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金元時期，居住在甘肅地區(qū)的民族眾多，其民風習俗豐富多彩，呈現(xiàn)出多元化特征。
一、居所與飲食
（一）居所
黨項族內遷之前，為了適應游牧生活的需要，其居室構造比較簡陋，以牦牛毛和羊毛為構筑居所的主要材料，且要不斷更換，這種居所實際上就是用毛氈覆蓋木支架的帳篷。當游牧流動時，這種帳篷便于搬遷，定居時則成為“棟宇”，顯然是牧民居所。
黨項族內遷后，隨著生產(chǎn)力的進步，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一部分黨項人開始定居生活，因此其居住條件改善，黨項人的居所除氈帳外，出現(xiàn)土屋和瓦屋?！懊窬咏酝廖?，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土屋泥舍是庶民百姓棲身之所，居民的住房絕大多數(shù)為土屋。文獻記載西夏居室內的布局，“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顯然居所中部為供奉之用，兩側居人。 在線作文批改系統(tǒng)，<a href=http://www.zequeka.cn/jiaoshoulanmu/>易優(yōu)名師作文批改</A>
蕃漢雜居，不同身份、民族、職業(yè)的人往往同居一城，城里城外廟堂殿宇、泥舍瓦屋、氈帳穹廬，鱗次櫛比，錯落有致。
吐蕃人的居住大致分為瓦屋、土屋、板屋與氈帳四種。瓦屋，即以屋頂飾瓦為尊貴，只有宮殿、寺院飾瓦，并“惟以瓦屋處佛”，比西夏“惟有命者”、“有官爵者”才能覆瓦的規(guī)定顯得更為嚴格，等級更為森嚴。土屋即房屋為土頂，是吐蕃統(tǒng)治者妻妾居所。板屋即一般平民所居住房屋，“居者皆板屋”。
元代時期，甘肅地區(qū)民居房屋已有很大改善，漳縣出土的大型彩繪木屋，給我們保留了元代民居珍貴的實物模型。證明此時甘肅地區(qū)的民居屋頂是歇山頂，屋脊、梁垅、翹角、斗拱、墻、柱，房間寬暢，兩面正中各有一個壺門和花窗，正、背面門扇上各繪有圖畫，花窗上層是由四瓣花圖案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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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飲食
1.西夏飲食
內遷之前的黨項人以畜牧為生，“養(yǎng)牦牛、羊、豬以供食，不知稼穡”，內遷后，授以土地，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使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逐漸占據(jù)重要地位。河西地區(qū)是西夏的一個主要糧食生產(chǎn)區(qū)，農(nóng)作物品種多。據(jù)西夏文字典《文?！泛汀斗瑵h合時掌中珠》所列舉的農(nóng)作物，有麥、大麥、蕎麥、粳米、糯米、黍、青稞、麻、豌豆、黑豆、蓽豆等，還有蘿卜、蔓青、蕖菜等諸多蔬菜、果品種類?！哆|史》卷115《西夏傳》還記載許多西夏野生植物品種，有古子蔓、咸地蓬實、蓯蓉苗、小蕪荑、席雞草子、地黃葉、登廂草、沙蔥、野韭、拒灰條、白蒿、咸地松實等，這些植物品種皆可食用。由于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發(fā)展，人民的飲食結構發(fā)生變化，以面食為主。《文?！泛汀斗瑵h合時掌中珠》中還列舉了眾多食品，有細面、粥、乳頭、油餅、油球、胡餅、蒸餅、乾餅、燒餅、花餅、肉餅、盞鑼、角子、饅頭、奶酪、酥油、奶渣等。這些食品，大部分為糧食制作，烹飪方式有燒烤、熬煮、煎炒、攪拌等。 易優(yōu)作文網(wǎng)名師改作文（http://www.zequeka.cn/jiaoshoulanmu/ ）
