宰相趙普的勸諫下，韓氏才幸免于難。但不久，韓重□還是被解除殿帥之職，出為外地節(jié)鎮(zhèn)。透過張、韓二人的遭遇，可以看出宋太祖對高級將帥極度警惕、猜忌。事實上，在處理完韓氏之后，趙匡胤特下詔書，禁止京師將領和沿邊武臣挑選驍勇士兵為親兵衛(wèi)隊。
在宋太祖猜忌、防范的舉動影響下，高級將官便不得不謹慎從事，以打消人主的疑心，如楊信、黨進二人的所為就是如此。楊信也是趙匡胤的早年親隨，在張瓊冤死后接替其職。但到乾德四年，楊信忽染啞疾。令人費解的是，宋太祖不僅未解除其職，反而提拔為殿前都指揮使。據(jù)史籍稱：楊氏最大的特點便是謹慎和“忠直無他腸”，所以“上委任之不疑”。楊信臨死前，失音的痼疾突然消失，對宋太宗表達了感念兩朝知遇之情，“涕泗橫集”。揆諸當時情形，不免對其啞疾的真實性發(fā)出疑問，是否可以這樣猜測：素來謹慎的楊信看到前任的悲慘結局后，遂以裝“啞”保護自己。出身胡族的黨進雖膂力過人，但目不識丁，給人的印象是勇猛率直而胸無點墨。趙匡胤“以其樸直，益厚之”。乾德以后，黨進先后任侍衛(wèi)步軍、馬軍都指揮使十余年。然而據(jù)記載：黨氏在京城巡邏時，常將所見到的玩賞禽獸放生，并責罵主人。某次，他碰見晉王趙光義手下親吏架鷹走來，黨進不知其身份，又要放鷹。當聞知是晉王的鷹時，黨進不僅立即住手，而且還給對方一些買肉錢。史稱：“其變詐又如此?！边@就使人對其直率的舉止不能不發(fā)出懷疑，是否也有偽裝之嫌？當時張瓊、韓重□的遭遇和楊信、黨進的受寵結局，無疑對軍隊將領產(chǎn)生一定的消極影響，促使他們向明哲保身的方向發(fā)展。誠如宋人所指出：“黨公智識過人，故為癡絕以保身?！?
宋太祖有意提高文臣的政治地位，處心積慮地營造“崇文”的氣氛，以對武將施加壓力。如有這樣一件事，頗能從側面說明統(tǒng)治者處理文臣武將關系的態(tài)度。開寶后期，德州刺史、武將郭貴被調(diào)離本地，國子監(jiān)丞梁夢升到德州做知州。郭氏走后，其族人繼續(xù)在德州違法牟利，梁夢升便予以懲治。郭貴為了報復，便通過正得寵的武官史□告狀。不料，史□反映梁夢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于死”時，宋太祖不僅沒有治梁夢升之罪，反而立即加以提拔，并繼續(xù)令其留任。此事恰恰與以往史氏誣告大將張瓊致死的結局相反。
趙匡胤公開要求軍隊武將學習儒家經(jīng)典，所謂“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jīng)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其實，武將增加文化素養(yǎng)本是應該的事情，但趙匡胤刻意要求的卻僅在于儒家宣揚的臣子之道，這就不免產(chǎn)生很大的局限性。大將黨進本不識字，但也要對宋太祖表示自己尚文，在鬧出一些笑話之后，黨進只得辯解道：“我嘗見措大（即書生）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倍耸乱沧阋哉f明朝廷的崇文態(tài)度，對武夫們產(chǎn)生了多么大的影響。于是，便出現(xiàn)了發(fā)生在曹彬身上的極端化表現(xiàn)。曾長期以統(tǒng)軍大帥身份征討四方的曹彬，卻對文臣極為敬畏，以至于位居樞密使時在街市上與士大夫相遇，也要作出退避讓路的姿態(tài)。
應當承認，宋太祖一朝，正值內(nèi)外用兵之際，武將群體基本上能正常發(fā)揮作用。宋人和后世常以郭進、李漢超、姚內(nèi)斌、李謙溥及馮繼業(yè)等一批駐守河北、河東及西北前線的武官為例，說明當時武將擁有較多的用兵權，并且在這些將領身上看到了果敢的良好素質(zhì)，這大致都是事實。但需要指出的是，郭進等人都是戍邊的中高級武將，其職權僅限于各自的防區(qū)，而除了郭進具有用兵謀略的素質(zhì)外，其他人值得稱道之處僅限于勇猛這一點上。至于軍隊的高級將帥，可以說在統(tǒng)治者狹隘的政治態(tài)度的影響下，已有束手束腳之感，出現(xiàn)了順從迎合及保守的趨勢，其所為較往歷史上的將帥已大為遜色。甚至還有許多昏老無能之流忝位武職，如義武軍節(jié)度使祁廷訓，身軀雖然高大，但卻膽小怕事，因此博得“祁駱駝”的別號。僅僅是因為宋太祖沒有與強大的契丹軍隊正面交手的緣故，才未能暴露出軍隊將領們的弱點，也使武將群體未出現(xiàn)日后那樣不利的處境。
