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湯問》：“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鐘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這則“高山流水”的典故，用來形容知音之賞識和知音之難遇。
中國文人的最大毛病，從來不是“嚶其鳴兮”地“求其友聲”。凡寫了一點作品，凡有了一點聲望的作家詩人，你按也按不住他要“誨人不倦”，要“指點眾生”，要“揮斥方遒”，而“好為人師”。
這班進入大師狀態(tài)的文人，嘴巴之大，嗓門之粗，脾氣之大，毛病之多，遂構(gòu)成當(dāng)代文學(xué)的一道風(fēng)景線。反觀前賢，能不感慨良多嗎！
大師，是極尊崇的稱呼，最早見《史記`儒林列傳》：“學(xué)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笨磥?，大師情結(jié)可謂古今通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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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起始，中國的大師開始多了起來，什么國學(xué)大師、文學(xué)大師、美術(shù)大師、烹調(diào)大師、氣功大師、干炒牛河大師，五花八門，形形色色，把這頂桂冠東送西送，已經(jīng)貶值到與街上賣的臭豆腐也快差不多了。書無一本像樣的，文無一篇稱道的，也作出令人作嘔的大師狀，指點江山，揮斥方遒，實在是近二十年文壇怪現(xiàn)象之一。前人對于濫稱大師，也是十分反感的，清人陳康祺在《郎潛紀聞》里說到大清朝時的情況，言詞中就頗有些不敬的口吻：“二百余年來，講堂茂草，弦誦闃如，詞章儉陋之夫，挾科舉速化之術(shù)，儼然坐皋比，稱大師矣！”
初年，胡適在《國學(xué)季刊》發(fā)刊宣言里說：“近年來，古學(xué)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xué)者，還不曾有什么大成績發(fā)現(xiàn)出來?！庇纱丝梢?，在胡適眼里，學(xué)者和大師不能畫等號，沒有“大成績”，而只是中成績、小成績，學(xué)者也不能稱大師。所以，現(xiàn)在文壇上那些自封的大師，人封的大師，多少有些“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沐猴而冠的意思。這證明了在《威尼斯商人》里說過的一句名言“發(fā)亮的東西，未必都是金子”，真是一針見血之語。 蘇州少兒書法培訓(xùn)，推薦<A http://www.zequeka.cn/Miniform/tYpe_3.html>易優(yōu)少兒書法培訓(xùn)</a>，語文成績好，書法少不了。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大師的“大”，是非同小可的，而這個“師”字，則分量尤其的重。
我記得舊時家家戶戶供奉香火的神龕上，就有寫著“天地君親師”字樣的牌位。這“師”，就包含上至孔老夫子至圣先師，中至才高八斗，學(xué)富五車的各類學(xué)問的大師，下至為你啟蒙，教你識字的老師。凡師，本來就應(yīng)該包含扶持、提攜、培養(yǎng)、熏陶后來人的意思在內(nèi)。近讀《宋史》，為和同道相助、獎掖后進的精神所感動，由此體會到中國文學(xué)的進展，正是全賴這樣的大師的播種耕耘，才得以造就文壇的輝煌局面。因此，要說到大師二字，只有從這個意義上說，才是名副其實的。
《宋史》載歐陽修“獎引后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于世”。蘇東坡也是如此，“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 作文能力提升，就來易優(yōu)作文,http://www.zequeka.cn
像這樣的大師，庶幾乎不辜負這一個“師”字了?？追蜃铀猿蔀榘俅赝?，就因為他擁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形成了一門儒學(xué)。什么樣的“師”，帶出什么樣的“生”，然后，一群什么樣的“生”，又對中國文化作出什么樣的貢獻，這才夠資格稱為大師。
歐、蘇所在的趙宋王朝，在中國歷史上，是個實際上只擁有半壁江山的弱勢政權(quán)，但在文化和文學(xué)的成就上，絲毫不遜色于前朝的盛唐氣象。人們耳熟能詳?shù)奶扑伟舜蠹?，所謂“韓柳歐蘇”等等，這兩朝是平分秋色的。而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壇一下子出現(xiàn)群星璀璨、蔚為壯觀的局面，絕非登廣武所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只會搞一些形式主義的，只不過是過眼煙云的假繁榮，而是一個真正輝煌的，在歷史上留得下來的文學(xué)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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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紀的中期，歐陽修算得上是位頂尖的領(lǐng)銜人物了，“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接他棒的蘇東坡，小他二十九歲，則是11世紀后期的文壇主將。宋人葛立方在《韻語陽秋》里贊嘆道：“東坡喜獎與后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于世而后已。故受其獎?wù)?，亦踴躍自勉，樂于修進，而終為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人哉！”反復(fù)論說其有功于斯文，看來真是發(fā)自肺腑。
