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
—— 漢武帝時期統(tǒng)治方針的改變 漢景帝死后，他的第九個兒子劉徹，繼承了漢家的皇位。這就是歷史上的漢武帝。劉徹本非嫡長子，然而機遇與受寵，使這位皇子一步登天。他4歲時立為膠東王，后來改立為皇太子，16歲那年即皇帝位，稱得上少年得志了。
漢武帝像漢武帝繼文景之后，承襲一份殷富的“家業(yè)”，漢王朝積累了大量的財富。當時“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 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史記·平準書》）。這種局面已非漢初“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的情景所能相比。漢初所奉行的黃老之學，雖然在恢復(fù)和發(fā)展社會經(jīng)濟方面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也為諸侯王勢力和地方豪強勢力的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因而加 劇了漢代的社會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改變漢初“無為而治”的方針，加強中央集權(quán)的統(tǒng)治，成為當時客觀的要求。漢武帝要憑借父祖積累的雄厚的經(jīng)濟實力，轟轟 烈烈地做一番事業(yè)，不愿再過道家那種清淡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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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十月，剛剛繼位不久的漢武帝，即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來京師應(yīng)對“古今治道”。當時參加應(yīng)對的賢良共100余人，有 儒家、法家和縱橫家的代表人物。其中，董仲舒的三次對策，最受漢武帝的賞識。
董仲舒是文景時期的大儒，專精《春秋》公羊?qū)W，景帝時為《春秋》博士。他以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為根據(jù)，兼取陰陽五行學說，建立一套新的儒學體系。他對漢武帝 三次下詔察問，都以策文應(yīng)對，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充分體現(xiàn)在對策之中。他推崇儒家思想，將它視為鞏固漢家帝業(yè)的重要工具，但是 對當時在政治上得勢的黃老之學，還不敢無所顧忌地公開提出罷黜。董仲舒認為，“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漢 書·董仲舒?zhèn)鳌罚?。這里的所謂“更化”，顯然是指變更“無為而治”的統(tǒng)治方針。董仲舒在第三篇策文中，根據(jù)《春秋》大一統(tǒng)的思想，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zhèn)鳌罚?！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建議。為了大 興禮樂，推行“教化”，實行“德治”，董仲舒還建議立太學，培養(yǎng)儒生，以適應(yīng)尊儒的需要。 易優(yōu)作文投稿、作文評價系統(tǒng)，http://www.zequeka.cn/jiaoshoulanmu/
董仲舒“獨尊儒術(shù)”的主張，深受漢武帝的贊 賞。丞相衛(wèi)綰見武帝雅向儒術(shù)，便上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 韓非、 蘇秦、 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保ā稘h書·武帝紀》）衛(wèi)綰明指法家、縱橫家之言 “亂國政”，沒有提及黃老之學，表明道家在政治上仍有一定勢力。漢武帝準其奏。于是，隨著一股尊儒潮流的出現(xiàn)，文景以來的儒道互黜，也進一步激化了。
漢武帝為了尊儒，首先改組“三公”人選。他任命太皇竇太后的侄子、信奉儒術(shù)的竇嬰為丞相；由王太后的同母弟（武帝舅父）、好儒術(shù)的田任太尉；又以名儒 申公的學生、精通《詩》的趙綰任御史大夫。此外，申公另一位學生、景帝時任過太子少傅的王臧，也被起用為郎中令，負責宮廷的侍衛(wèi)，成為漢武帝的近臣。這 樣，漢武帝一反“孝景不任儒”的舊規(guī)，將漢廷最高統(tǒng)治機構(gòu)“三公”，以及其他要害部門，改由崇奉儒術(shù)的人充任，使“獨尊儒術(shù)”得以順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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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躍躍欲試，正醉心于尊崇儒術(shù)，卻遭到太皇太后竇氏的反對。當時這位老祖母年事已高，正住在長樂宮里養(yǎng)老。長樂宮在長安東，所以也叫“東宮”。