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金元時期，甘肅境內(nèi)諸多民族在這里繁衍生息，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影響。宗教信仰各有特色；以傳統(tǒng)儒學思想文化為內(nèi)容的學校教育得到傳播與發(fā)展；文學藝術形式多樣，內(nèi)涵豐富；天文歷法知識得以應用；造紙與印刷術有所進步；金、銀、銅、瓷、玉器制作有較高的技術與工藝水平；居住、飲食、服飾、喪葬等習俗風情各異。這一時期的甘肅文化，呈現(xiàn)出民族性、地域性及多元化特征。
宋夏金元時期，甘肅境內(nèi)的黨項、吐蕃、回鶻、女真、蒙古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各有特色，、吐蕃、回鶻、蒙古等均以佛教信仰為主，而伊斯蘭教、道教、景教、薩滿教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信奉。這些充分反映了這一時期甘肅地區(qū)宗教信仰的多元化。
一、西夏時期佛教在河西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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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建國之前，特別是在興州（治今寧夏銀川市）黨項政權(quán)較穩(wěn)定的李德明時期，佛教就已得到傳播，并打下了初步的基礎。西夏奄有整個河西地區(qū)以后，加強了對這一地區(qū)的政治、軍事的控制，采取措施使社會經(jīng)濟有了一定的恢復和發(fā)展，并竭力振興佛教，使佛教在河西地區(qū)得到傳播與發(fā)展。
（一）西夏佛教分布的新格局
元昊立國之初，為了發(fā)展佛教，開始大興佛教建筑。但這時佛教發(fā)展的中心只是局限在興慶賀蘭一帶，河西地區(qū)尚未顧及。隨著西夏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國力的強盛，黨項統(tǒng)治者要用佛教作為統(tǒng)治思想之一，因此對佛教大力提倡，于是，在夏崇宗乾順、仁宗仁孝時期，西夏佛教發(fā)展達到鼎盛階段。佛教中心開始由興慶賀蘭地區(qū)向西擴展到河西地區(qū)，寺院林立，僧人眾多，形成了以河西地區(qū)的甘、涼、敦煌、安西為中心的西夏佛教分布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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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涼、敦煌、安西佛教中心
涼州（治今甘肅武威市涼州區(qū)）是夏國的西涼府，位居輔郡，地處要沖，歷來佛教浸盛。西夏時，這里黨項、漢、吐蕃等族人民雜居一地，寺院廣布。
護國寺是涼州的一個著名寺院，西夏天民安四年（1093年），由崇宗乾順及皇太后發(fā)愿，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重修寺內(nèi)因地震受到破壞的感通塔，同時修繕寺院，第二年完工后立碑慶贊，這就是著名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也是保存至今唯一的西夏時期佛教石刻。另外，圣容寺、崇圣寺也是涼州的重要寺院。
甘州（治今甘肅張掖市甘州區(qū)）位于河西走廊的中心，是“故甘泉之地，居中國西鄙，佛法所入中國”之地，西夏時期為番和郡，是黨項、吐蕃、回鶻、漢等民族的雜居地區(qū)，民眾信仰佛教，寺院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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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佛寺，又稱大佛寺、宏仁寺，是西夏時期修建的眾多寺院中迄今僅存的一座。據(jù)明宣宗《敕賜寶覺寺碑記》及《西夏書事》卷31記載，臥佛寺興建于乾順時期的夏永安元年（1098年），貞觀三年（1103年）賜名為“臥佛寺”，元代改稱為“十字寺”。后明永樂九年（1411年）重建，賜名“寶覺寺”，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敕名為“宏仁寺”，歷代多次擴建重修。
除臥佛寺外，還有如崇慶寺、誘生寺、禪定寺、崇圣寺等其他寺院。