茶在黨項人飲食生活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惟茶最為所欲之物”。食肉需用茶來幫助消化，而西夏不產(chǎn)茶，因此，完全依賴于宋朝的供應。“以茶數(shù)斤，可以博羊一口”，宋朝成為西夏物資供給地，“茶彩百貨之所自來”，西夏就像嬰兒一樣需要中原“乳哺之”，可見西夏對中原貿(mào)易的迫切性。此外，西夏《文?！分杏嗅劸?、制醋及黃酒的記載，反映了西夏人對酒、醋的需要及其制作方法，體現(xiàn)了其飲食文化的豐富多彩。
2.吐蕃、甘州回鶻飲食
宋代甘肅吐蕃人的飲食習俗與其長期依水草而遷徙的游牧生活及飲食成分、生活方式密切相關。吐蕃人飲食“惟茶為最要，次青稞、炒面、酥油、牛羊乳、牛羊肉等，食米面者頗少”，而且“喜啖生物，獨知用鹽為滋味，而嗜酒及茶”。茶在吐蕃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吐蕃人喜食青稞、肉類，“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于此”。至宋朝時，茶葉生產(chǎn)有了更大的發(fā)展。在甘肅，茶葉已普遍飲用，并成為吐蕃“日不可缺”的飲食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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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酒”是甘肅吐蕃人另一重要的生活習俗。吐蕃部族多生活在高寒地區(qū)，飲酒可以抵御高原凜冽酷寒，又表現(xiàn)了游牧民族豪爽的性格特點。每逢聚會、盟誓、奉迎、慶賀、甚至起兵聚眾，總以酒助興。吐蕃人飲酒作樂，飲酒起事，飲酒盟誓，獻酒奉迎。
“獨知用鹽”也是吐蕃人飲食中的另一特點。高寒地區(qū)缺少蔬菜，因此飲食“無蔬茹醯醬”，而“獨知用鹽為滋味”。鹽成為長期肉食乳飲的吐蕃人一項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由于用鹽的需要，因而對鹽井之利極為重視。吐蕃的用鹽習俗也促使宋朝用鹽與吐蕃進行貿(mào)易。
甘州回鶻的社會風俗與其社會經(jīng)濟相適應。甘州回鶻的經(jīng)濟是由畜牧經(jīng)濟與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構成，但主要以畜牧業(yè)生產(chǎn)為主，故從事游牧經(jīng)濟的甘州回鶻人仍居住在氈帳中，過著衣皮毛、飲乳酪的生活。而從事農(nóng)業(yè)及手工業(yè)生產(chǎn)者，則居于屋宇中，飲食以米、麥、青稞等糧食作物為主，兼食肉、乳之類的畜產(chǎn)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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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飾
?。ㄒ唬┪飨?、吐蕃、回鶻人的服飾
黨項族是以游牧為主的民族，長期的游牧生活形成了其“衣皮毛”的服飾特色，“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氈”。黨項人的服飾原料多取材于畜產(chǎn)品，一般戴氈帽，穿毛織衣或皮衣，著皮靴。大約從德明統(tǒng)治時期開始，宋朝的歲賜以及榷場與和市興盛，中原地區(qū)所產(chǎn)的錦、綺、綾、羅之類的絲織品也源源不斷地輸入西夏。西夏上層喜愛絲織品的華貴輕柔，作為服飾材料，從“衣皮毛”至“衣錦綺綾羅”等，服飾習俗發(fā)生變化，但是廣大下層人民仍保持著“衣皮毛”的傳統(tǒng)。