竇太 后雖然年老，但是還過問朝政。她對黃老之學，仍然篤信不移。對漢武帝違背“家規(guī)”，任用儒生執(zhí)掌要職，本來就不能容忍。再加上竇嬰和田“舉謫諸竇宗室無 行者”，要“除其屬籍”（《漢書·田傳》）；還有趙綰等人不滿竇太后干預(yù)朝政，奏請武帝不必事事請示“東宮”，使竇太后更加怒不可遏。這場以儒道互黜為 形式的斗爭，在漢家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愈演愈烈。竇太后怒斥武帝要重演新垣平那一套，斷然不許他再搞尊儒的活動。而漢武帝因竇太后的動怒，被迫把趙綰和王臧下獄 治罪。最后，趙綰和王臧受不了這種待遇，都在監(jiān)獄里自殺了。丞相竇嬰、太尉田，都被免職。申公因病免官，回到老家，幾年以后就死了。漢武帝的尊儒活動， 暫時受到了挫折。 作文培訓網(wǎng)站推薦，<a http://www.zequeka.cn>易優(yōu)作文網(wǎng)</a> 。
漢武帝初年儒、道互黜的斗爭，更多地表現(xiàn)為政見之爭。從衛(wèi)綰以“亂國政”為理由，請罷法家及縱橫家之言看，漢武帝的 “獨尊儒術(shù)”，也包括罷黜道家之言，同樣是涉及了國政問題。這是因為漢武帝不滿文景時期的“清靜自然”，要改變“無為而治”的統(tǒng)治方針，并選擇儒學作為他 的施政原則，而竇太后怒斥漢武帝尊儒，則是為了因循文景以來的政策，維持原有的政局，也關(guān)系到維護竇太后本人的權(quán)力問題。從 秦始皇到漢武帝的一百年間，圍 繞鞏固秦漢中央集權(quán)制的問題，三次變更作為施政的思想理論，走過一條漫長而又曲折的道路。秦統(tǒng)一中國以后，不能適時改變統(tǒng)治方針，實行休養(yǎng)生息的政策，卻 依然“以法為教”，奉法家之言為圭臬，結(jié)果繁刑嚴誅而民危，造成了短祚的敗局。漢初推崇黃老之學，兼容其他思想學派，實行“無為而治”的方針，雖然收到文 景年間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效果，還造就一種兼收諸家思想、更加適應(yīng)統(tǒng)治需要的學術(shù)理論，即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是卻面臨地方勢力及匈奴奴隸主勢力的挑 戰(zhàn)。漢武帝繼位伊始，示意推行“獨尊儒術(shù)”，就是要用儒學“大一統(tǒng)”的思想指導政治，實行“文武并用”的統(tǒng)治方針。這是秦漢專制主義中央集權(quán)制的封建統(tǒng)治 發(fā)展的結(jié)果。那么，漢武帝“尊儒”的結(jié)果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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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開仕途儒術(shù)取士
——加強封建中央集權(quán)之一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五月，太皇太后死了。漢武帝的尊儒活動，在受壓制四年之后，終于得到施展抱負的機會。竇太后死后僅僅六個月，漢武帝為了加強政 治實力，實施定一尊于儒術(shù)的大政方針，采納了董仲舒的“求賢”的建議，建立一套察求人才的選拔制度。這就是察舉制與考試制相結(jié)合的選官制度。
西漢王朝建立之初，承襲秦的軍功賜爵制，許多戰(zhàn)功顯赫的功臣新貴，成為漢家官僚機構(gòu)的主要支柱。為了加強各級統(tǒng)治機構(gòu)，維護官僚地主的利益，其他選官途徑便應(yīng)運而生了。比較重要的有征辟、任子、貲選等途徑。
征辟即征聘和辟除。前者指皇帝特詔選任官吏，后者屬高級官吏任用屬員。 劉邦晚年，為了鞏固漢家帝業(yè)，曾下詔慕求“賢士大夫”，開了漢代帝王“求賢”之 先。前述 漢文帝重視儒家經(jīng)典的整理和研究，曾準備召名儒伏生教習《尚書》。這種由皇帝聘召名士參政，或者委任其他職務(wù)，即稱為征聘。受征者應(yīng)召與否，本人 可視情況抉擇。漢廷對于征聘，往往禮數(shù)極尊。劉邦在“求賢”詔中，要求郡守親自前往勸勉，并用車馬送至京師。漢武帝迎申公時，束帛加璧，安車駟馬，給予特 殊的禮遇。
征聘之外，漢廷公卿及地方長官，也可任用一般的掾?qū)?，稱為辟除。漢初辟除屬員，開始必須向漢廷上報，后來可以自行任用，一般只限低級屬吏。但是這兩種選官方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征聘一般只對個別人，武帝之前，征聘的例子很少，辟除屬員也有某些限制。
隨著漢初統(tǒng)治秩序的恢復(fù)和穩(wěn)定，官僚顯貴為了世代把持政治特權(quán)，一種以官吏保任子弟為郎官，使其政治特權(quán)世襲化的選官制度，便在這種情況下逐漸興起。這就是漢初的“任子”制。到了文景年間，“任子”制十分盛行。
所謂“任子”，指漢代二千石以上的高級官吏，任職滿三年，可以保任子弟一人為郎官。當時許多官僚子弟通過這一途徑，平步青云，成為他們獲取高官厚祿的進 身之階。他們通常先保任為郎官，即屬于宮廷宿衛(wèi)待從的官職，然后再遷轉(zhuǎn)為漢廷各級的官吏。漢代出身郎官的高級官吏為數(shù)甚多，其中不少就是依靠父兄蔭庇而顯 達的。如漢文帝時期，袁盎以兄任為郎中，稍后遷為中郎將，調(diào)為隴西都尉，又遷齊相及吳相，直至擢為太常。
