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2～846)生於大歷七年，卒於武宗會昌六年。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漢族，河南新鄭(今河南省鄭州新鄭)人，是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有“詩魔”和“詩王”之稱，他的詩在中國、日本和朝鮮等國有廣泛影響，與元稹共同發(fā)起了“新樂府運動”。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后世頗有影響，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 元和時曾任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因得罪權(quán)貴，貶為江州司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詩很多，以諷喻詩為最有名，語言通俗易懂，被稱為“老嫗能解”。敘事詩中《琵琶行》、《長恨歌》等極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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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貞元二十六年(800)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這些詩使權(quán)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quán)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zhèn)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疏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墒悄切┱茩?quán)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
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沉重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暴死在長安，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quán)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穆宗長慶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滿后任蘇州刺史。晚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七十歲致仕。他畢竟是一個曾經(jīng)有所作為的、積極為民請命的詩人，此時的一些詩，仍然流露了他憂國憂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經(jīng)疏浚李泌所鑿的六井，解決人民的飲水問題；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長堤，蓄水灌田，并寫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錢塘湖石記》，刻在石上，告訴人們?nèi)绾涡钏顾?，這就是有名的“白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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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適詩和諷諭詩是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nèi)容和情調(diào)上卻很不相同。諷諭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guān)聯(lián)，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xiàn)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diào)。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chuàng)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diào)和全力表現(xiàn)，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zhì)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zhì)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diào)了語言須質(zhì)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fā)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xiàn)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chuàng)作而發(f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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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后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及吳偉業(yè)、黃遵憲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詩的啟示。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的影響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歡的唐代詩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引用他的詩文，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云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