在宋南渡前的文壇，先是歐陽修與他周圍的作家，后是蘇東坡與他同道的文友，構(gòu)成了兩個極佳的文學(xué)方陣。但蘇東坡在文學(xué)途程起點階段，若無歐陽修這樣的“師”，這樣的“生”，未必能如此順利在文壇立足。所以，按舊時風(fēng)習(xí)，“師”之對于“生”，位置能夠排在“天、地、君、親”以后，雖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師生之間的傳承關(guān)系，所負荷著人類進化的重任，正是有師有生，代代相傳，才構(gòu)成世界文化的歷史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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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diào)西京推官”，早已文聲卓著，名震遐邇?？商K東坡還在四川老家待著，雖然他二十歲的時候由眉山至成都，當(dāng)?shù)孛鳌耙灰姶試俊?，但對偌大中國來說，盆地終究有其局限性，盡管蘇軾才俊不可一世，但不為世知。四川作家除了名師賞薦之外，其成長過程似乎有個隱隱的規(guī)律在，那就是必須出夔門，方成大器。
記得80年代中，寫《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而聞名的周克芹先生尚健在時，每年來北京開會，偶爾到舍下小坐，總是伴何士光、張賢亮等一起光臨，談及這個話題，舉出不少例證。其中一，即蘇軾，一出蜀則雄伯天下，以致四海之內(nèi)的士子，開口不談蘇而覺氣索。其中二，即司馬相如，當(dāng)他在西京時何其了得，長門一怨而天下知，后妃們都給他送紅包，求其辭賦，文采之飛揚，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一旦回到成都那條街上，與卓文君合開一家小鋪子，整日坐在燙酒的炭爐旁，欣賞太太的美麗，從此也就平淡無奇了。出蜀效應(yīng)，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許不無道理。然而，克芹憾甚，天不假以永年，還未等他出蜀，便撒手西去了。
蘇洵也許并非完全自覺地意識到，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尋找到認識并重視他們才華的大師，至死也是坐井觀天罷了。于是，至和、嘉yòu年間，領(lǐng)著他的兩個兒子，蘇軾、，離開家鄉(xiāng)四川眉山，乘舟東下，過三峽，出夔門，到了北宋的京師汴梁應(yīng)試。三蘇的名聲，立刻被當(dāng)時任翰林學(xué)士的歐陽修注意到了?！吧掀渌鴷?，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xué)者競效蘇氏為文章”。由于這樣一位的大人物的推薦，而且上達天聽，連宋仁宗都認為朝廷得人。于是，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制造了一次“轟動效應(yīng)”。開封城里，立刻掀起了一陣三蘇旋風(fēng)。一時間，文人為文，都模仿他們的風(fēng)格。
“楚蜀得曾蘇，超然皆絕足。父子兄弟間，光輝自聯(lián)屬。”這是歐陽修“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的梅堯臣所寫的《送曾子固蘇軾》詩。三蘇二曾，一代新人的崛起，使得這位老詩人興奮不已。然而，他筆下所寫的“光輝”，正是由于歐陽修大力提攜、推薦、游說、鼓吹。否則，也不是沒有可能“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歷史上“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嫌”的懷才不遇的事例，不也屢屢發(fā)生過嗎？所以，發(fā)現(xiàn)真正有才華的人，并使其充分發(fā)揮能量，也就是所謂的慧眼識人，這才是大師的“師”應(yīng)該盡到的責(zé)任。所以，大師的偉大，除了偉大在自身的文學(xué)成就上，還偉大在知人、識人、發(fā)現(xiàn)人、培養(yǎng)人。
公元11世紀中，歐陽修是公推的文壇領(lǐng)袖。那時候沒有什么選舉之類，也用不著拉票，也無需搞種種小動作。古代作家，至少那些真正的大師輩的作家，更講究靠作品說話，而不把功夫用在文學(xué)以外。而時下那些奔名逐利于文壇者，組織吹捧呀，花錢買好呀，央人鼓掌呀，自吹自擂呀，忙得馬不停蹄，累到吐血的程度，結(jié)果如何呢？不過是《伊索寓言》所嘲諷的那只狐貍，盡管披了一張獅子的皮，也并不等于就是森林之王。即使把自己作品的每一個字都鍍上14K金，該狗屎還是狗屎。
歐陽修被“天下翕然師尊之”的崇敬，是因為他“始從尹zhū游，為古文，議論當(dāng)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最后一句，若譯成現(xiàn)代語言就是，歐陽修以其使人敬服的創(chuàng)作實力和人格魅力，才被尊之為大師，憑真貨色、真本事、真學(xué)問、真文章，才在文壇上產(chǎn)生一呼百應(yīng)的凝聚力。歐陽修也不是無原則地支持一切，他始終堅持自己的文學(xué)主張和一以貫之的做人風(fēng)格?！爸蝭òu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xué)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xí)，從是遂變?！?
