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開封作為統(tǒng)一王朝的都城，僅見于北宋一朝，由此也標志著國都東移趨勢的完成。那么，開封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成為都城的，北宋開國者又是如何選擇其為京師的？這些問題古人有過議論，今人也曾談及，但或失之于偏頗，或不夠全面。本文擬對此重新加以探討。
中國古代的都城是專制集權王朝的統(tǒng)治中心，所謂“天下之根本，九州之樞會，譬之一人之身，則京畿為之腹心，而四方乃其支末”。因此，都城的確立，深受封建統(tǒng)治者的重視，在選京定都時，“必相天下之勢而厚集之”。就是綜合當時各方面社會條件，作為定都的依據(jù)。在這些條件中，以經(jīng)濟、政治、國防及防御地形諸因素最為重要。
首先，從經(jīng)濟條件上看，所謂：“京大也，師眾也，大眾所系，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優(yōu)越的經(jīng)濟條件是建都的必要前提。秦漢時期，黃河中下游是我國經(jīng)濟最發(fā)達的地區(qū)，其中又尤以關中平原最富，“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為當時全國經(jīng)濟重心所在。秦始皇正是在此基礎上滅六國，劉邦也據(jù)此而稱帝。而當時的南方地區(qū)尚未得到較多的開發(fā)，經(jīng)濟上相當落后。在此經(jīng)濟形勢下，關中無疑具備了定都所必要的物質(zhì)條件。其次，從政治和國防上來看，在古代交通、通信手段相當落后的情況下，國都應居于天下政治重心之區(qū)，以便“臨制四?！?。而政治中心又必須與國防重點相適應，都城既是國防的最終對象，又是國防的最高指揮中心。先秦以來，中原政權的外來威脅始終在西北，南方則很少構成較大的邊患，故秦漢時的國防軍事重點在西北。關中適應當時的國防形勢，便于就近指揮，亦成為政治重心所在。第三，就防御地形而言，在冷兵器時代，天險地形在防御上占有極大的優(yōu)勢，從來受到防守者的重視，而這對都城安全是極為重要的，所謂：“建邦設都，皆馮險阻，山川者天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為固”。秦中“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占盡了防御上的地利。上述幾方面的原因，使關中在當時作為都城是最為有利的，故當漢高祖考慮遷都洛陽時，婁敬和張良等人便竭力反對。地處關中腹地的咸陽和長安乃成為秦漢的國都。此后，都城雖一度東移，卻不時有人要求西遷。到隋唐時，都城再度返回長安?？偟恼f來，隋朝和唐前期的全國形勢類似于秦漢：北方經(jīng)濟勝于南方，西北的突厥為主要的邊患，“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 蘇州中考語文提分，就找易優(yōu)吳老師，針對性強，提分就是快（TEL:181-1815-9898）。
但到武則天當政以后，上述局面開始發(fā)生變化，一方面，隨著唐中央官僚機構的日益膨脹，關中的經(jīng)濟力量已難以應付，窘困的現(xiàn)象不時出現(xiàn)，唐代數(shù)帝就不得不到東都就食?！疤贫奸L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安史之亂后，秦中屢遭兵燹，這種狀況進一步加劇。而與此同時，相對安定的江南經(jīng)過長期的開發(fā)，經(jīng)濟力量勃然而起，出現(xiàn)了經(jīng)濟重心南移的趨勢，東南漕運便直接關系到唐王朝的生存。但是，“關中寓內(nèi)西、偏天下，勞于轉輸”。另一方面，中唐以后，契丹勢力崛起于東北，國防重點也迅即東移，一時強藩重鎮(zhèn)多設于河北，關東遂成為政治角逐的關鍵之區(qū)。顯然，長安已無法適應新的形勢，大有鞭長莫及之感。北宋宰相王旦即指出：“長安、洛陽雖云故都，然地險而隘，去東夏遼遠，故漢之吳楚七國、唐之山東河北往往強悖，良亦遠而難制也。加其轉漕非便，仰給四方，?？酄抠M”。唐末，便有人獻議遷都。在此社會背景下，都城東移已成大勢所趨，五代時，都城終于東出潼關。清代史家趙甌北對此提出如下看法：“地氣之盛衰，久則必變。唐開元、天寶間，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大變局也……是時地氣將自西趨東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薄爱旈L安夷為郡縣之時，契丹阿寶機已起于遼……而氣之東北趨者，則有洛陽、汴梁為之迤邐潛引”。趙氏的地氣之說雖不足為信，但透過這些語句的神密色彩，卻表明他已觀察到了統(tǒng)治中心東移的必然趨勢，并感覺到這種移動是與國防重點和政治重心的變化有關。 蘇州小學語文提優(yōu)培訓，就找易優(yōu)吳老師，20余年輔導經(jīng)驗，數(shù)百成功案例。（TEL:181-1815-9898）
