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宋太祖積極的國防政策下，北宋定都開封是合理的。宋太宗北伐失敗后，北宋統(tǒng)治者確立的以保衛(wèi)開封為核心的全面防御政策，是導致北宋長期被動挨打的重要原因。
北宋以“積弱”聞名于史，這已是公認的事實。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盡管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則顯然與定都開封以及相關的國防政策有關。定都開封與北宋失敗的國防政策有無關系？關系如何？對北宋國防又造成了什么影響？這些問題無疑是宋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本文試作初步探討。
一
在中國古代，定都歷來是開國統(tǒng)治者面臨的首要問題，不僅需要從當時全國政治形勢和經濟發(fā)展狀況考慮，同時也必須從國防狀況考慮。都城不僅是國防保衛(wèi)的最終對象，而且是國防的最高指揮中心所在地。因此，都城與國防有著緊密的關系，都城本身就是國防體系中關鍵的一環(huán)。如所周知，御北從來都是中原王朝國防的重點，這種國防形勢的長期存在，勢必要求都城的位置與其相適應，即在交通和通訊手段極為落后的古代，只有盡可能地縮短都城與北部邊防線的距離，才有利于指揮軍隊和控制邊防局勢。 語文成績好，書法少不了，學書法，推薦<A http://www.zequeka.cn/miniform/type_3.html>易優(yōu)少兒書法培訓</a>
綜觀宋以前的秦、漢和隋唐諸統(tǒng)一王朝，不難看出，這些王朝都成功地處理了定都與國防的關系。即：一方面，依陰山、燕山一線險峻山勢修筑長城，沿長城線屯駐重兵把守，構成一道天險與人防相結合的堅固防線，守可以此為屏障，阻擋游牧勢力的南犯；攻可以此為依托，出兵爭鋒于漠北。另一方面，將都城設置于接近御北前線而又“形勝足恃”之地。如長安所在的關中，號稱“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占盡了防御上的地理優(yōu)勢，從而使長安的安全得到了可靠保障，并使定都于此的王朝可將更多的力量投入前線，這就極大地增強了御北國防。正因為如此，這些王朝敢于制定攻防結合的國防政策，頻頻出師漠北，取得了御北戰(zhàn)爭的主動權，創(chuàng)造出赫赫武力，以致雖皆亡于“內亂”，而終不亡于“外患”。 易優(yōu)作文批改系統(tǒng)，易優(yōu)作文打分、易優(yōu)作文評分評價 <a href=http://www.zequeka.cn/jiaoshoulanmu/>易優(yōu)作文批改</A>
但中唐以后，隨著全國政治、經濟以及國防形勢的重大變化，上述定都格局及其國防體系也趨于瓦解，從國防上看，隨著突厥等勢力的衰落和契丹族的崛起，唐朝的國防重點逐漸從西北轉向東北，出現了河北藩鎮(zhèn)林立的局面，而此時的長安則顯得過于偏西，對東方大有“鞭長莫及”之感。長安也就失去了都城的最佳位置。正因為如此，唐后期，洛陽的地位日顯重要，部分地取代了長安的作用，但正如北宋宰相王旦指出的：“長安、洛陽雖云故都，然地險而隘，去東夏遼遠，故漢之吳楚七國、唐之山東河北往往強悖，良跡遠而難制也。加其轉漕非便，仰給四方，?？酄抠M。”可見，都城的進一步東移，勢在必行。五代時期，開封便成為新的政治中心。
然而，都城東移不久，北部國防形勢卻發(fā)生了極為不利的變化，給新都城蒙上了巨大的陰影。由于石晉向契丹獻出幽云地區(qū)，就使中原喪失了傳統(tǒng)上最重要的長城防線，華北平原門戶洞開，完全暴露在契丹鐵騎面前，所謂“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無名山大川之阻，蕃漢共之”。華北平原在軍事上易攻難守的地理特點，對以步兵為主的中原軍隊非常不利，“若夫沙平草淺，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雙帶兩?，左右馳射，此非南軍之所長也”。