歐陽修作為大師的第一成績：糾偏當(dāng)時文學(xué)積弊，創(chuàng)造一代新的文風(fēng)?！端问贰氛J為他的功績可與的古文運動相比擬，“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作為大師的第二成績：是他發(fā)現(xiàn)了一大批如蘇東坡這樣的文學(xué)精英，使他們脫穎而出，造就文學(xué)的輝煌。從文學(xué)史的角度看，這更應(yīng)該大書特書一筆，予以充分肯定。
看來，發(fā)生在1058年開封城里的小小學(xué)潮，不過是考生們起哄而已，倒沒有任何政治背景，只是對歐陽修改革文風(fēng)的一次抗議。他們落榜了，走上街頭，攔住了他的馬，包圍著他，吵吵鬧鬧，連警察也沒有辦法制止。這位老先生并不因此而改變初衷。該支持的絕不惜力，不該支持的哪怕鬧事也絕不茍同。梅堯臣詩里提到的曾子固，即曾鞏，也是受到歐陽修關(guān)注過的?！端问贰氛f曾鞏nnux快遞查詢“生而警敏，讀書數(shù)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
王安石就是通過曾鞏得以受到歐陽修的教益。《宋史》的《曾鞏傳》和《王安石傳》里都記載有這段：“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dǎo)之于歐陽修，及安石得意，遂與之異。”“安石少好讀書……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他的作品集中，有許多與這些年輕文友們唱和、交游、思念、酬應(yīng)的詩篇。歐陽修曾被他的政敵指斥說有朋黨之嫌，他立即著《朋黨論》，毫不掩飾與同道者的親密關(guān)系：“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
凡大師，其學(xué)術(shù)成就，其文化貢獻，其思想深度，其智慧之光，總是能夠像電閃雷鳴一樣，產(chǎn)生巨大影響，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鑄成的銘記，永不磨滅，這才是胡適所說的“大成績”。作章句儒，做老雕蟲，拾人牙慧，雞零狗碎，是算不得大師的。至于等而下之者，皇帝的新衣，紙上的冰山，厚似城墻的臉皮，吹牛皮不上稅，與大師二字更相差十萬八千里了。
公元1056年，已經(jīng)頭角崢嶸的蘇東坡方二十二歲，他的弟弟小他三歲，比現(xiàn)在那些后生代的作家還要年輕些。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古代文人早慧者多，而近代作家則偏向晚熟。且不說外國的、萊蒙托夫都在未長胡子以前就寫出了傳誦一時的名篇，僅以中國的為例，孩提時就寫出《高軒過》一詩，令韓愈吃驚。李長吉死時才三十出頭，可他在唐代詩壇的重要位置已經(jīng)牢固地奠定，為公認的大家。可時下許多同樣年紀的后生代作家，尚在暗中摸索，不得要領(lǐng)。好一點的，充其量，也只處于小試牛刀的發(fā)rèn期，連圈子里的人，也未必知道。
大概如今時行大器晚成，不到五十歲，或略超半百，尚冠以青年作家頭銜者，不算稀奇。過了而立之年，還稱之為新生代，或后生代作家者，也屬正常。以此類推，蘇東坡就該是兒童團作家，李賀只能算幼兒園作家。我想，造成這種現(xiàn)象有許多因素，但缺乏像歐陽修這樣獎掖后進、發(fā)現(xiàn)新人的大師級人物，恐怕是相當(dāng)重要的原因。韓愈就了不起，他聽說李賀那小孩有特異才華，親自登門。后來，李賀考試，因避父諱，取消報考機會，韓愈專門寫文章說明諱無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正是這些大師的關(guān)懷，李賀的稟賦才得以發(fā)揮出來，成為詩中鬼才吧！
所以，韓愈說，不怕沒有千里馬，而怕沒有伯樂，這句話是有道理的。當(dāng)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時期內(nèi)，硬是沒有伯樂出現(xiàn)，或出現(xiàn)了他也不干伯樂的事，盡去沽名釣譽，盡去風(fēng)花雪月，盡去撈一官半職，那也只能無可奈何，就靠千里馬自己去馳騁了。但千萬別碰上一位非伯樂，卻裝作伯樂的家伙，“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zhí)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那就倒霉大了。