從敦煌壁畫與榆林窟西夏供養(yǎng)人的服飾看，男女衣著皆與唐宋兩朝中原衣著有相通之處。
宋朝男子衣袍，戴巾子、氈帽，系腰帶，女服右纴交領長袍，腰部另加“捍腰”，或穿交領長褙子，下露細裥百褶裙，鞋尖上彎如弓，似受中原唐末五代女子纏足影響，女裝近下垂一大束絲穗，與宋代婦女于胸前或左側結綬法不同。敦煌及安西榆林窟壁畫供養(yǎng)人衣著顯示，部分與史載相符合，部分則展示多樣化。如榆林窟第29窟的壁畫有侍從三人，前一人穿窄袖缺骻衫，似穿短褲，褲腿束在行縢（綁腿）間，中間一人側身穿小口褲，后立一人穿袍。三人皆束帶，穿麻鞋或靴。1977年，在武威市西郊林場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畫中的人物形象，老者戴峨冠，身著交領寬袖長袍，腰束帶。其他人物服飾有交領補襦、圓領窄袖長衫、交領窄袖長衫等，隨侍戴幞頭，弓腰人頭上有方巾，童子頭上有飾物等。另有西夏民族服飾，婦女多穿交領窄袖袍，腰下兩側開衩，內穿長裙等。西夏政府規(guī)定，“民庶青綠，以別貴賤”，百姓只能穿青綠色衣服。
宋代吐蕃人的服飾特色與黨項人相同，即“衣皮毛”，“荷氈而被毳”。吐蕃人“荷氈被毳”與“尚虎豹”習俗相關。吐蕃人歷來尚虎，謂虎曰“大蟲”?；⒈ひ差H受吐蕃人貴重，“用緣飾衣裳”，以有之為榮。西涼府吐蕃首領雅爾藏受宋朝賞賜“虎皮翻披”，而蕃俗則是“受此賜者，族人推奉”，是最高的獎賞?！端问贰ね罗瑐鳌份d，至道元年（995年），“涼州吐蕃當尊以良馬來貢，加賜當尊虎皮一”，當尊“歡呼致謝”。
吐蕃人衣皮毛，“荷氈被毳”，就是文獻中所說的“胡裝”、“番服”。隴右河湟地區(qū)的吐蕃部民及吐蕃化的漢民衣飾皆“衣皮毛”。吐蕃一般婦女及僧尼、公主等上層人士雖裝飾“皆番服”，但不“衣皮毛”，則“衣錦，服緋紫青綠”。吐蕃酋長等上層人士及富有者隨著逐漸漢化，服飾多仿漢人，衣料為絹繒帛緞之類。宋代吐蕃服飾是“胡裝”與“漢服”并行。
甘州回鶻婦女平時喜“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冪首而見其面”。
敦煌莫高窟第98窟主室東壁北側畫有題名為“敕授汧國公主是北方大回鶻國圣天可汗（下缺）”的女供養(yǎng)人，頭戴桃形式鳳冠，身著圓領窄袖式長衣，下擺落地，項飾瑟瑟珠，與花蕊夫人《宮詞》所說的：“回鶻衣裳回鶻馬，就中偏稱小腰身”之語相類。在莫高窟第409窟中，男窟主的裝束完全是回鶻風俗，身穿圓領窄袖盤龍紋袍，腰束帶，著靴，頭戴云鏤冠，面型豐圓，眼似柳葉，高鼻，嘴角上翹，手持香爐。身后八名侍從，頭戴氈冠，身穿圓領窄袖短袍，著靴，手持傘、扇、弓、劍、盾、鐵笊籬等。榆林窟第39窟前室甬道南壁中的第一身畫像頭戴三尖冠，著圓領窄袖赭色大團花長袍，腰帶上佩有解結錐、短刀等。第二身畫像則頭戴氈冠，身著綠色小團花長袍，其服飾、面態(tài)、體型均與第一身基本相同。
?。ǘ┙?、元服飾
金代磚雕圖像中，婦女身著朱色長袍，衣襟敞開，下著長裙，或著紅色長衫、長裙。男子足登靴，或身著經(jīng)袍，著窄袖長袍，腰束帶，頭戴黑色幞頭或黑巾。
在敦煌壁畫中還展現(xiàn)了蒙古貴族官員、眷屬多種多樣的服飾。如莫高窟第332窟、榆林窟第3窟壁畫中，官員頭戴笠帽，身穿淡黃色小袖袍，上覆半臂，耳后垂發(fā)髻，雙耳飾環(huán)，腳穿六合靴。貴族婦女頭戴高聳的顧姑冠，身穿紅色紋袖纈花大袍，如道教鶴氅，又長又寬，曳地數(shù)尺，行走時要有兩個侍女在背后牽提。第465窟則展現(xiàn)了各種勞動人民的服飾，第61窟十二宮中有蒙古童子服飾等，均為珍貴的形象資料。
在甘肅漳縣汪氏家族墓出土了許多元代的高級絲織品，除傳統(tǒng)的絹、紗、羅、綺、綾、錦繡之外，還出土了十多種新發(fā)明、生產(chǎn)的高級緞紋織物和織金織物，如棕色團花妝金緞、妝金或銀天馬紋緞、煙色“畚”字菱紋緞、紫色“畚”字菱紋團龍花緞、古銅色云龍紋緞、深色瑞獸紋緞、小纏枝番蓮紋緞、菱格回紋緞、古銅色海棠（梅）紋緞、棕色“畚”字龜背紋緞等，不僅是罕見的早期緞紋織物標本，而且花色品種眾多，又妝有金、銀，極其珍貴。