河西走廊西端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歷來為佛教重地。自大慶元年（1036年）西夏占領此地后，崇信佛教的統(tǒng)治者耗費巨大的人力資財，使莫高窟、榆林窟又成為西夏佛教信仰的圣地，形成了西夏敦煌安西佛教中心。西夏占領敦煌地區(qū)近二百年，是此地始建佛窟以來統(tǒng)治最久的王朝。西夏時，這里不僅有佛像，還有寺廟，鳴沙山中多有佛像、精舍、圣人住處，被譽為“世界圣宮”。在敦煌、榆林兩窟群總共五百多個洞窟中約有五分之一是西夏洞窟。除此之外，在莫高窟附近的東千佛洞、西千佛洞、酒泉的文殊山石窟、肅北的五個廟石窟中都存有西夏修建的洞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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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西僧人與禮佛活動
在以佛教為主要信仰的西夏國內(nèi)，寺院林立，僧侶眾多。河西地區(qū)僧人的民族成分與西夏社會的民族構(gòu)成相適應，具有多民族性。黨項僧人占有很大比重。如在莫高窟活動過的嵬名智海、雜謀惠月、播氏愿月成及參加修建護國寺感通塔的令介成龐等均為黨項人氏。西夏境內(nèi)有大批信仰佛教的吐蕃居民，而河西地區(qū)則為吐蕃人的主要聚集地。西夏后期，羅太后所作的大法會上，發(fā)愿“度僧西番、番、漢三千員”。其中首先提到的西番即吐蕃僧人。甘州曾是甘州回鶻牙帳所在地，又是西夏佛教的中心，此地修建了許多寺院，所以河西僧侶中當有許多回鶻僧人。此外，已經(jīng)黨項化的鮮卑人也信仰佛教，河西僧人中有他們的代表，如榆林窟29窟繪有供養(yǎng)像的西壁智海，夏仁宗仁孝時期參加過譯經(jīng)活動的鮮卑寶源，均為鮮卑族僧人。在莫高窟畫有供養(yǎng)像的梁惠覺、吳惠滿等則是漢族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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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時期漢文與西夏文題記記錄了當時的一些禮佛活動。題記內(nèi)容分為三類。一為重要佛事活動的記載。榆林窟15窟、16窟漢文題記記錄了西夏早期一次為期40天的佛事活動，莫高窟443窟漢文題記記錄了西夏晚期一次為期一月的佛事活動。二為西夏僧俗人眾前來朝山禮佛、誦經(jīng)念咒、燒香求愿、修整寺廟等佛事活動及功德善事的發(fā)愿文字。莫高窟285窟西夏文題記夏崇宗雍寧乙未二年（1115年），普通黨項族百姓“八人同來行愿，當來山寺廟燒香”。榆林窟25窟西夏文題記記一個名叫酩布覺的信徒“棄除榆林寺廟中沙”。三為供養(yǎng)人題記。西夏統(tǒng)治者不僅重視這一佛教圣地，而且還在這里為自己繪制供養(yǎng)人像，以求流傳久遠，佛祖永久賜福。榆林窟29窟內(nèi)室西壁上、下兩層繪有當?shù)匾粋€貴族家庭成員的供養(yǎng)人畫像，像前各有西夏文題記，記其身份和人名，男供養(yǎng)人為瓜州監(jiān)軍司和沙州監(jiān)軍司官員。這些均成為研究西夏歷史、地理、經(jīng)濟、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珍貴資料。
（二）河西佛經(jīng)
河西是西夏佛教傳播的主要地區(qū)，因而這里佛經(jīng)數(shù)量最多，其中主要是西夏文、漢文、藏文、梵文四類經(jīng)文。
1.西夏文佛經(jīng)
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的西夏文佛經(jīng)近400種1000多卷，包括經(jīng)、律、論三藏，大小乘均有，絕大多數(shù)譯自漢文大藏經(jīng)、藏文佛經(jīng)，也有西夏人自己編寫的。甘肅出土、收藏的西夏佛經(jīng)較多，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山石窟與小西溝峴修行洞、亥母洞，永靖炳靈寺石窟，華池雙塔以及蘭州、定西、臨夏等地都有，種類繁多。重要的有圖解本西夏文《觀音經(jīng)》、金書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以及武威出土的西夏佛經(jīng)等。
1959年3月，在莫高窟宕泉河東岸一座小塔中發(fā)現(xiàn)了三件西夏文佛經(jīng)，其中兩件是圖解本《妙法蓮花經(jīng)?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簡稱《觀音經(jīng)》），是木刻雕版梵本。西夏文《觀音經(jīng)》，是夏崇宗乾順時期（1087～1139）以漢文佛經(jīng)為藍本譯成，但不是按照漢文經(jīng)的字面翻譯，而是根據(jù)經(jīng)文的意思，加以認真理解，融會貫通，而后按西夏語法和習慣用語與寫法進行翻譯，改正漢文經(jīng)中的一些不確切的漢字、用詞和詞序，與漢文經(jīng)有諸多不同。其譯經(jīng)水平高、通俗易懂，是我國早期雕版圖解本佛經(jīng)的重要物證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是經(jīng)藏華嚴部佛經(jīng)之一，是經(jīng)紫青紙，用泥金字書寫西夏文楷書，經(jīng)折裝，現(xiàn)存八頁，是該經(jīng)卷第十五《賢首品第十二之二》的部分偈語。西夏的金書佛經(jīng)極為罕見，此經(jīng)文是新品類，且書法精美，至今色澤如新，非常珍貴。