朱熹說：“太祖初奪諸鎮(zhèn)兵權，恐其謀叛，故置諸節(jié)度使，隆恩異數(shù)，極其優(yōu)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志?！边@主要是從宋太祖籠絡功臣及節(jié)鎮(zhèn)的角度而言的。宋人張演的話則更為深刻：“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奔?：對武將在經(jīng)濟待遇上給以優(yōu)待，但在禮節(jié)上卻予以壓制和歧視。而這種做法使武將喪失了職業(yè)榮譽感和自豪感，勢必摧殘了武將隊伍應有的積極進取的精神和斗志，導致自卑意識彌漫軍營，促使其追求享樂安逸，從而極大地降低了作為戰(zhàn)將角色的群體素質(zhì)。當然，這種現(xiàn)象主要表現(xiàn)在宋太祖以后各代，然而其開端卻與趙匡胤所為有一定的關系。
宋太宗時代，無疑是武將群體素質(zhì)和命運明顯出現(xiàn)逆轉(zhuǎn)之時。借助非常手段即位的宋太宗，因其狹小的氣度、平常的才質(zhì)和陰暗的心理，對帶兵武將就更為猜忌。其中太平興國四年北伐幽州期間發(fā)生的部分將領擁戴太祖之子的事件，對趙光義教訓尤大。他在晚年曾對近臣意味深長地說道：“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nèi)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nèi)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边@里所說的“奸邪”自然不是日益受寵的文臣，而是可能兵變奪權的武將。因此，宋太宗在抑制武人的道路上加快了速度，對武將附加了種種戒律。如當王顯出任樞密使時，宋太宗告誡道：“卿代非儒門，少罹兵亂，必寡學問，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群書”。遂賜《軍戒》三篇，并曰：“讀此亦可免于面墻矣。”至于如“陣圖”、監(jiān)軍之類控制前線將帥的辦法，更是不勝枚舉。宋太宗還開始參用文臣為用兵大帥。如在鎮(zhèn)壓四川王小波、李順起義時，曾一度下令由參知政事趙昌言為川峽兩路都部署，節(jié)制親信宦官王繼恩和各級軍事將領，雍熙三年，大臣張齊賢出知代州，“與都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這可算作以后文官出知前線首州要府而兼管駐軍的濫觴。宋太宗朝的柳開出知寧邊軍，可謂文臣守邊的又一例。至道三年初，派傅潛等將領增援被圍困已久的靈州時，又命“知制誥張秉、馮起、翰林侍讀呂文仲等持節(jié)催督之”。在此，文臣承擔起了監(jiān)軍的職責。
宋太宗在位期間，雖然出征用兵、駐屯防御，仍主要由將領負責，樞密院中也繼續(xù)維持較高的軍人比例，但對武將權威的過度擠壓，卻使其各方面的素質(zhì)及精神狀態(tài)發(fā)生蛻變。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于衡量武將的標準，即：順從、謹慎是主要，甚至唯一的標準。宋太宗即位后，先后將一批親信而無能之輩安插在樞密院長貳、三衙將帥及前線統(tǒng)帥的要職之上。其中王顯、柴禹錫、趙?、張遜、楊守一及弭德超等人，皆為以往藩邸屬吏，名為武官，卻幾乎全無戰(zhàn)場經(jīng)歷。他們或以恭謹見用，或以理財出名，或以告密得寵。如王顯“初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嘗給事左右，性謹介”，從而得到重用。史稱其“居中執(zhí)政，矯情以厚胥吏，齪齪而已”；柴禹錫在宋太宗藩邸時，“以善應對，獲給事焉”。