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應(yīng)該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或者還要早一點，兩位國外學者談起中國的事了。
日本創(chuàng)價學會的會長池田大作，在一次聚會上，與英國的歷史學家湯因比，興致勃勃地談起了華夏文明。這位日本作家、政治和宗教活動家，忽發(fā)奇想，問這位專門研究東西方文明發(fā)展、交流、碰撞、互動的英國學者：“閣下如此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給你一次機會，你愿意生活在中國這五千年漫長歷史中的哪個朝代？”
湯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說：“要是出現(xiàn)這種可能性的話，我會選擇?！?
“那么——”池田大作試探地問，“你首選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長安了?！?
中世紀的長安，作為的首都，幅員廣闊，人口稠密，商業(yè)發(fā)達，文化鼎盛，是公元九世紀前全球頂尖級的都市，堪與古羅馬帝國的大羅馬地區(qū)媲美?，F(xiàn)在的省會西安，不過是在原來皇城及部分宮殿基礎(chǔ)上建起來的小而又小的新城，與當年龐大的長安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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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西安，仰望蒼穹，很難想象當年那近一百平方公里的唐朝都城的天空，該是何等的氣勢。
1924年，到西安去了一趟，就是為了這個天空。他一直有個長篇小說的寫作計劃，主人公是，因此，他來到故事發(fā)生的背景地，無非實地考察一下，尋找一點感覺。這種做法，在當今先鋒才子眼中，自然是老派作家的迂腐行為了，他們一定會大搖其頭，面露鄙夷之色的。
“唐朝的天空”這個說法，是魯迅上世紀三十年代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出來的。他說：“五六年前，我為了寫關(guān)于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原來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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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樹，有時也不常綠。不看倒好，一看，結(jié)果卻大失所望。
此長安已非彼長安了。在唐以前，這里曾是西周、秦、西漢、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其中還包括黃巢的大齊等十一朝定為國都的城市，時間長達千年之久。但到唐代末年，有一個比黃巢更殘忍的朱全忠，“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資治通鑒·唐紀八十》）。經(jīng)過這次徹底破壞以后，如詩云“金陵王氣黯然收”，長安風水盡矣！嗣后，除了的短命大順，沒有一個打天下坐江山者，有在這里建都立國，作長治久安之計。所以，魯迅以為來到這個以羊肉泡饃和秦腔聞名的西安，就能夠看到大唐鼎盛時期的天空，那自然要徒勞往返了。 語文提分好幫手，易優(yōu)語文題庫 https://cs.euzW.net
魯迅此次訪陜，看過秦腔，買過拓片，有沒有吃過羊肉泡饃，不得而知。但這些離唐朝太遠的事物，大概無助于他的創(chuàng)作。于是，那部長篇小說《楊貴妃》，遂胎死腹中，成為現(xiàn)代文學之憾。
不過，唐朝終究是偉大的唐朝。英國的湯因比，如果讓他再活一次，竟愿舍棄倫敦而就長安；從來不作長篇小說的魯迅，卻要為唐朝的楊貴妃立傳，還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尋找唐朝的天空。我一直忖度，應(yīng)該不能以今天基本貧瘠的西部狀況，來考量兩位智者對于那個偉大朝代的認知，從而覺得他們的想法，屬于“匪夷所思”之類?？磥?，這個朝代，這座城市，不僅在中國歷史，甚至在全人類歷史上，也有著難以磨滅的影響。
在中世紀，自河洛地區(qū)、關(guān)中地區(qū)，以及長安而西，越河西走廊，一直到西域三，由絲綢之路貫穿起來的廣袤地區(qū)，由漢至唐，數(shù)百年間，中土與邊陲，域外與更遠的國族之間，沒斷了沙場廝殺，兵戎相見，金戈鐵馬，狼煙鳴鏑。即使到了隋末唐初的公元七世紀，開始他的貞觀之治的時候，據(jù)錢穆《國史大綱》：“自隋大業(yè)七年至唐貞觀二年，前后十八年，群雄紛起者至百三十余人，擁眾十五萬以上者，多至五十余，民間殘破已極?！钡?，應(yīng)該看到，冷兵器時代的戰(zhàn)爭，無論怎樣鐵蹄千里，怎樣傾國來犯，其實，倒是某種意義上的“綠色”戰(zhàn)爭，相當程度上的“環(huán)?！睉?zhàn)爭，對人類居住環(huán)境的危害，不是那么嚴重。甚至不如現(xiàn)在一個縣城里的小化肥、小造紙、小化工，更能糟蹋地球呢！古人打完仗，拍拍屁股，回家繼續(xù)種莊稼。所以，地照樣綠，水照樣清，空氣照樣清新，天空照樣明亮。 易優(yōu)語文培訓，蘇州閱讀寫作同步提升 http://www.zequeka.cn/miniform.html