1952年，武威城南的天梯山石窟中發(fā)現(xiàn)一批西夏文佛經(jīng)，佛經(jīng)有寫本《妙法蓮花經(jīng)》、陀羅尼和發(fā)愿文。雕版印本有《佛母大孔雀明王經(jīng)》、《圣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大般若經(jīng)》、《三勝之說緣》等。其中重要的有五件。一是發(fā)愿文吳雪雯近況；二是一佛經(jīng)殘頁，從內(nèi)容上看可能是《大般若經(jīng)》的《圣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經(jīng)》，上有題款；三是《圣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下卷》，有題款“奉天顯道耀武宣文圣智睦懿恭皇帝”；四是《佛母大孔雀明王經(jīng)》；五是藏文印經(jīng)殘片。這里發(fā)現(xiàn)的譯自藏文本的西夏文佛經(jīng)《佛母大孔雀明王經(jīng)》比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同一部佛經(jīng)更為精確，它把國圖本的“神咒”全改譯為“明咒”。夏仁宗的尊號為“奉天顯道耀武宣文圣智睦懿恭皇帝”，比通常所見的少了“神謀”、“制義去邪”六字。說明這批佛經(jīng)是夏仁宗在位的前三年印寫的，這是研究天梯山石窟佛經(jīng)的時間與夏仁宗尊號演變的惟一的重要資料。
1972年，在甘肅武威張義鄉(xiāng)下西溝峴西夏修行洞出土的西夏文佛經(jīng)中，有夏仁宗天盛、乾的明確紀年。其中，印本《觀彌勒菩薩上升兜率天經(jīng)》是夏仁宗印施十萬冊的那一部，紙張潔白、柔軟、細密，雕印文字工整秀麗，墨色潤勻，質(zhì)量上乘，是西夏印經(jīng)的代表作。印本千佛名經(jīng)，雕有許多小千佛，臉涂紅色。還有乾乙巳年（1185年）二月的施經(jīng)發(fā)愿文，是皇帝、大臣所施的佛經(jīng)。寫本有《文殊師利行愿經(jīng)》、《妙法蓮華心經(jīng)》與圣觀自在菩薩說法及稱頌圣觀自在菩薩的頌語等。還有兩面寫字的西夏木文牘，正面寫有施食經(jīng)過和陀羅尼，背面寫陀羅尼“咒言者……向順心經(jīng)……”。這是邊施食放生，邊念佛教咒語的具體儀式，也是國內(nèi)外西夏文獻中僅見的，是全國發(fā)現(xiàn)最早的西夏木牘。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華》后來傳到西夏，在乾順時代完成了西夏文的翻譯，并在西夏得到廣泛傳播。甘肅武威下西溝峴出土有《妙法華》與《妙法蓮花經(jīng)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殘頁。仁宗乾二十年（1189年）印行散施的《妙法華》之第二十五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就有五萬冊，是西夏發(fā)行量最大的西夏文佛經(jīng)之一。
2.藏、梵、漢文佛經(jīng)
19世紀初，科茲洛夫等從黑水城劫走的約8000種西夏文刊本和寫本，其中大部分是佛經(jīng)，也有少量譯自藏文、梵文。斯坦因在黑水城遺址也掘得藏文殘本多頁。甘肅武威下西溝峴西夏禪洞中與多種西夏文物同時出土的還有藏文佛經(jīng)。據(jù)西夏文法典《天盛鼎立律令》和一些發(fā)愿文可知，在西夏境內(nèi)也翻譯和使用藏文佛經(jīng)，但迄今發(fā)現(xiàn)的極少，甘肅境內(nèi)發(fā)現(xiàn)有少量殘頁。在天梯山石窟發(fā)現(xiàn)一頁藏文印經(jīng)殘片，是西夏時期藏文雕版佛經(jīng)，是極為罕見的珍品。日本天理圖書館藏有一頁西夏文殘經(jīng)，記載“發(fā)愿譯者，甘州禪定寺廟□僧正律法師訛端，禪定眾法堂□正于正法師堂譯癸巳年御正月十五日”。殘經(jīng)使用了藏文佛經(jīng)才有的專門術語，可知此經(jīng)譯自藏文，題款表明由甘州禪定寺高僧譯，癸巳年即夏仁宗乾四年（1173年）。由此可以推斷，甘州在西夏時期可能是翻譯藏文佛經(jīng)的一個中心。
1977年，甘肅武威林場西夏墓中所出土的木椽塔上寫有數(shù)種梵文經(jīng)咒。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不知名稱的西夏文經(jīng)典的第一頁第一行和第四行有變體的梵文字，文中西夏文記有“梵語、回鶻語、番語、藏語、漢語、女真語”，把梵語列于首位，顯示其在諸種語言中的地位高于其他。據(jù)某些佛經(jīng)發(fā)愿文記載，有梵文本佛經(jīng)存在于西夏，但現(xiàn)在只見到甘肅出土的梵文陀羅尼和梵文石刻。在永靖炳靈寺石窟發(fā)現(xiàn)一批墨書西夏文陀羅尼和一頁墨書藏文陀羅尼，這頁藏文陀羅尼與部分西夏文陀羅尼恰好是對應的，音讀基本相同，是罕見的研究西夏語言的珍貴資料。