開封以北僅有的黃河天險，在秋冬季節(jié)也往往淺?、封凍，大大降低了屏障功能，使開封陷入“形勢渙散，防維為難”的境地。后晉末，即發(fā)生了遼軍飲馬黃河、兵洗汴都的慘劇。可見，中原國都長期依賴的國防地理優(yōu)勢，到北宋建國前已完全喪失，這對北宋的定都和國防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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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宋統(tǒng)治者能否處理好定都與國防的關系，并確立相應的國防政策，就成為關系國家安全成敗的關鍵所在。
宋初，在都城的選擇上，開國統(tǒng)治者一度陷入極大的矛盾中。在“北不得幽薊，則兩河不可都”，山東及其他地區(qū)又過于偏遠的情況下，北宋如繼承都城東移之勢，國都就只有沿襲于開封，其結果必然是屏障喪失、防御困難，這對王朝中心的安定顯然不利；如將都城撤回關中，或進而在征服南方后將都城遷往江東，則都城防務雖然增強，卻失去了政治重心的位置，可能重蹈唐代失控天下的覆轍，而且這種退縮還可能進一步導致中原腹地的喪失。北宋最終選擇了前者，這顯然承擔著極大的國防風險，但也是當時唯一可能的選擇。
開封在國防上存在著“利戰(zhàn)不利守”的特點，對保衛(wèi)自身顯然不利，但作為都城的其他條件卻相當優(yōu)越。其一，居天下重心之位，所謂“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其二，交通便利，特別是位于黃河與汴河的分水處，使漕運避開了黃河之險，縮短了與東南的距離，有利于充分吸收江淮物資，所謂“均天下之漕運，便萬國之享獻”，使都城的經濟基礎得到可靠的保障。這兩點也正是宋統(tǒng)治者雖猶豫、爭論，但最終仍都于開封的主要原因。北宋既然不能不定都于開封，就只有避其“難守”的弱點，揚其“利戰(zhàn)”的特長，采取以攻為主的國防政策，出師收取長城，恢復以往行之有效的御北體系，才能鞏固國防，保障開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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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統(tǒng)治者完全清楚北伐的重要性，但考慮到當時契丹的勢力還相當強大，宋軍一時還難以戰(zhàn)勝，而南方諸割據政權又對北伐構成了牽制力量，因此，為了盡快統(tǒng)一國內，避免南北兩面作戰(zhàn)，宋太祖確定了“先南后北”的統(tǒng)一部署，即對遼暫時采取守勢，集中主力南征，平定南方后再調集全國力量北伐，收復燕云地區(qū)。在實施南進計劃的同時，宋太祖仍高度重視北部國防，一方面，選派強兵悍將屯守北伐，對之予以極大信任和優(yōu)惠，如對李漢超、李繼勛等將領，既授之以用兵全權，又“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有效地調動了其作戰(zhàn)積極性，打退了遼軍的多次進攻。另一方面，還考慮用贖買的辦法取得燕云地區(qū)，宋太祖曾對臣下說：“欲俟斯庫（封樁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茍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最后，為了防止可能出現的遼軍乘虛南下、都城孤懸難守的情況，又在京畿地區(qū)設置重兵，彌補開封平原無險可依的弱點?？傊?，上述部署不僅為迅速征服南方發(fā)揮了巨大作用，而且有效地扼制了遼軍南犯。所以，御北的措施既是暫時的，又是積極的，應當得到肯定。遺憾的是，南征尚未結束，宋太祖就不明而死。 易優(yōu)作文批改系統(tǒng)，易優(yōu)作文打分、易優(yōu)作文評分評價 <a href=http://www.zequeka.cn/jiaoshoulanmu/>易優(yōu)作文批改</A>