中古時期，由于森林的蓄積，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融化，河川湖泊的蒸發(fā)和補給，都還處于正常狀態(tài)，因此，歷經(jīng)戰(zhàn)亂的古都，由于“八水繞長安”的大氣環(huán)境，能夠保持空氣濕潤、林木蒼翠、鳥語花香、郁郁蔥蔥的氛圍。所以，才有可能出現(xiàn)《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場景。
雖然，詩的后兩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guān)無故人”似乎有點悲涼，那也只是我們讀者的感受，當事人就未必了。實際上，元二出了陽關(guān)，到了“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暮云空磧時驅(qū)馬，秋日平原好射雕”（《塞上曲》）的安西之域，別看氣候干旱，人煙稀少，沙塵肆虐，烈日炙烤，那也是引人向往的一個去處。 蘇州易優(yōu)語文閱讀寫作培訓，家長信賴，學生喜歡。 http://www.zequeka.cn
第一，當時的漢民族，還不那么深受禮教的束縛，敢于向往自由，能夠追求率性，比后來的中國人要敢愛敢恨一些；第二，當時的少數(shù)民族，尚武少文，更為放蕩放肆，感情強烈。來自長安的元二先生，會在那弦歌嘈雜、觥籌交錯、燈紅酒綠、舄履雜沓的帳篷中、毳屋里，生出“獨在異鄉(xiāng)為異客”的感覺嗎？光那些達坂城的姑娘，就夠他眼睛忙不過來了。
由于到隋唐的數(shù)百年間，中原的漢民族與邊外的少數(shù)民族，不停地進行著勝者和敗者角色互換的戰(zhàn)爭游戲。一個時期，大批被擄掠的漢人，被胡騎裹脅而西。一個時期，大批降服的胡人，進入漢人居住區(qū)域，打仗的同時，也是一個相互影響，此消彼長的融合過程。胡漢雜處的結(jié)果，便是漢民族的血液里，大量摻進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靈魂中，也銘刻下漢民族的文化烙印。猶如魯迅給曹聚仁的信中所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边@種種族的交融趨勢，一直沒有停止過，到了唐代，達到了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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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種異族血脈的流入，唐人遂有與前與后大不相同的氣象。
今天還能看到的唐人繪畫，如張萱的《虢國夫人游春圖》《搗練圖》、周防的《簪花仕女圖》、永泰公主墓壁畫《宮女圖》中，那些發(fā)黑如漆，膚白如雪，胸滿欲溢，像熟透了的蘋果似的健婦；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竇初開，熱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如閻立本的《步輦圖》《歷代帝王圖》、懿德太子墓壁畫《儀仗圖》、長樂公主墓壁畫《儀仗圖》中，那些策馬揚鞭、引弓如滿月的壯士，那些膀闊腰圓、面赤髭濃的官人。試想，若“金風玉露一相逢”，恐怕連整個大氣層，也就是整個天空，都洋溢著難以名狀的張揚氣氛。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許在極目無垠的大漠里，駝鈴聲細，馬蹄聲碎，會感到寂寥和單調(diào)。但當在綠洲憩息，與那些食牛羊肉，飲葡萄酒，騎汗血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云；弦索彈撥，耳鬢廝磨；氈房夜宿，玉體橫陳，那肯定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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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貞觀四年（630）平東突厥，在蒙古高原設(shè)置行政機構(gòu)。九年（635）敗西部的吐谷渾。十四年（640）滅高昌，打通西域門戶。公元七世紀，絲綢之路重現(xiàn)漢代的輝煌。以長安為始發(fā)站，出玉門，過敦煌，經(jīng)焉耆、龜茲、碎葉，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遠的拂（拜占庭）。一直到九世紀，絲綢之路還是一條充滿生機的，聯(lián)結(jié)東西方的紐帶。
由于絲路重開，商貿(mào)的往來，行旅的流動，文化的互動，宗教的傳播，甚至比戰(zhàn)爭行為更能加劇這種民族之間的溝通和融合。當時的長安城里，到底生活著多少胡人，至今很難從典籍中查出確切數(shù)據(jù)。從唐劉肅《大唐新語》中一則案件的記載，便可想象胡人在長安城里數(shù)量之多。正如文中所說，胡人戴著漢人的帽子，漢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漢，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蘇州易優(yōu)吳老師中考語文提分班（TEL:181-1815-9898）有趣、有用、提分快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余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余依判。”