漢文佛經(jīng)，不僅文獻記載有從輸入的“六大藏”，而且西夏人也全部或部分地雕印、抄寫過。已發(fā)現(xiàn)的有八九十種，多有明確紀年。
二、甘肅吐蕃尊崇佛教
兩宋時期，散居于河西、隴右地區(qū)的吐蕃對佛教的信仰熾熱虔誠。
宋岷州《廣仁禪院碑》記載了吐蕃人的“佞佛”?！拔髑贾?，自知佛教，每計其部人之多寡，推擇其可為奉佛者使為之”?！白灾鸾獭闭f明佛教在這里流傳甚久，尊崇佛教已成為當?shù)亓曀?。吐蕃人“好誦經(jīng)”，其誦經(jīng)方式也很獨特，“其誦貝葉傍行之書，雖侏離□舌之不可辨，然其音瑯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而秋冬之間，則“聚糧不出，安坐于廬室之中，曰坐禪”。岷州（治今甘肅岷縣）地區(qū)吐蕃佛教僧侶這種獨特的誦經(jīng)與坐禪方式，顯然是受漢地禪宗北宗的影響。
吐蕃人信佛而不守戒律。吐蕃佛教正處于吐蕃佛教的后弘期，正適密宗戒行廢弛之時，“雖然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殺不止，口腹縱而葷酣不厭”。吐蕃僧人生活腐化，公開娶妻生子，酗酒耽食，淫蕩自恣，身為廝論輔的宗哥僧李立遵曾“娶蕃部十八女為妻”。直至宗喀巴時，為了整治流弊，進行宗教改革，創(chuàng)立新噶當教派（即黃教）。
吐蕃人興修佛寺以示禮佛。宋天圣三年（1025年）十月，秦州蕃部軍主策拉等人“請于來遠寨置佛寺，宋朝立即答應。當時西涼府的洪元寺、大云寺兩座寺院都需修飾。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為了修繕洪元寺，潘羅支向宋朝“乞給工匠及賜金碧絹彩修繕”，而宋朝以路途遙遠為由拒絕派遣工匠，而僅賜以物品。洪元寺的修繕在潘羅支時代沒有完成，而由其弟廝鐸督繼續(xù)。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廝鐸督“又貢馬求易金彩修洪元寺”，宋朝“詔如所求賜之，還其馬值”。潘羅支在修繕洪元寺的同時，又請宋朝出資修繕大云寺，更充分反映了西涼府吐蕃對佛教的尊崇。據(jù)《宋史?吐蕃傳》載：涼州“郭外數(shù)十里，尚有漢民陷沒者耕作，余皆吐蕃。其州帥稍失民情，則眾皆嘯聚。城內(nèi)有七級木浮圖，其帥急登之，紿其眾曰：‘爾若迫我，我即自焚于此?！娤ЦD，乃盟而舍之”。由此可見吐蕃人對浮圖的愛護勝于一切，為了防止佛塔被燒，吐蕃人只得寬恕了州官的過失。州官正是利用吐蕃部民尊佛惜浮圖的心理保護了自己。
宋代吐蕃對佛教的崇敬，不僅是他們“佞佛”之俗的表現(xiàn)，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
三、河西回鶻信奉佛教
回鶻人最早以薩滿教為國教，公元8世紀中期以摩尼教為國教。9世紀中期，漠北回鶻的一支遷到今甘肅河西地區(qū)，并以甘州為牙帳，建立甘州回鶻政權(quán)。河西地區(qū)歷來佛教興盛，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為佛教圣地，這里久盛不衰的佛教文明對遷來的回鶻人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使其由信仰摩尼教轉(zhuǎn)而信奉佛教。
早在五代后梁時期，甘州回鶻統(tǒng)治者就已尊崇佛教，寫于911年的敦煌文書P.3633《沙州百姓致甘州回鶻可汗一萬人狀》中說甘州回鶻“天可汗信敬神佛，更得延年，足具百歲”。甘州回鶻的重佛在河西地區(qū)的諸多石窟中均有反映。莫高窟第61窟回鶻公主供養(yǎng)像題名為“姊甘州圣天可汗公主一心供養(yǎng)”，并有一列回鶻裝女供養(yǎng)人像。第100窟也有回鶻公主題名“女甘州回鶻可汗國天公主一心供養(yǎng)”，并繪有回鶻夫人出行圖。在酒泉文殊山石窟中也有不少的回鶻文供養(yǎng)人題名。宋人洪皓在《松漠紀聞》中形象生動地記載了河西回鶻人篤信佛教：“回鶻自唐末浸微……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后悉羈縻于西夏，惟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為親敬。誦經(jīng)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逼渲醒?、飲酒并以血涂佛口等習俗，是受藏傳佛教的影響，顯然與吐蕃長期統(tǒng)治河西有關。
沙州回鶻也篤信佛教，盡管史書記載較少，但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石窟保留的23所沙州回鶻開鑿的洞窟，證實了那個時期回鶻佛教的繁榮。這些石窟有莫高窟第97、148（甬道及后室局部）、207、237（前室、甬道）、244（甬道）、245、306、307、308、309、310、330、363、399、409、418窟；榆林窟第21（前室甬道）、39窟；西千佛洞第4、9（甬道）、10（甬道）、12、13窟。洞窟中?？梢姷皆S多回鶻王、王妃、王子與貴族官僚的畫像，如榆林窟39窟的回鶻王室人物列像，莫高窟409、237、148窟中的回鶻可汗像，都清晰可辨。若再仔細甄別，還可找到新的回鶻洞窟，莫高窟65、430等窟也頗具回鶻畫風。敦煌出土了很多回鶻文佛經(jīng)寫本，著名的有回鶻文《善惡兩王子的故事》、《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jīng)》、《阿毗達磨俱舍論》、《阿含經(jīng)》等數(shù)十種。