趙光義登基后，柴氏積極替天子刺探外臣動向，所謂“每夜值，上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終于以“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趙?“少涉獵文史，美書翰，委質(zhì)晉邸，以勤謹被眷”；楊守一則“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于晉邸”，后與柴禹錫、趙?、楊守一等人迎合宋太宗需要，因制造秦王廷美獄案而步入樞府；張遜以晉邸隨從出身為武官，但長期料理香藥榷貨事務，因貨利而升遷。臭名一時的弭德超，更是以誣告曹彬之事而立即獲得樞密副使之職。難怪元人修《宋史》時稱：“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故莫逃于齪齪之譏?！币圆鼙?、潘美為代表的宿將，惟明哲保身，甚至不惜犧牲部屬。清代思想家王船山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曹彬謹慎而不敢居功，潘美陷楊業(yè)于死地的做法，是為了避免“功高震主”，所謂“勝乃自危，貿(mào)士卒之死以自全”。以傅潛、王超為代表的新一代禁軍將帥，多為庸碌之徒，縱然握兵十萬，也臨陣懼戰(zhàn)。而如田欽祚、王?之類的武將，則貪婪而又險惡，以逢迎攻訐為能事。
當如上述大批將領把持軍隊之時，稍有所作為的武將便陷于可悲的境地。世人熟知的楊業(yè)的悲劇即是這樣一例。早死于楊業(yè)的郭進，同樣是被抑制武夫政策所葬送性命的一位良將。而當時猛將呼延贊的遭遇，也頗有代表性。
呼延贊出身將門之家，久經(jīng)沙場，勇猛異常。北宋第二次北伐失敗后，呼延贊向朝廷獻作戰(zhàn)陣圖、用兵要略及營寨之法等，并請求帶兵戍邊。他還曾帶領四子在宮中為皇帝演練武功，舞劍盤槊。呼延贊滿門投身抗遼事業(yè)，他和全家人身上都刺有“赤心殺契丹”幾個字，其子耳后還刺有“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兩行小字。呼延贊為了使家中幼兒長大后身體強健，甚至在冬季用冷水澆其身體。他還自己設計降魔杵、破陣刀等重兵器。像呼延贊這樣的武將，實在就是為戰(zhàn)爭而降生人世，如若生活在漢唐勇于用兵的時代的話，必然大有用武之地。然而，呼延贊恰恰是處于尚武精神開始淪落的時代，這便注定了其無法作為的結局。據(jù)記載，宋太宗對渾身散發(fā)著濃烈兵戈氣息的呼延贊并不欣賞，在親征幽州時，因厭惡呼延贊的裝束，竟幾乎將其斬首。以后，呼延贊日漸被遺忘，只能困頓于軍營的庶務之中，終于無法實現(xiàn)馬革裹尸的夢想。而呼延贊的遭遇，正是宋太宗時代武將群體本身角色淪落悲劇的縮影。
在趙光義費盡心機打壓武將，營造“崇文抑武”政治氣氛的背景之下，武將從總體上形成循規(guī)蹈矩的特征，這從太平興國三年發(fā)生的一件荒唐的事件可以得到明證：當時，秦州節(jié)度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飛雄，詐稱天子派出的巡邊使臣，遂順利地得到官馬，并在地方武官的向?qū)?，一路西行到秦州境內(nèi)。面對不持任何憑證的這樣一位“使臣”，當?shù)伛v軍武官竟俯首帖耳。結果，李飛雄矯詔逮捕多名帶兵官，并準備處死，而諸將都甘心受縛就刑。以后，因李氏利令智昏，露出破綻，才被眾人捉獲。此事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只能反映武臣們已完全屈從馴服，其應有的強悍素質(zhì)，此時可謂蕩然無存。
所謂的“重文輕武”政策和社會風氣的真正形成，也正是在宋太宗時代。如宋太宗即位不久，就親自操持科舉考試，錄取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達五百多人，規(guī)?？涨?，甚至連執(zhí)政大臣都覺得過分。但“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又如：宋太宗對號稱天下文淵之藪的昭文館、集賢院和史館進行遷址和大規(guī)模重建，又親賜名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決心。