依此推論，當時長安城內(nèi)居住的胡人，要比現(xiàn)在北京城里的老外多許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詩人的筆墨中，便經(jīng)常出現(xiàn)。如詩“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如岑參詩“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送使赴河隴》），如詩“卷發(fā)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龍夜吟》），如元稹詩“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wù)胡樂”（《法曲》》……這證明當時的長安城里，胡人之無處不在。
據(jù)陳寅恪《讀鶯鶯傳》考證，胡人的行蹤，更漸漸由西而東，直至中原。他認為那位漂亮的崔相國之女，其實是詩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個文學形象。實際上，她是來自中亞粟特（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兒罕北古布丹）的“曹”國女子，移民到長安洛陽之間的永濟蒲州。他們以中亞的葡萄品種，釀成“河東之乾和葡萄”，那是當時的一個名牌。既美且艷的鶯鶯，其實是一個當壚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話說，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從元稹筆下“最愛軟欺杏園客，也曾辜負酒家胡”來判斷，張君瑞不過是詩人自己的化身罷了。如果曹九九（陳寅恪設(shè)想出的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于被“始亂終棄”了。
總而言之，唐朝的天空下，是張開臂膀，擁抱整個世界的盛世光景。
對于李唐的西向政策，對于邊外胡人的大量吸納，唐初有過一次討論。唐吳兢所著的《貞觀政要》一書，在《安邊第三十六》中，記載了各個論點的交鋒。中書令溫彥博主張：“天子之于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yǎng)之?！泵貢O(jiān)魏徵認為：“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shù)年之后，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后患。”涼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于內(nèi)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lǐng)。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虜，其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
討論的結(jié)果，只有四個字：“太宗不納?！?
于是，用溫彥博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
如果依統(tǒng)治者維護其政權(quán)的需求，一個由僧侶統(tǒng)治的國家，被統(tǒng)治者的最佳狀態(tài)，是廟宇里的泥塑木雕；一個由法老統(tǒng)治的國家，那就應(yīng)該是陵墓里的木乃伊；一個由太監(jiān)統(tǒng)治的國家，其公民應(yīng)該全部都是性無能者，至少也是陽萎患者；一個由警察統(tǒng)治的國家，其被統(tǒng)治者最好都是“從現(xiàn)在起，你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要呈堂作供”的嫌疑犯。這樣，“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就只有他一個人的聲音。
然而，厚德載物的李世民，卻是一個懂得“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的明主，他相信，“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政體第二》）。因此，他以大海不擇細流的精神，漢人也好，胡人也好，中土也好，西域也好，都是大唐的臣民，不分畛域，不計人種，不在乎化內(nèi)化外，不區(qū)分遠近親疏，都在他的胸懷之中。因此，他不害怕別人的聲音，更不忌憚與他不同的聲音，他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如果不是惟一，也是少有的能聽得進反對聲音的君主之一。
于是，我開始理解湯因比為什么要選擇唐代為他的再生之地，魯迅為什么要尋找唐朝天空作為他長篇小說的背景了。這兩位大師看重的，在中國，甚至世界歷史上，也就是李唐王朝，曾經(jīng)達到如此器度宏大而不謹小慎微，包容萬物而不狹隘排斥，胸懷開放而不閉塞拒絕，膽豪氣壯而不畏縮怯懦的精神高度，這是其他歷朝歷代所不及的。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zāi)，米谷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jié)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謹尤甚，一匹絹才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guān)中豐熟，咸自歸鄉(xiāng)，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貞觀政要·政體第二》）