河西回鶻亡于西夏后，回鶻僧人又在西夏佛教傳播與譯經(jīng)中作出了貢獻，演繹了宋朝贈送的《大藏經(jīng)》。甘州回鶻政權(quán)滅亡后，李元昊在興慶府建高臺寺及諸浮圖，“廣延回鶻僧居之，演繹經(jīng)文，易為蕃字”。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皇后沒藏氏建承天寺，“延回鶻僧登座演經(jīng)，沒藏氏與諒祚時臨聽焉”。夏拱化五年（1067年），西夏向遼“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jīng)》”，而此經(jīng)“系回鶻僧所演，歷二十年乃成”。天民安六年（1095年），西夏又向遼朝進獻回鶻僧所演繹的《貝多葉經(jīng)》。
四、藏傳佛教在甘肅的傳播
藏傳佛教薩迦派領袖薩班與蒙古皇子闊端在涼州會晤后，成功地解決了西藏歸屬問題。從此，西藏宗教領袖與蒙古王室建立起直接的聯(lián)系，薩迦派占據(jù)藏傳佛教的主流地位。蒙古統(tǒng)治者為了加強對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管理，采取了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而對于佛教則尤為重視。
（一）闊端皈依佛教
薩班與闊端的“涼州會晤”，不僅在民族關系史和藏族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在藏傳佛教史上也占據(jù)重要地位。薩班的涼州之行和“涼州會晤”使闊端等蒙古王室皈依佛教，虔誠崇佛，使藏傳佛教的傳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薩迦班智達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的教主，他佛學知識淵博，以精湛的佛理征服了蒙古貴族。據(jù)《薩迦世系史》記載，在薩班到達涼州之前，闊端身邊已有幾個藏族僧人，但由于他們的佛學知識不甚精通，因此在舉行祈愿法會時，是由也里可溫的蒙古薩滿教的巫師薩滿坐在僧眾上首。薩班至涼州后，向闊端介紹佛教教義，使闊端對佛教教義更加明了，薩班也以他精湛的醫(yī)術醫(yī)治好了闊端的疾病，這一切贏得了闊端的尊敬，于是薩班成為闊端“祭天的首席長老”與“上師”。薩班來到?jīng)鲋莺蟮闹饕顒邮呛霌P佛法，講授佛理，顯赫一時的蒙古皇子闊端及其蒙古貴族大臣徹底被薩班所弘揚的佛教所征服。
闊端的皈依，使藏傳佛教在元室風靡一時。元成宗大德（1297-1307）以后，元王室同西北諸王之間的戰(zhàn)爭平息，進入和平穩(wěn)定的新時期，皇室貴戚生活更趨奢侈，崇拜藏傳佛教的風俗習慣更加風靡，至元英宗、泰定帝后，幾乎到了舉朝癡狂的境地。
（二）藏傳佛教寺院
元朝是藏傳佛教的重要發(fā)展時期。由于薩班與八思巴等高僧大德在甘肅的頻繁往來，使藏傳佛教在甘肅地區(qū)得到傳播。
1.河西地區(qū)的佛教寺院
西夏亡國后，原屬西夏轄區(qū)的河西地區(qū)佛教仍然盛行。據(jù)《安多政教史》所載，河西地區(qū)的涼、甘、肅州佛教寺院眾多。
（1）涼州地區(qū)佛寺
涼州地區(qū)佛寺主要有由薩班主持改修、擴修的四座寺院，即百塔寺、海藏寺、金塔寺（灌頂寺）、蓮花寺。
百塔寺，藏語稱為夏珠巴第寺，意為東幻化寺。相傳寺內(nèi)有大塔一座，周圍環(huán)繞小塔99座，故名百塔寺。薩班在這里居住五年，“講授了許多甚深妙法”。薩班護持法座35年，于70歲、陰鐵豬年（1251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這里圓寂。
海藏寺，據(jù)漢、藏文記載，前涼時已建有靈均臺，建寺時間不詳。據(jù)《安多政教史》記載，“薩迦班智達在此處曾講經(jīng)說法，大轉(zhuǎn)法輪?！痹撍虏赜袧h地版的《甘珠爾》大藏經(jīng)等，顯然這是薩班講授佛教教義、行醫(yī)治病之處。
金塔寺，又稱為灌頂寺，該寺規(guī)模宏偉，寺廟正中的釋迦牟尼像是薩班所修建的。
蓮花寺，是“薩迦班智達廣授顯宗佛法的地點”，也是薩班妹索巴讓摩圓寂之地。
金剛亥母寺，又稱為蛤蟆洞，此寺不列入涼州四寺之內(nèi)。
大佛寺（即天梯山石窟），寺內(nèi)有一尊高30米的釋迦如來造像，左右各有三尊雕像。
天堂寺，原是唐憲宗元和（806-820）年間吐蕃人興建的苯教寺院“陽莊寺”，后毀壞。元初，在蒙古統(tǒng)治者支持下，薩迦派得到當?shù)厝罕姷男叛?，于是在陽莊寺的基礎上建起薩迦派寺院。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西藏噶舉派僧人噶瑪?若貝多吉赴京途經(jīng)此地，在當?shù)厝罕娨笙?，在寺前平地扎西灘建造108座鎮(zhèn)龍佛塔，故此地名為“塔灘”，藏語稱為“喬典堂”，漢語音譯為“朝天堂”，故稱為“天堂寺”。于是該寺也改宗為噶舉派寺院，后再度毀于兵燹。是此地重要的寺廟。