宋太宗繼承乃兄的統(tǒng)一設想，迅速完成了南征計劃，在攻滅北漢后，又馬不停蹄揮師北伐，但這次北伐以失敗告終，不僅宋軍損失慘重，連宋太宗本人也蒙受中箭之恥。986年，北宋再次北伐，仍然失敗。北伐失敗的原因，既與契丹實力強大有關，也與宋軍準備不足、指揮失誤有關。北伐本身無疑是正確的，但在失去地利的情況下，北伐也成為一項艱苦持久的事業(yè)，而宋統(tǒng)治集團并沒有這樣的精神準備，在失敗面前手足無措，一時恐遼氣氛籠罩政壇。宋統(tǒng)治者在戰(zhàn)略上不愿、也不敢再對遼采取攻勢，收復燕云、從根本上改善北部國防形勢的計劃，遭到了拋棄。于是，北線成為北宋一朝國防的最大弱點和負擔，而開封的防御也成為困擾宋統(tǒng)治者的最大難題。為了阻擋遼軍南犯，填補京畿及其以北無險可依的弱點，宋廷一面在河北屯駐重兵，處處設防，采取全面防守的態(tài)勢，一面又在沿邊開挖河塘，種植稻木，構成阻滯遼騎的障礙，同時，在京師原有駐軍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駐軍人數，并將“收兵權”的方針與拱衛(wèi)開封的安全結合起來，實行“內外相制”的屯兵原則，即：京城駐天下之半軍隊，以威懾各地，合四方軍隊以防京軍叛亂，使京師駐軍數量前所未有?？傊?，北伐失敗后，北宋的國防政策發(fā)生了重大轉變，由積極進取變?yōu)橄麡O防守，表明北宋統(tǒng)治者從此眼光向內，對外采取了消極退讓的態(tài)度。宋太宗曾為此辯護道：“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庇谑恰坝硗?，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成為當政者的普遍認識。
三
宋太宗晚年確定的全面防御的國防政策，雖在較大程度上可以填補京畿無險的缺陷，發(fā)揮了“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為險阻”的作用，但在總體上卻是失敗的。其一，全面、單純的防守，使北宋在國防上喪失了主動性，違背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軍事原則，難免陷入被動挨打、防不勝防的境地；其二，在“利戰(zhàn)不利守”的平原上采取守勢，可謂以短對長，極大地增加了防守上的難度；其三，處處設防，分兵把守，使宋軍難以積極配合，迅速集中，喪失了戰(zhàn)時的兵力優(yōu)勢，難敵相對集中之敵；最后，“以兵為險”的部署，使開封成為國防上的重包袱，造成了“國依兵而立”的局面。這一局面在一般情況下尚可維持，但在出現邊防危機、幾面受敵的情況時，則難以應付，如調京師駐軍支援前線，原有防務部署勢必瓦解，開封便有亡城之虞；如重兵困守京師，則邊防又有崩潰之險，使北宋陷入了兩難境地。但是，由于這一政策既適應懼外怕打的心理，又有利于皇帝控制軍權，所以，竟被統(tǒng)治集團捧為護身法寶，即使在以后實力大增的情況下，也不稍加調整，依然遵行不悖。這就不能不對北宋的國防乃至南宋的抗戰(zhàn)帶來極為嚴重的后果。
首先，上述國防政策的實施，使北宋政府長期背負了巨大的軍費負擔。為了完成全面防守的兵力部署，北宋不得不大肆擴軍，陷入越怕打、招兵越多的惡性循環(huán)。宋初，禁、廂軍約37萬（其中作戰(zhàn)的禁軍約20萬），太宗末年，各增加了近一倍，此后，總數更超過了100萬。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很少裁軍，“冗兵”現象極為嚴重。這支軍隊的相當部分，是用來衛(wèi)戍開封的，所謂“府畿之營云屯數十萬眾”，龐大的京師駐軍，又是造成“冗兵”現象的重要原因。由于北宋實行募兵制，軍隊的各項開支全由政府負擔，因此，巨額的軍費就成為北宋財政的最大包袱，宋人即承認：“自來天下財貨收入，十中八九贍軍”，從而削弱了北宋的國力，并促發(fā)了北宋中期的財政危機。