但真正的伯樂，如歐陽修者，在讀到蘇軾的文章以后，給梅圣俞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之情，“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dāng)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一個在文壇扛鼎的大人物，會為一個年輕作家的出現(xiàn)，高興到甘愿為他讓路，這種的精神，還能找出類似的第二人嗎？宋人朱弁，在他的筆記《曲wěi舊聞》里寫道：“東坡之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為終日喜。前后類若此。一日，與論文，及坡公，嘆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睆倪@里，我們更看到他那寬大的心懷，深情的期勉，以及對于年輕人成功的喜悅。
若是能得這樣大師的惠澤，豈不也是一種難得的幸福嗎！
大師的預(yù)見沒有錯，朱弁接著寫道：“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后生不復(fù)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蘇軾文字），賞錢增至八百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
蘇東坡在北宋文壇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后，始終與提攜過他的前輩歐陽修一樣，也是以扶持年輕人為己任的。身體力行，盡最大力量去發(fā)現(xiàn)、支持、援助、提攜文壇新人?！端问贰分羞@樣的例子，簡直俯拾即是。
《黃庭堅傳》：“熙寧初，舉四京學(xué)官，第文為優(yōu)。教授北京國子監(jiān)，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
《晁補之傳》：“十七歲從父官杭州，錢塘山川風(fēng)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于世，由是知名。”
晁補之的弟弟“少有異才”，晁補之把他的詩文給蘇軾看，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
《秦觀傳》：“見蘇軾于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才。又介其詩于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八?，軾聞之嘆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fù)有斯人乎！’”
最令人感動的，是《邵氏聞見后錄》里的一則故事：“魯直以晁載之《閔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云：‘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邪！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凡人為文，宜務(wù)使平和，至足之余，溢為奇怪，蓋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爾。非為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dāng)為朋友講磨之語可耳?！柚^此文章妙訣，學(xué)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從這一席話中，大師的胸懷，大師的關(guān)愛，千年以后的讀書寫作的人，也能體會到大師的體貼和溫馨。聯(lián)想到時下那些加引號的“大師”，凡諛己者皆榮寵之，凡異己者皆糞土之，踏破門檻者為高足，不去磕頭者為叛逆，無所謂是非，也不辨真?zhèn)?，只以個人好惡而定愛憎。而真正的大師，永遠是旗幟鮮明地支持應(yīng)該支持的文壇新秀。也許他并不喜歡他，如歐陽修之對王安石，后來兩個人甚至成為政敵，但不因此改變他對王安石文學(xué)才華的看法。
因為大師有這樣足夠的自信。