極樂寺，藏語稱“嘉爾多貢曲科爾達吉朗”，又名“大灣寺”。此寺初建于宋朝，是一座規(guī)模較小的噶舉派寺院。南宋淳四年（1244年），薩班赴涼州后，便將該寺擴建成規(guī)模較大的薩迦派寺院。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西夏佛教噶舉派黑帽系活佛噶瑪?若貝多吉赴京途中，至該院弘法，于是寺院改宗噶舉派。
?。?）甘州、肅州佛寺
馬蹄寺，位于今張掖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境內(nèi)。以其右側(cè)石巖上有格薩爾王馬蹄的遺跡而得名，藏語稱作噶丹旦曲林寺，由瓊察格西拉丹修建。在裕固地區(qū)有巴達霍爾禪院，蒙古語稱作夏拉吾爾格，意為“黃色帳幕”，“吾爾格”一字后被訛傳為“裕固”。
這里還有霍爾禪師修建的扎西曲林寺，洛瓦昂索的佛殿，夏仲的佛殿，海寺靜修庵，茍夏仲修建的浪嘉寺院，曲結(jié)阿旺羅桑修建的唯仁靜修庵，霍要爾愛克靜修庵，索嘉喇嘛修建的馬頭寺等眾多小寺院。
大佛寺，系肅州最有名的佛寺。這座佛殿曾被焚毀，文殊菩薩像失蹤。薩迦班智達來后，率領人們在北邊的一座山腳下，找到了文殊菩薩像。至元世祖時，修建了新佛殿，建造了三世諸佛、十六尊者等像，做了開光安神儀規(guī)，并修建了一座小寺院。這座佛殿以后屢經(jīng)修建，成為一個規(guī)模宏偉的經(jīng)堂與佛教傳授的重要場所。
2.其他地區(qū)佛寺
元朝時期，甘肅其他地區(qū)也有眾多佛寺。甘南地區(qū)的佛教寺院主要有以下幾所。
卓尼寺（藏語稱噶丹謝珠林，亦名定增達吉林），又名禪定寺。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應蒙古大汗忽必烈之請赴京城就任帝師，途經(jīng)這里，認為宜于建寺，于是派他的弟子薩迦格西前來勘定地址，頒布修建神殿等措施和頒發(fā)需用的物品。據(jù)說“曾看見這個地方有一棵稀奇的馬尾松，乃將寺院之名命為卓尼”，并使寺院改宗薩迦派。
知知寺，全稱為“知知寺夏珠格培朗”，因八思巴大師來安多地區(qū)時，此地連年災荒，民不聊生，自寺院創(chuàng)建后，這里變得和平安定，五谷豐登，六畜興旺。人們?yōu)楦屑ぐ怂及椭鞫∶麨椤爸隆?。這座寺院建立較早，據(jù)《禪定寺志》載，南宋淳六年（1246年），薩迦班智達應闊端邀請赴涼州途經(jīng)這里而興建。
圓城寺，位于臨潭縣流順鄉(xiāng)，原是元世祖為戰(zhàn)爭中死亡的生靈祈禱懺悔而興建的108座梵剎之一。明朝時，又稱為“侯家寺”。
電尕寺，又名跋嘉電尕寺，藏語稱“跋喜囊貢奧貢”，意為“跋喜上下寺”。有上下二寺，分別稱為“鬧貢毛寺”與“鬧吾毛寺”，位于迭部西北電尕鄉(xiāng)北面的臺地上。該寺原是八思巴的四大弟子之一、迭部人跋喜繞巴在13世紀中期所建。
岔道爾寺，又稱為閻家寺，位于臨潭縣龍元鄉(xiāng)閻家村。據(jù)《安多政教史》載，該寺建于元世祖時期（1260-1294），原系卓尼五大寺之一。該寺尤重對勝樂金剛（又稱為上樂金剛，是五部金剛大法體尊之一）、密集金剛（阿佛的化身，宗喀巴的守護神）和怖畏金剛的修持和供食，并以多出名僧而聞名藏區(qū)。
嘎達寺，藏語稱“珠亥貢”，意為石山上的寺院，位于連城土魯坪尾部之石屏山上。時，修建寺院。宋朝時，佛道兩家在這里居住，競相修造廟宇。元朝初期，薩迦班智達前往涼州途中，于南宋淳六年（1246年），在這里親自主持擴建為薩迦派寺院，賜名為“喬嘎朗”。
?。ㄈ┰拭C的刻、譯經(jīng)活動
元朝時，統(tǒng)治者在西夏故地設置西夏、中興、河州等處軍民總管府，這些機構(gòu)實際上是受掌管全國佛教事務的總制院管轄。元朝統(tǒng)治者也做了一些保護佛教、刻印佛經(jīng)等功德善事，進行了禮佛活動。
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元代曾途經(jīng)西夏故地，他記述了這一地區(qū)的居民多崇拜偶像教（即佛教）。偶像教徒自有其語言，境內(nèi)有不少寺廟，其中滿布種種偶像，居民虔誠供奉，可見西夏時期，這里佛教盛行。甘肅河西走廊是馬可?波羅的途經(jīng)之地，必然也是他描述的佛教傳播地區(qū)。公元1348年，速來蠻西寧王及其眷屬在敦煌莫高窟建立了一塊莫高窟造像碑，碑上的六字真言用漢、梵、藏、八思巴、回鶻、西夏六種文字刻成，說明直到元末，黨項人的后裔在河西仍有佛事活動。莫高窟265窟漢文題記載“大元西夏寺住僧人十五人”，證明元代在莫高窟仍有西夏僧人的寺廟。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永昌路的達魯花赤、黨項人善居為自己家族立了一通《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將士郎云南嵩明州判官段天祥撰寫碑文，圓通慈濟禪師、肅州在城洪福寺住持定慧明書丹，這就說明元朝河西走廊的西夏后裔有較大勢力，他們與佛教寺院有密切關系。