北宋王朝的建立，正是在上述社會背景下出現(xiàn)的，因而，都城的選擇，就不能不受其影響、制約。一方面，東北的契丹勢力不斷發(fā)展，后晉時曾兵洗汴都、飲馬黃河；另一方面，東南經(jīng)濟實力完全壓倒北方，昔日的膏腴之區(qū)――關中，這時水利失修，“亡天府之利”，在經(jīng)濟上無力支撐龐大的都城。而溝通東南的漕運線除了距離過遠外，又有三門砥柱等險阻，使漕運的規(guī)模受到嚴重的限制和影響。洛陽雖較長安偏東，但仍有以上不利之處，宋真宗曾對臣下說：“洛陽宮闕壯麗，然城北地隘，轂、洛淺滯，輦運艱阻，諒非久居之所”。從客觀上看，在新的社會形勢下，北宋所選的都城，既要適應當時政治、國防重心的要求，又要滿足經(jīng)濟上的需要，具備這些條件而能被選為都城的地點，在宋初以開封顯得較為優(yōu)越。其優(yōu)勢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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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開封居天下中心之位，有利于控制全國、特別是廣大關東地區(qū)，“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保?
其二，開封為前朝故都，歷經(jīng)五代時四朝興修，城池宮闕完備，人煙稠密，在人們心目中地位非凡；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開封有交通之便，周圍運河密布，“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尤其是處于聯(lián)系東南的汴河之上，避開了三門等險阻，極大地縮短了漕運的距離，“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運，便萬國之享獻”。
總之，開封作為都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長安、洛陽的不足之處。但是，開封四周的平原地形，對其防御卻是相當不利的。所謂：開封乃“天下四沖八達之地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勝足恃”。在后晉喪失包括北方長城線在內(nèi)的燕云十六州的情況下，這種防守上的弱點就顯得更為突出，如宋人所說：“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無名山大川之阻，蕃漢共之”。從而使開封“常有戎馬在郊之憂”。 蘇州吳中區(qū)小學生作文培訓，就來易優(yōu)悅讀
面對以上開封地理上的利弊長短，宋開國統(tǒng)治集團權衡之后仍選擇定都于此。推究其因，主要在于開封便利的漕運及交通條件，滿足了宋初加強中央集權政治的需要，從而打動了當政者。如所周知，中唐至五代時，藩鎮(zhèn)割據(jù)，“外抗王命，內(nèi)擅一方”，其結果是出現(xiàn)了內(nèi)輕外重的政治局面，中央權威掃地。在此背景下建立的宋王朝，勢必懲前之弊，全面強化中央集權統(tǒng)治，將全國牢牢地控制在以都城為中心的集權統(tǒng)治之下。而要達到這一目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收兵權，“重兵在邊，京師乃單。拂軀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為軀害”。于是，宋初在削藩鎮(zhèn)的同時，又實行了“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wèi)”的措施，調(diào)天下軍之半常駐于京師，從而收到了“內(nèi)外相維，上下相制”的效果。這也是名噪于史的趙宋“家法”。在實行募兵制的情況下，京師數(shù)十萬常備軍的供給，就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于是，漕運的迅猛發(fā)展便在所難免?！熬郾榷?，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開封在運河交通上的優(yōu)越地位，則完全有利于漕運的這一發(fā)展，所謂“漕引江湖，利盡南海”，“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至于開封地理上不利防御的弱點，宋初統(tǒng)治者在主觀上則企圖利用京師屯駐重兵的措施加以彌補。正如當時人指出的：“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為險阻”。也就是說，正好將收兵權與增強都城的防御結合起來。但在宋太宗兩次北伐失敗的形勢下依然安都于開封，事實上等于犧牲了都城的重要防衛(wèi)屏障，誠如后人云：“無險難為國，云何此帝州？”