再如：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閣落成后，太宗不僅率文臣登樓觀書，而且還要求禁軍首領也來參觀，所謂“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而宮中原有的“講武殿”，則被改名為“崇政殿”。在此局面下，武將群體便不能不產(chǎn)生自卑之感。值得注意的是，眼見武將群體呈現(xiàn)出的庸碌無能的狀態(tài)，就連一些文官也感到后果嚴重，于是轉(zhuǎn)而向天子進諫，請求給武官們一定的權威和榮譽，以免使國家武備渙散瓦解。如端拱二年，右拾遺兼直史館王禹□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統(tǒng)御，力崇儒術，親主文闈，志在得人……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zhàn)士之恩。”他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進主張。另外，田錫等幾位文臣也有類似的議論。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當時武將群體素質(zhì)下降的史實。
三宋真宗朝及以后武將群體素質(zhì)的進一步下降
宋真宗即位后，無視、也無力扭轉(zhuǎn)武將群體素質(zhì)降低的現(xiàn)狀，遂繼續(xù)沿襲了乃父的治軍原則及措施。當時，前朝無能將帥依舊得到重用，即為證明。咸平時，遼軍南犯，北宋大批軍隊武官都表現(xiàn)出庸碌、膽怯的特性。如傅潛以禁軍大帥之職負責河北前線防務，提兵十萬之眾，卻極其無能，所謂“畏懦無方略，閉門自守”。傅潛不僅甘愿忍受他人譏諷自己不如一婦人，而且不顧朝廷使臣的督促，始終按兵不動，直至被撤職。王超被稱為“拙于戰(zhàn)撕”，王顯在戰(zhàn)場上的表現(xiàn)，也同樣令人失望。當時還有級別稍低如王榮其人的典型。王榮雖素來膽小，卻以宋太宗藩邸背景而出任禁軍高級軍職。咸平三年，當南下遼軍撤退時，貝、冀行營副都部署王榮接到追擊敵軍的詔令，他帶領五千余騎兵緋徊數(shù)日，卻不敢進攻。最后為了搪塞朝廷，才率部到界河南岸自己一方奔跑了一番，又迅速返回。據(jù)記載，由于他與部下晝夜急馳，惟恐遇見對手，結果戰(zhàn)馬因饑餓疲勞而損失了近一半。盡管如此，王榮仍可以忝位將官，繼續(xù)領兵。
到景德元年遼軍大舉南攻時，宋軍防線一觸即潰，便充分暴露了武將群體存在的自身問題。及至“澶淵之盟”簽訂之后，宋統(tǒng)治集團因?qū)娛率侄问バ判?，便視議和為消弭邊患的法寶。于是，武備進一步松弛，武將群體更受到冷遇。在此形勢下，當政者逐漸推廣“以文馭武”的措施，以便文臣控制軍隊，如樞密院中不僅出現(xiàn)文臣人數(shù)超過武將的情況，而且武將也受到文官的支配。據(jù)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子王素追憶：頗有謀略的武臣馬知節(jié)與文官王欽若、陳堯叟同任職于樞密院，“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王旦），至則見冀公（王欽若）喧嘩不已，馬則涕泣”。以此可以窺見當時武將所遭受的歧視對待。在前線，文臣也越來越多地充當了指揮官的角色。如咸平四年，大臣張齊賢出任涇原環(huán)慶等路安撫經(jīng)略使，負責應付黨項的進攻；次年，錢若水為并代經(jīng)略使、判并州，主持河東防務；景德初，宋中央以向敏中充陜西路沿邊安撫使，等等。武將遭到排擠的結果，必然進一步降低了其指揮能力。史稱：“上崇尚文儒，留心學術，故武毅之臣無不自化?！边@實在是當時武將群體淪落的一種曲折記載。