自文景以來，“任子”制不但 盛行，而且有擴大之勢。保任者已不限于“以父任”，或者“以兄任”兩種，保任的官職也不限于郎官一種。到漢武帝時期，甚至保任的人數(shù)，也不受一人之限。這 些現(xiàn)象一方面說明任子制的變化，一方面反映任子制作為維護官僚顯貴的既得利益，使其特權(quán)世代相傳的政治工具，其內(nèi)容并無實際的嚴格的限制。
此外，還有以貲財入選為郎的選官途徑，稱為“貲選”。漢初，入仕要受財產(chǎn)限制，家貧不得推擇為吏。漢景帝時期，規(guī)定“貲算十以上乃得宦”（《漢書·景帝 紀》）漢制，貲一萬，納錢一百二十七，為一算。故“貲算十”，即需納十算的家資，等于十萬錢。，即須具備十萬以上的家資，方可候選入仕。這個數(shù)字在漢初， 相當一個中等之家的財產(chǎn)。景帝后元二年（前142），降為“貲算四得宦”（同上），即限資四萬才可入選為吏，有市籍的商人不得入選。但是以貲財入選為郎， 往往長期不得升遷。如漢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為騎郎”（《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十年不得升調(diào)，竟要辭官歸家。
上述幾種選官的方 式，不但范圍狹窄不利于廣泛選拔人才，而且所任用的官吏也不一定是“賢材”，尤其是“任子”和“貲選”存在的弊端，已為當時人多所指摘。漢武帝即位時，董 仲舒在對策中指出：“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漢書·董仲舒?zhèn)鳌罚?。他建議由“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吏民之 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wèi)”，“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同上），即實行察舉的選官制度。
察舉是一種由公卿或郡國向 朝廷舉薦人才，經(jīng)朝廷考察后授官的選官制度。早在漢武帝之前，這種選拔官吏的制度，實際上已經(jīng)產(chǎn)生。文帝十五年（前165）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 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漢書·文帝紀》），就是一次明詔察舉的選官。當時身為太子家令的晁錯，在這次舉賢良的對策中，即以“高第” 而遷官中大夫。這次詔舉的方式方法，開了察舉制的程序模式，成為后來察舉取士的程式，它標志漢代察舉制的產(chǎn)生。文景時期所實行的察舉選官，似乎不止?jié)h文帝 后期這一次。如景帝時期的循吏文翁，“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漢書·文翁傳》），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文翁“少好學，通《春秋》”（同上）， 是個儒生。他在黃老之學盛行的文景時期，被舉薦入仕，而且官至郡守，又說明當時察舉選官不受學派的限制。盡管如此，文景時期的察舉選官，僅僅屬于選官之一 途，尚未成為定制。
察舉制作為加強中央集權(quán)制統(tǒng)治的工具，成為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而且不斷完善而成為一項定制，是在漢武帝時期才最 后確立的。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漢書·武帝紀》）。這是漢武帝即 位之后，第一次以察舉的方式，薦舉了一批賢良方正。當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建議時，丞相衛(wèi)綰奏請所舉賢良，“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 言皆罷之”（同上），漢武帝準其奏。從此，察舉制的選官方向，遂確定主要以儒術(shù)取士。這是漢代察舉制發(fā)展的一次帶根本性的轉(zhuǎn)折，但是真正推行以儒術(shù)取士的 察舉制，卻是在太皇竇太后死后的事情。
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十一月，即太皇太后死后六個月，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同上），此后舉孝廉便成為歲舉的常行科目。這項詔令不但擴大了察舉制的科目，而且舉孝舉廉成為每年必行的?？?，表明察舉將作為武帝時期主要的選官途徑。
但是，在推行察舉制的過程中，也遇到來自郡國方面的阻力。以舉孝廉一項為例，有時甚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同上）。為了確保這項制度的實行，元朔元年 （前128）十一月，漢武帝詔議不舉之罪，并批準“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同上）的奏議。至此，以舉孝廉為主要科目的察 舉制，便作為一項定制確立下來，并成為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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