其次，更為嚴重的是，上述國防政策導致了北宋御外戰(zhàn)爭的徹底失敗。宋太宗后期，北宋對遼已出現被動挨打的局面，“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zhàn)。是漢家郡縣，據堅壁，囚天兵，待敵寇之至也。所以犬羊丑類，莞然自得?！彼握孀诘腔?，契丹更不斷出兵南犯，宋軍除楊延昭數將反擊外，大多困守城壘，如大將傅潛擁兵八萬，卻“閉門自守”，不敢出戰(zhàn)。結果，宋河北防線形同虛設，遼騎任意橫行于河北、山東的許多地區(qū)，甚至開封也“凜凜常有戎馬在郊之憂”。1004年，號稱20萬的遼軍大舉南攻，如入無人之境，僅用兩個多月就打到黃河北岸，宋都已翹首可見。北宋王朝面臨亡國之險，宋廷內部一時要求南遷避難的呼聲甚高。北宋最終付出巨大代價――澶淵之盟，才換得遼軍北撤。這充分證明了北宋全面防守政策的失敗，暴露了“守內虛外”態(tài)度的虛弱本質。然而，宋統(tǒng)治集團不僅沒有在失敗中清醒過來，對無能的國防政策進行徹底的改造，反而認為遼軍不可戰(zhàn)勝，更不敢設想反攻的戰(zhàn)略。此后，北宋統(tǒng)治者竟視“議和”為休戰(zhàn)法寶，用來補充防御政策的不足。澶淵之盟后，宋真宗曾幾次西巡洛陽，許多人鑒于不久前的教訓，建議行都于此，但宋真宗既安于開封的優(yōu)勝條件，又寄希望于議和條款，拒絕了這一請求。可以說，北宋統(tǒng)治者從此陷入茍且偷安的泥潭，而不可自拔了。
與北宋對遼退讓求和的同時，西夏崛起于西北，又從側翼對宋構成威脅。宋仁宗時，西夏對宋不斷發(fā)動攻勢，迫使北宋從京畿抽調大批軍隊，投入西北戰(zhàn)場，一時陜西駐軍竟達30多萬。這種剜肉補瘡的辦法，實際上改變了原來以御北為主的防御體系。其結果是，北宋雖憑借陜西、河東的有利地形擋住了黨項的進一步進攻，但河北及京師卻出現了防御空虛的嚴峻局面，引起不少有識之士的警惕。包拯對“內理外安”的論調進行了批駁，“議者或謂四夷乃支體之疾。夫支體之疾亦根于心腹矣，茍支體未寧，則心腹安得無患！”指出河北“郡無善將，營無勝兵……緩急之際，曷以御之？”宋祁也上奏曰：“天下根本在河北……（今）乃以陜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后，非策也。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入，河東天險，彼憚為寇。若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建瓴，賊鼓而行，如行莞衽。”范仲淹在上奏中則認為：在遼夏“夾困中國”的形勢下，應一方面“日夜計略為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則戰(zhàn)守為實事”，積極備戰(zhàn)。另一方面加緊修繕洛陽，儲積充足的糧物，“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盡可能減輕都城對國防的負擔。范仲淹等人主張把國防建立在積極防御、有備無患的基礎上，反對因循守舊、依賴議和的態(tài)度，可謂明智之議，但卻被當政者視為“迂闊之論”，不予重視。于是，遼乘機陳兵要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宋不得不與夏訂立“慶歷和議”，對遼增加“納”幣的數額，用屈辱的條約換取了暫時的和平。由于此后遼朝逐漸衰落，宋邊遼境趨于穩(wěn)定，而西夏的進攻仍時斷時續(xù)，因此，北宋將防御重點轉向西北。宋神宗及其后幾代，對夏都采取了“開邊”蠶食的斗爭，開封駐軍進一步西調，都城的防衛(wèi)力量更為減弱。宋神宗就說：“京師兵馬比元擬留十萬人數已甚減少。”宋哲宗時，又有人指出：“今軍衛(wèi)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后果不堪設想。這種局面到北宋末就變得更為突出。隨著政治日益黑暗，軍政不斷破壞，北宋的國防實力遭到極大削弱，特別是在京師駐軍已大幅度減少的情況下，又出現了嚴重的闕額現象，“自熙豐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從根本上瓦解了“以兵為險”的開封防衛(wèi)體系。事實上，全面防御的國防政府至此已名存實亡，所謂“至于靖康，禁衛(wèi)弱矣”，由此可見。到北宋末年，開封已陷入不堪一擊的境地。