到宋仁宗時期，“重文輕武”之風達到了頂峰，軍功遭到了社會的普遍輕視。宋人對此有這樣的看法：“狀元登第，雖將兵數(shù)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在此背景下，文臣完全控制了軍隊的指揮權，武將群體則淪為指揮系統(tǒng)中的配角。樞密院中武將已寥寥無幾，地方駐軍也基本由文官任統(tǒng)帥。如對夏前線，“分陜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jīng)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jiān)以下，并聽都部署等節(jié)制，違者以軍法論”。于是，范仲淹、韓琦等文官以經(jīng)略安撫招討等使的身份，負責指揮各路軍隊。文官擔任各地帥臣，已成為一種定制，如宋人所云：“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jīng)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jié)制，出入戰(zhàn)守，唯所指麾。”
長期的倍受壓制和歧視，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將隊伍素質(zhì)更進一步下降的后果，遂產(chǎn)生了一批怯懦無能、品行低劣的將帥。如張耆既無戰(zhàn)功，又無謀略，只會坐享厚祿。楊崇勛以攻訐寇準得到當政者的賞識，然無他才能，又性貪鄙。至于夏守□則懵于用兵，所謂“性庸怯，寡方略，不為士卒所服”。盡管如此，張、楊及夏氏等人卻出入禁軍統(tǒng)帥和樞密使之職。郭承?是人所共知的“?冗小人”，但累遷禁軍要職，長期典軍。這就難怪武將要受到士大夫的蔑視，如宰相王曾譏諷樞密使張耆為“一赤腳健兒”。富弼稱夏守□為天下人所恥笑。歐陽修則公開認為郭承?為“凡庸奴隸之才”。至于大批中下級武官，大都素質(zhì)低下，少有作為，這從戰(zhàn)場上的屢戰(zhàn)屢敗的情況可以得到反映。如韓琦在前線反映：“慶州久缺部署，高繼隆、張崇俊雖有心力，不經(jīng)行陣，未可全然倚任。駐泊都監(jiān)之內(nèi)，亦無得力之人?！蔽鋵⑽赫选?、王克基“未嘗出離京闕，便使領眾御戎，昨來暫至延州，皆已破膽”。
宋仁宗時期，武將中稍有戰(zhàn)功、頭腦者，不是遭受迫害，就是受到壓制，或死不得其所，或仕途坎坷，至死未能顯達。如大將狄青、王德用及種世衡、張亢兩位文人出身的將官，即是如此。而他們鶴立雞群的事跡，不僅不能說明當時武將素質(zhì)的卓越，反而證明了有為將領的孤立可悲的處境。
宋仁宗以后，惟有宋神宗朝曾力圖全面振興武備，改變國防頹勢。因此，宋神宗、王安石對傳統(tǒng)抑制武將的政策進行了一定的調(diào)整，實行了“將兵法”，以增強各地武將對轄區(qū)內(nèi)軍隊的指揮權。宋神宗認為：“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彼煊幸獯蛲ㄎ奈渲g的隔閡，允許武官在考核詞賦之后換為文資官銜，以提高將領的政治地位和素質(zhì)。于是，在積極的政策鼓勵下，出現(xiàn)了如王韶這樣善于用兵而又勇于投軍的文士。一時武將群體的素質(zhì)也有所改善，這從西北戰(zhàn)場取得的許多勝利可以得到證明。但是，進入宋哲宗元?之時，各項變法內(nèi)容在遭到清算的同時，包括允許武臣換文資在內(nèi)的鼓勵軍功的措施也被視為弊政而廢止。武將群體又一次遭到打擊，如當時人所指出：“臣伏見近年以來，宿將凋零，今歲為甚。雖其間人才固有粗精，是皆自英考、神宗識拔，切磨收養(yǎng)，出生入死之人也。”
宋哲宗朝之后，雖然因政治斗爭而武備出現(xiàn)不少反復，但總的說來，傳統(tǒng)的馭將政策得到延續(xù)。在北宋末年，亂政之下又出現(xiàn)如童貫之類宦官把持軍政，如高俅之流無賴掌握禁軍的現(xiàn)象，因此武將隊伍更為混亂，其群體精神面貌及素質(zhì)也更為低下。到宋金聯(lián)合滅遼時，北宋武將的無能怯懦暴露無遺。如劉延慶等將帥擁優(yōu)勢兵力也不敢與殘遼軍隊交戰(zhàn)，稍遇抵抗便落荒而逃。由此可見，最終出現(xiàn)“靖康恥”的慘劇，實與北宋長期壓制下造成的武將群體的無能有相當大的關系。
（原文發(fā)表于《文史哲》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