漳縣汪氏家族墓中有蒙古族與漢族的服飾實物，有黃色織金錦對襟密扣抹胸，無領無袖，形似背心，胸前開對襟，釘成九個盤花袢扣，細密精致，有里外兩層。里層面料是褐色麻織品，外層面料是價格昂貴的黃色菱格寶相花織錦，背后還有四條帶子，是元代官僚貴族婦女的內衣。此外，還有駝黃色鸞鳥銜枝紋紗夾袍，妝花鳳戲牡丹紋綾夾衫，羅質夾襖，駝黃色綾質花鳳戲牡丹紋對襟褂，棕色紗地繡山石牡丹紋束帶，絹質百褶夾裙，絹面絲綿襖，棕黃色纏枝番蓮紋麻葛棉香囊，描金妝彩霞帔，棕色團花妝金荷包，黃緞女鞋、長裙、絲帶、口袋、手帕等。
帽子則有垂飾金玉珠寶鈸笠帽，此帽中間圓穹廬形，四周寬沿由三層構成，中間層用極細薄的竹篾或棕絲編成框架，襯里縫墊茶色絹紗，外層縫粘黑漆麗紗，帽頂正中綴一塊圓錐形青玉，青玉下邊四周鑲嵌有山形紋金片，青玉上端綴有金片制成的立方體飾物片，四邊各有一個猴臉頭像；四邊角頂上又各有一只長嘴小動物，嘴都伸向立方體的中央。立方體正中鑲嵌一顆紅色珠子。又從青玉下方下垂飾一串玉石珠寶串飾，珠子有圓形、梭形、洋桃形等多種多樣。這種帽子高貴而別致。煙色大檐笠帽，中間是四瓣圓帽，前后加檐，前檐特大。相傳元世祖忽必烈騎馬射獵，因日光眩而射不準、不舒服，皇后察必為他設計了這種大檐帽，既防止日光暴曬頭臉，又輕便，因而風行全國。此外還有棕色、煙色羅帽及羊皮帽、布帽、棕帽等。甘肅莊浪縣收藏的兕皮盔，近似圓錐體，用兕（雌犀牛）皮制作，分為三部分，盔頂繪四組云紋，盔身以錫條烙成三組花紋，盔沿飾大小聯(lián)珠、乳釘紋，頂部和盔沿原有瓔珞飾物已丟失。
這些眾多式樣衣、裙、鞋、帽、盔等，既反映了元代甘肅地區(qū)服飾特色，也是研究元代社會生活的重要實物資料。
三、喪葬與其他習俗
?。ㄒ唬┰崴?、葬具
根據(jù)文獻記載和考古發(fā)掘可知，這一時期，甘肅地區(qū)的喪葬習俗主要以火葬、土葬為主。土葬，即建墳?；鹪?，唐時黨項羌人“死則焚尸，名曰火葬”。顯然，火葬是黨項人的原始葬式。至西夏建國后，原始的火葬習俗受佛教的影響，形成了一種繁縟鋪張新的火葬形式。馬可·波羅在其游記中記載了沙州（治今甘肅敦煌）地區(qū)信仰佛教居民的“葬禮一般在城外舉行，實行火葬”，他們在殯葬過程中，“用某種樹皮制作的紙，為死者繪制大批的男女、馬匹、駱駝、錢幣和衣服圖形，與尸體一起火化”。這種火葬的特點是尸體與靈柩一塊焚燒，而且禮儀復雜繁瑣。
土葬，卻是將骨灰用土圍埋，是土火兩種葬俗的結合。1977年以來，在甘肅武威市西郊發(fā)現(xiàn)的七座西夏墓葬，即是幾種葬俗的融合，頗有特色。其中六座是小型單室磚室墓，長方形或近似長方形，面積只有一平方米，最大的也只有兩平方米。均為火葬墓，有木制骨灰盒，有木板畫等隨葬品，均為官宦或有錢人家的墓葬。另一座無墓室與隨葬品，只有一件裝有骨灰的黑釉瓷瓶，應是窮人墓葬。從這些墓葬的位置、題記、出土文物來看，武威西郊是西夏時期的墓地或漢人墓地，墓主人可能均為漢人，多是夫妻合葬墓。有錢人建有墓葬室，有精致的骨灰盒與表現(xiàn)尊貴社會地位及其生活的木板畫與其他用具，窮人則只能是一件粗瓷器收藏骨灰。但同時，有些墓葬又有塔葬的因素，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西夏的骨灰盒，形式多樣。有佛塔式的，名為“緣塔”或“靈匣”，有八邊形的，也有六邊形的。武威市出土的“木緣塔”通高76厘米，由塔座、塔身、塔頂、塔剎四部分構成。塔身上書寫黃色的梵文陀羅尼和漢文陀羅尼（佛教咒語），塔身頂部繪有斗拱圖案，塔頂八個邊上下都繪有云氣紋，中間各有朱書梵文一字，塔剎底座周圍繪卷草紋，上有兩道相輪。還有棺槨形，也有多種樣式，第一種為上大下小的梯形，左右兩幫壁外繪有彩繪，里面則分別寫上漢文紀年和六字真言，還有一塊木板上寫滿西夏文。第二種也近似梯形，但棺蓋為圓弧形，兩側帶有把手。第三種除棺身、棺蓋外，還有底座，棺蓋圓弧形，前端雕成云頭，后端雕成連弧形。棺蓋長于棺身，下端鏤雕兩個壺門圖案。