到了貞觀四年（630），“天下大稔……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赍糧，取給于道路焉”（《資治通鑒·唐紀九》）。那一年，破突厥，唐王朝“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所謂“唐朝的天空”，從廣義上講，以長安為中心，向東江湖河海，向西絲綢之路，既無邊界，也無極限，因為這是一個高度開放，略無羈束的精神天空。你能想象得多么遙遠，它就是那樣的毫無止境；你能想象得多么遼闊，它就是那樣的無邊無沿。
就在這一年，李靖凱旋回朝。據(jù)《新唐書》：“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婆d，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云南是也?！痹?jīng)不可一世，曾經(jīng)逼得俯首稱臣的頡利可汗，由于李靖出奇兵，終于將其擒獲。現(xiàn)在，這個最能帶頭作亂，最狡猾，也最卑鄙，最反復無常，也最能裝孫子的，為唐之患久矣的頡利可汗，束手就擒，俯首降服，李世民等于祛除了一塊心病。于是，在長安城的南門城樓上，搞了一次盛大的順天門受降儀式。這位突厥族首領(lǐng)終于不得不承認李世民為天可汗。
時為太上皇的李淵，很大程度上也是拍自己兒子的馬屁，連忙出面，在興慶宮張羅了一個小型派對，趕這個熱鬧。“上皇聞擒頡利，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托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余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蹦菚r不興開香檳慶祝，也不搞焰火晚會助興，但李靖繳獲的戰(zhàn)利品中，肯定少不了產(chǎn)自中亞的葡萄酒。那時胡俗甚盛，街坊多酒肆，遍地皆醉人，宮廷也不例外，大家喝得醉意盎然的時候，晚會上出現(xiàn)了一個史官不經(jīng)意寫出來的細節(jié)，但僅這一點點精彩，卻表現(xiàn)出來只有在唐朝的天空下才會有的精神狀態(tài)：
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
（《資治通鑒·唐紀九》）
宮廷舞會，在西方世界，是習以為常的。在東方，尤其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里，九五之尊的天子，莊嚴肅穆還來不及，哪有一國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煙閣里的這場舞會，正是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所說“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齊一努力之精神，實為中國史籍古今所鮮見”的最好寫照。你也不能不服氣在唐朝的天空下，這種在別的朝代少有的百無禁忌的強烈自信。
2002年文學獎獲得者、匈牙利猶太裔小說家凱爾泰斯的《大屠殺作為一種文化》中，曾經(jīng)引用喬治·桑塔亞納（Geoge Santayana）的名言：“一個有活力的社會必須保有它的智慧，以及對其自身及自身條件的自我意識，并且能夠不斷地予以更新。”老實說，很難想象，我們中國的皇帝，從宋以后，直至清末，這一千年間，由數(shù)到愛新覺羅·為止，可曾有過一位，在大庭廣眾，即興起舞？而且，還要跳一種高難動作的少數(shù)民族舞。因為李淵手里的琵琶，是胡人的樂器，那么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可能就是當時流行的“胡旋舞”。這一通狂舞，絕對是那個時期大唐帝國活力的最高體現(xiàn)。
按《新唐書·禮樂志》，這種“舞者立上，旋轉(zhuǎn)如風”的“胡旋舞”，節(jié)奏極火爆，情緒極熱烈，動作極狂野，音樂極粗獷，是從西域流傳到中土的舞蹈。有一首詩《胡旋女》描寫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轉(zhuǎn)蓬舞。左旋右轉(zhuǎn)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笨梢韵胂罄钍烂裆煺闺p臂，在舞場上或旋或轉(zhuǎn)，老爺子反彈琵琶，亦步亦趨，該給這個唐朝的天空，增加一抹多么鮮麗的亮色啊！
于是，我對于這位自稱“年十八便為經(jīng)綸王業(yè)，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nèi)安”的李世民，欽服不已。就憑他以萬乘之尊翩然起舞這一點，其豁達豪爽之中，浪漫風流之外，所表現(xiàn)出來的萬物皆備于我的大手筆，大作為，大自信，大開放，應(yīng)該是英國的湯因比、中國的魯迅這樣的大智慧者，才對盛唐的輝煌，格外刮目相看的。
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生前曾經(jīng)預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若如此，我相信，那時中國的天空，將更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