其實作家的自信，是和他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緊密相關(guān)的。任何一個作家，都有其創(chuàng)作的始創(chuàng)期、鼎盛期、衰微期。一旦到了寫不出，即使寫出也寫不好的那一天，便不大愿意看到別人好過自己，更不愿意看到小字輩超越自己。所以，你千萬不要去向作家本人打聽“您是屬于創(chuàng)作的哪一階段”，因為所有作家都相信自己處于良好的狀態(tài)之中。即使連一個屁也放不出來了，這作家招牌也不會放下的。歷史上，只有一位作家，甘于承認自己不靈的，那就是南朝自稱“”的江淹，至今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老實坦白。除此以外，我們沒聽過有張郎李郎王郎趙郎“才盡”這一說，都認為自己的才華如不盡長江滾滾而來。
實際并非如此，作家與世間萬物一樣，有其新陳代謝的規(guī)律，會衰老的。雖然這種老化現(xiàn)象與年齡并無一定的關(guān)系，有些高壽的作家，照樣才華洋溢、筆力雄??；有些年紀尚輕的作家，也可能中氣不足、未老先衰。問題就在于想寫和能寫，寫得出與寫得好，并非依主觀意志而定。歐陽修的避路精神讓我們?yōu)橹舐暫炔实耐瑫r，也看到他的自信。唯其自信，才敢于避路，讓出一頭地。而有些前輩，唯其不自信，才對年輕人橫挑鼻子豎挑眼。歐陽修雖然說，三十年后，我就沒戲了，但實際上他到今天還是有戲；與時下文壇上那些以為自己將要不朽，或已經(jīng)自覺不朽的作家，人還未死、作品已亡的狀態(tài)相比，便知道“大師”二字，不是隨隨便便，像蘿卜白菜一樣論堆賣的東西。
現(xiàn)在，還有這樣樂于助人，特別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師嗎？當(dāng)然有，這是毋庸置疑的。中國文人的人梯精神、團隊意識，自會薪火相傳、香火不絕的。但在“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特別強調(diào)物質(zhì)的社會里，此風(fēng)縱存，大概為數(shù)也不多了。而像歐、蘇如此摩頂放踵、不遺余力為文壇新進推波助瀾的大師，幾乎看不大到了。
物質(zhì)時代，不大容易產(chǎn)生精神上的大師，但類似大師，或近乎大師，或被人捧作大師，或有可能成為預(yù)備大師、候補大師的人物，還是能夠套用蘇聯(lián)電影《在1918》里那句膾炙人口的“面包會有的”的臺詞，無妨自豪地說一句“大師會有的”，這也是我們的一種幸運了。
不過，在物質(zhì)時代，大師也有難能免俗的物質(zhì)欲望，或忙于建造紀念自己的樓堂館殿，或忙于保留自己有可能成為文物的故居，或忙于成立研究自己著作的學(xué)會，或忙于口授、對講、自撰自己的回憶錄等等塑造流芳百世的形象之類的工作，大師太忙，使他們無暇顧及后來者，由著文壇這班小八臘子自生自長，也就是可以諒解的。所以，像歐蘇那種大師風(fēng)范，一時間竟也真成了空谷遺音呢！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干忙？”古代的大師似乎比今天的大師要想得開，所以，他們不怎么忙，因而有時間為培養(yǎng)新人做些事情。至于身后，歐陽修頂多也就是和梅堯臣約定，我死了以后你給我寫墓志銘而已，蘇東坡甚至連這一點都沒有想到，他死后的傳記，只好由其弟蘇轍編撰了。即使沒有研究會，沒有回憶錄，他也依然是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大師。
想想也真是遺憾，由于歐陽修處于朝廷政治斗爭的漩渦中，蘇東坡處于流放坐牢的顛沛生活里，這兩位大師竟沒工夫，也沒有想到，應(yīng)該向城建部門去辦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權(quán)，永遠不予拆遷，以供后人瞻仰。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jīng)]有蘇軾的故居，在江西永豐也找不到歐陽修什么祖屋之類。這當(dāng)然令那些大師的崇敬者，多少有點惋惜。眉山的一處公園里，尚有一座東坡先生的塑像，永豐那里的六一居士的遺址，早就蕩然無存。轉(zhuǎn)而一想，沒有故居留存下來，影響他們的偉大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環(huán)滁皆山也”的醉翁亭，“畢竟西湖六月中”的蘇堤，不比一處兩處故居更具有文學(xué)價值嗎？
寫到這里，不禁生出一種的思慮：要是把所有活著的大師或準大師或其實也不是什么大師的故居都保留下來的話，活人還有立足之地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