元世祖忽必烈時，曾下令雕刻河西字大藏經(jīng)。河西字即指西夏文。元代一共印了190部西夏文佛經(jīng)，這樣多的佛經(jīng)施放于何處？藏于日本的《大宗地玄文本論》卷3發(fā)愿文記載：“施于寧夏、永昌等寺院，永遠流通。”又據(jù)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西夏文佛經(jīng)中的木押捺印記所載：“僧錄文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jīng)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遠流通供養(yǎng)。”河西永昌、沙州等地都是原西夏佛教傳播的重要地區(qū)，佛教在河西地區(qū)仍然是當?shù)鼐用竦闹饕诮绦叛?。元朝支持并且花費相當大的人力、財力，在這里大量散發(fā)西夏文佛經(jīng)，在籠絡黨項上層、安撫黨項民族、穩(wěn)定河西地區(qū)局勢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從而有利于元朝統(tǒng)治的鞏固。
五、伊斯蘭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的傳播
（一）西夏的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
道教是中國本土創(chuàng)造的宗教，自以來，特別是唐宋以來，中原王朝的許多皇帝、大臣以及人民群眾都篤信道教。漢人是西夏境內(nèi)重要的民族構(gòu)成，他們信奉神仙方術，西夏國的主體民族黨項人固有的自然崇拜、鬼神觀念以及巫術、占驗等活動，與道教有許多相通之處，因而比較易于接受道教的教義與法術。佛教中所含有的占星術和星宿尊神信仰，也與道教相通。甘肅境內(nèi)的西夏道教文物，反映出西夏道教在甘肅的發(fā)展狀況。五個廟石窟壁畫《熾盛光佛圖》中有道教內(nèi)容。在佛教遺物中可以發(fā)現(xiàn)道教的一些資料，天梯山石窟的發(fā)愿文講到龍鬼、星宿之事；張義鄉(xiāng)小西溝峴西夏修行洞出土有占卜辭，醫(yī)方中有“要面向東方服藥”的巫術色彩；武威西郊林場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畫有“大關”、“大六”、“蒿里老人”、“南陌人呼北陌人”等題款；死后停棺兩年多占卜吉日后再埋葬的習俗等，都含有道教的某些因素。這都充分說明道教在甘肅的發(fā)展。
西夏時期，在沙州、甘州、涼州地區(qū)與佛教并行的還有伊斯蘭教。中國古代與波斯帝國有著友好往來，在絲綢之路的一些城鎮(zhèn)，如吐魯番、敦煌、天水、隴西、成縣、臨夏、蘭州、西安等地，均有波斯銀幣出土。唐宋時期，許多波斯、阿拉伯人作為使臣、商人經(jīng)過絲綢之路來到西北與中原內(nèi)地，出使或經(jīng)商，使伊斯蘭教在這些地區(qū)流傳成為可能。13世紀70年代，意大利人馬可?波羅途經(jīng)西夏故地沙州（治今甘肅敦煌市）時，稱當?shù)亍安⒂谢亟掏健?。經(jīng)過甘州（治今甘肅張掖市甘州區(qū)）時，居民有“回教徒”。在涼州（治今甘肅武威市涼州區(qū)），馬可?波羅見到當?shù)鼐用裼腥N，除了偶像教徒（即佛教徒）和許多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徒外，還有一些“回教徒”。從馬可?波羅的記載可以看出，西夏時期，伊斯蘭教已在甘肅的涼州、甘州、沙州等地傳播，但其勢力、影響與規(guī)模遠不及佛教與道教。據(jù)《肅州新志》載：“駱駝城址……俗傳宋時有回回據(jù)此城。”又載：“肅州城西一百六十里，在關西九十里，有回回三大冢?！憋@然，西夏屬地的肅州、沙州有回回人在這里居住，伊斯蘭教在這里流行。14世紀初，拉施特在《史集》中追述西夏地區(qū)伊斯蘭教傳播情況時說：“唐兀惕乃一幅員廣闊的大國，在漢語中它被稱為河西……在該國中有二十四座大城，該處居民大多數(shù)為木速蠻，但他們的地主和農(nóng)民乃為偶像教徒。”“唐兀惕地區(qū)的所有那些軍隊和居民都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
西夏時期，基督教也在甘肅的涼州、甘州、肅州、沙州等地傳播?！恶R可?波羅游記》中記載了西夏唐古忒省的宗教信仰狀況，沙州“亦稍有部分聶斯托里派之基督教徒若干”。涼州有三種居民，其中一種為“若干聶斯托里派之基督教徒”。甘州城居民也有一部分“基督教徒”，基督教在該城建筑了三座宏偉壯麗的教堂。肅州也有基督教徒。
（二）河西其他宗教
甘州回鶻以及沙州回鶻都奉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對佛教之外的摩尼教、景教、道教等其他宗教均不排斥。