不過，為了確保集權政策的執(zhí)行，北宋統(tǒng)治者不得不以削弱國防為代價，在定都的問題上，以內(nèi)憂為重，外患為輕，宋太宗就公然表示：“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nèi)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nèi)患，深可懼也”。由此而言，北宋之所以定都開封，直接根源即在于漕運。范祖禹說：“國家建都于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張方平更言：“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國之本”。從整個北宋王朝的情況來看，開封作為都城，確無財賦之匱。宋初，汴河每年便可漕運糧食百萬石，以后更達到六百萬石，最多時則達七八百萬石，加上其他幾條河的漕運，就為宋集權統(tǒng)治提供了雄厚的物質(zhì)基礎，“歲漕資糧溢于漢唐”，從而解除了其經(jīng)濟上的后顧之憂。開封作為統(tǒng)一王朝北宋的國都，也表明我國政治中心東移的趨勢，得到了完成。 蘇州易優(yōu)吳老師初中語文高效提分（Tel:181-1815-9898）
北宋定都于開封，由于面臨防御上的不利因素，所以引起了長期的爭議。據(jù)司馬光記載，宋太祖曾有意遷都于有險可依的洛陽、長安，但遭到晉王趙光義（以后的太宗）以下王公大臣的一致反對，其中一個將領李懷忠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此誤，當為‘十’）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洛陽），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趙匡胤只得作罷。當時人即指出其原因所在：“不還周漢之宇，而梁氏是因，非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依重師而為國也”。以后，宋真宗兩次巡幸洛陽時，當?shù)馗咐隙紕裾f遷都于此，真宗雖羨慕洛宅形勝，但考慮到漕運艱難，只得感慨而去。景?時，范仲淹又建議修繕西京，“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但同樣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對。慶歷時，契丹大有南下之勢，宋廷深感其威，韓琦又建議修西京，以備非常。類似的爭論、建議在北宋很多，反映了開封作為國都，有其不利的方面。南宋人鄭樵因此憤然喟嘆：“宋祖開基，大臣無周公宅洛之謀，小臣無婁敬入關之請，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逮至九朝，遂有靖康之難”。葉適也有類似的看法。其實，并非無人異議，幾代皇帝也不是沒有考慮遷都的問題，但在中央集權迅速發(fā)展的時代背景下和北宋立國之策的制約下，龐大的國家機器，特別是重軍只得依附于漕運便利的開封，“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遂造成了騎虎之勢。秦少游就道出了其中隱痛：“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于梁則天下之沖而已，非形勢之地也……臣竊以為不然……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nèi)之命，此所謂以地為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于京師……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于農(nóng)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yǎng)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夫以兵為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為險者不可以都梁也”。北宋最終亡于為其所輕的外患，不能說不與都城的選擇有一定的關系，而推究其源，則在于趙宋僵硬保守的“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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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北宋定都開封，是在中唐以后政治、經(jīng)濟和國防軍事形勢變化的背景下出現(xiàn)的，主要原因則與空前發(fā)展的集權政治有關。從北宋一代的歷史看，開封作為都城，滿足了當時中央王朝對內(nèi)集權統(tǒng)治的需要，但同時，也給其國防帶來了相當不利的影響。
（原文發(fā)表于《歷史教學》199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