甘肅出土的金代磚用墓室與漳縣汪世顯家族墓葬群，均表明至金、元時甘肅已盛行土葬。
?。ǘ皞骷?、“和斷”與“盟誓”
吐蕃是以部落形式聚族而居，部落內部有較高的凝聚力，而各部落之間，其俗多有世仇，不相往來。一旦遇有戰(zhàn)斗，“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皞骷笔峭罗诒舜烁艚^的情況下，進行聯(lián)系的一種簡捷易行而且獨特的方式?！皞骷?，番家之符信”，據(jù)文獻載“夷狄之法，起兵令眾以傳箭為令”。北宋時，黨項李繼遷給西涼府吐蕃首領潘羅支送鐵箭，欲與吐蕃結盟合兵抗宋。宋時，西北吐蕃也用“傳箭”這種“夷狄之法”起兵令眾。
宋代甘肅吐蕃種落僅居于秦、渭間的就有十余萬，“皆以仇怨不相伏屬”。而“羌虜之性，重于復仇，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而邊塞之俗以不報仇為恥，于是吐蕃部落之間的“自相仇劫”不斷發(fā)生。而且“西羌本與夏人世仇”，于是吐蕃與黨項部落之間的互相仇殺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吐蕃部族之間、吐蕃與黨項族之間解決這類糾紛的辦法稱之為“和斷”，即雙方解仇，和好結盟。主持“和斷”者有漢官，也有蕃官。主持熟戶“和斷”的則是漢官，主持生戶“和斷”者則是蕃官。吐蕃部族內部用約定俗成的法規(guī)即“蕃法”或“羌法”來處理糾紛。
解仇后的雙方必須進行盟誓，表示和好之心永不改變。吐蕃盟誓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以箭為信物，折箭為盟。金朝時，臨洮吐蕃木波部不堪邊將的殘暴，起兵反抗。金遣楊仲武赴木波部與酋帥相見，達成協(xié)議，“折箭為誓”。
?。ㄈ┱疾?、“尚白”與“踏歌”
西夏人由于受到生產(chǎn)力與文化科學水平的限制，十分崇拜鬼神，遇事非常重視占卜，凡出兵作戰(zhàn)必先占卜。其占卜術主要有“炙勃焦”（亦稱“死跋焦”）、“擗算”、“咒羊”（亦稱“生跋焦”）、以箭敲擊弓弦聞聲占。在甘肅武威出土的西夏遺物中，有一份卜辭殘頁，上載“卯日遇仇人，辰日買賣吉”，“午日求財順”，“申日萬事吉”，“戌日有倍利，亥日心來喜”。這表明黨項人已深受漢文化的影響，用漢人流行的十二支記日卜占。
吐蕃人崇尚白色，其尚白習俗與尊佛有關，因為佛經(jīng)典以人做好事為“白業(yè)”，以做壞事為“黑業(yè)”。佛教釋義白色是光明、純潔、正直、勝利的象征。吐蕃人自然產(chǎn)生了將白色視為圣色，奉為至上的民族信仰心理，在其日常生活及言語行動中常常離不開白色。以“心順為心白人”。自言不敢有貳，“則曰心白向漢”；欲歸順宋朝，則“張心白旗甚眾”。甚至起事聚兵、立文法，也以白色為約。
宋代吐蕃盛行踏歌，《長編》卷241熙寧五年十二月丁酉條記載了宋代熙河開邊后，吐蕃女子載歌載舞的情況：“蕃酋女子至連袂圍繞漢官踏歌”。宋代吐蕃踏歌的形式在考古發(fā)掘中也有所反映。西藏阿里地區(qū)古格王國遺址紅廟壁畫中有一支歌舞隊伍，描繪了北宋寶元元年（1038年），古格國王絳曲微迎請佛教尊者阿底峽來國內弘法，這支女子舞隊連臂踏歌。這種“踏歌”習俗在文獻中也有記載，“女好踏歌，每逢月夜群聚，握手頓足，操胡音為樂”。
概括地說，宋夏金元時期，甘肅境內民族宗教信仰呈現(xiàn)多元化的特點，黨項、吐蕃、回鶻、女真、蒙古等民族以佛教信仰為主，而伊斯蘭教、基督教、道教、景教、薩滿教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信奉；境內沿絲綢之路遍布的諸多石窟，內涵豐富、風情各異；文學、繪畫、音樂、舞蹈、雕刻與科學技術、民風習俗等，內涵豐富、形式多樣、絢麗多彩。這些均為甘肅民族文化鮮明獨特的地域特色與民族特色的體現(xi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