早在回鶻人西遷之前，摩尼教就在天山南北傳播，西遷到西域地區(qū)的回鶻人起初仍信奉摩尼教，特別是在高昌、于闐，摩尼教流行的時間更為長久，而地處絲綢之路河西走廊的回鶻人也深受其影響。甘州回鶻汗國時期，王室、貴族和部分回鶻人仍信奉摩尼教，當時沙州有專門的摩尼寺。10世紀時，甘、沙州回鶻汗國的遣使中就有摩尼法師。早期的回鶻佛教譯經(jīng)常帶有摩尼教影響的痕跡，如倫敦所藏敦煌本回鶻文《天地八陽神咒經(jīng)》就帶有十足的摩尼教的烙印，經(jīng)中的“光明智”與摩尼教的“光明智”的理念是基本一致的。有些回鶻文佛典把“梵天”稱作“埃孜盧亞”，“帝釋”被稱為“奧爾穆斯德”，這些均說明佛教與摩尼教在一定范圍內(nèi)相互滲透，使佛教也浸染上摩尼教的色彩。
除了佛教、摩尼教之外，甘肅境內(nèi)也有景教流行。景教即基督教的聶思脫里派，早在7世紀就傳入西域，回鶻遷到西域后，有部分回鶻人信仰。意大利人普蘭諾加賓尼于1246年奉使到過蒙古國都城哈剌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哈爾和林），其在出使報告中說：“畏兀兒人是聶思脫里教派的基督徒”，“現(xiàn)在他們已退向戈壁沙漠以南，退到吐魯番和哈密綠洲，成了佛教徒和基督徒”?！恶R可?波羅游記》中記載馬可?波羅從喀什噶爾（今新疆喀什）一直到肅州（治今甘肅酒泉市肅州區(qū)）、甘州（治今甘肅張掖市甘州區(qū)），居民中信仰景教的還是不少。這在敦煌文書中也有所反映，粟特語的基督教文書中就有回鶻化傾向的術語，有的回鶻文文獻中出現(xiàn)“約翰”、“伊斯哈克”等基督教徒常用的名字等。
道教在甘、沙州回鶻中也有一定影響。在回鶻文書中，多次提到“道人”，如“沙克斯道人”、“基文道人”、“庫文道人”、“法師道人”、“仲云小道人”等，說明回鶻人也有信奉道教的。回鶻人也信奉祆教，S.2241漢文《甘州回鶻公主君者者致沙州司空曹元忠夫人謝啟》，述及他們游玩祀神時的情景：“夫人與君者者沿路作福，祆寺燃燈?！边@充分說明甘州、沙州回鶻也信奉祆教。
（三）元朝時期道教在甘肅的傳播
元朝建立后，由于疆域遼闊，民族成分眾多，信仰各異，于是元朝政府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各種宗教都得到發(fā)展。在元朝寬松的宗教氛圍下，道教徒也在甘肅傳道布教，興建了不少道教宮觀。
宋末元初，全真道已傳至秦州（治今甘肅天水市秦州區(qū)），并先后建有三個道觀。南宋淳（1241-1252）初，全真教道士李志堅、董志希至秦州伯陽茅谷，結(jié)草為廬，修身養(yǎng)性。茅谷即春秋時七茅飛升之地。李志堅至此地后，于壬戌之秋（1262年），集信士，依舊址構(gòu)建了殿堂，塑法像，并選石鐫刻圣號，是為七真觀。碑石落款為“中統(tǒng)三年孟冬中旬日終南靈沖子李志堅、黃冠張知和立石”。這是全真道士在秦州的最早記載。
玉泉觀，位于天水市西北天靖山麓。元至元八年（1271年），道教全真派創(chuàng)始人長春真人丘處機的徒裔梁志通發(fā)現(xiàn)此地。數(shù)年后，蒙生“崇其圣教，建廟而報之祀”的愿望。于是，梁志通師徒與當?shù)乇娙恕跋鞔寡?，芟夷荊棘”，終于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在這里建起太上殿，“事五祖七真”。又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建玉皇殿、道院，使玉泉觀初具道觀規(guī)模。后經(jīng)元、明、清三代逐漸擴建，成為擁有以三清殿、玉皇閣為主的大型的道教建筑群。寺內(nèi)有梁志通的詩碣和明嘉靖時的秦州牧用元代著名書法家趙孟的草書刻立的詩碑，極為珍貴。
玉陽觀，位于秦州關子鄉(xiāng)半坡山。據(jù)元至順三年（1332年）《秦州玉陽觀碑銘》載：“秦州不遠百里有玉陽觀者，陳公志隱開基之肇也?！痹薪y(tǒng)時，全真道王處一（玉陽）的崳山派弟子王志宗之徒陳志隱至此筑庵修道，后見其地有山如削，有水縈回，竹木花卉，馨然有致，極為幽雅，而且相傳王重陽的弟子王處一曾在這里修行，便萌生興建道觀之愿望。于是師徒聯(lián)合眾鄉(xiāng)鄰開基修建。陳志隱去世后，馬守貞偕徒繼續(xù)興工。數(shù)年后，建成一處擁有殿房40余楹的道觀，取名為“玉陽觀”。
臨夏萬壽觀，是大德六年（1302年）始建以及后來繼續(xù)興工的。成縣金蓮洞，又名華陽洞，元貞二年（1296年）至大德六年（1302年）間，道士劉道通、羅道隱募資建奉真殿、正空樓、藏經(jīng)閣。明永樂元年（1403年），張三豐在此養(yǎng)真，有明朝官員的詩為證。臨夏市的“飛揚仙院”，因元代郭飛揚在此修煉而得名，改為萬壽觀。
金元之際，鞏昌（治今甘肅隴西縣）是政治中心之一，官衙多，寺觀也多，僅道教就有七真觀、玄都觀、紫霄觀、三靈侯觀、玉清宮、關侯廟、府隍廟等。其中玄都觀雖始建于宋，但元代兩次大修，至今保留有書寫的大型匾額“大玄都萬壽宮”，是珍貴文物。
這些道教宮觀的興建，正是道教在甘肅傳播、發(fā)展的具體表現(xiàn)。
宋夏金元時期，甘肅境內(nèi)民族宗教信仰呈現(xiàn)多元化的特點，黨項、吐蕃、回鶻、女真、蒙古等民族以佛教信仰為主，而伊斯蘭教、道教、景教、薩滿教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信奉。對宗教的尊崇，致使寺觀林立，刻譯經(jīng)興盛，宗教信仰具有鮮明的地域與民族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