在北宋日趨末落的同時，女真族迅速崛起，并很快滅亡了遼勢力，從北部對宋構成更大的威脅。面對邊防形勢的急劇變化，宋徽宗腐朽統(tǒng)治集團沒有立即調整邊防部署，將國防重點轉向北線，利用取得燕京等地的有利條件，構建堅固的御北防線，完成宋祖未能實現的目標，也未增強開封的防衛(wèi)力量，以應付可能出現的金兵南攻，反而繼續(xù)追求享受，因循于舊有的防守體系。因此，北宋城破國亡就不可避免。從1125年至次年，其間僅隔半年時間，金軍就兩次南攻開封。其進軍路線是：西路從大同攻河東，再轉向東進；東路從河北正面南攻，渡過黃河后，與西路軍合圍開封。除西路軍首次南攻被阻于太原外，其余幾次進軍都極為順利，特別是東路軍兩次南下，勢如摧枯拉朽，宋河北及都城的防線一觸即潰，黃河淺?，難以限敵，“中原人多亡命者，皆直大河而南走。大河皆可涉也，敵逐北而追之。”開封頃刻就成為金軍打擊的對象。1126年閏十一月，開封城破，北宋終亡于邊患之手。
北宋亡國的教訓是極其慘痛的，究其原因，當然主要在于北宋末的腐朽統(tǒng)治，但其亡于異族之迅速，卻是與北宋長期實行失敗的國防政策有關。葉適精辟地指出：“靖康之禍，不特群（纖）[忄僉]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如果說，宋初對遼采取的防守部署，是特定形勢下的策略手段，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那么，到宋太宗晚年定形的全面防御之策，則是悲觀失敗主義的產物，毫無積極意義可言。在這一消極政策的指導下，北宋完全自覺地放棄了戰(zhàn)略上的主動權，收縮兵力，處處設防，滿足于守住已有疆域。這一政策一經確立，就成為北宋統(tǒng)治集團茍且偷安的護身符，葉適一針見血地指出：“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為可久安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愚則諛’?！庇捎谶@一政策犯了“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的軍事大忌，加之地理上不利防守的弱點，所以，北宋的防御體系必然是脆弱的，無法承擔國防重任，被動挨打的局面就難免出現。澶淵之盟后，北宋國防的弱勢已明顯形成，西夏強盛后，北宋的防御面擴大，兵力進一步分散，從而弱上加弱。及至北宋末，腐敗的政治更導致了國防力量的渙散、瓦解，“昔日弱勢之可守者，又皆廢壞，而其紗勢之不可反者，遂為膏盲不可療之危疾?！庇纱丝梢?，北宋亡國乃基于其長期的積弱，而其積弱又主要在于其失敗的國防政策。
四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北宋長期存在的國防形勢緊張局面，與開封地形無險可守的弱點有一定關系。北宋當朝不少人都對此提出了批評，并提出了遷都的建議。北宋滅亡后，有關這方面的議論就變得更加激烈，如鄭樵說：“宋祖開基，大臣無周公宅洛之謀，小臣無婁敬入關之請，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逮至九朝，遂有靖康之難?！泵魅藙⒍ㄖJ為，北宋“山河險固不足恃而恃兵以為命，然邊敵之兵強，中國之兵弱，其俗不同也；創(chuàng)業(yè)之兵強，守成之兵弱，其時不同也。今以邊敵為鄰國，以守成期子孫，則兵不可恃……宋之都汴豈非失計邪？”這些評論都指出開封防守困難、不利于國防的事實，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進而將北宋積弱乃至亡國的惡果全歸于定都開封，則失之偏頗。開封缺乏天然屏障，固然不利于防御，然而，國防鞏固與否的關鍵，在于國防政策以及國防體系的內容如何，而不是其他。后周也定都于開封，但由于周室采取了以攻為主的國防政策，抓住了對遼戰(zhàn)爭的主動權，因此，開封不僅不成為其累贅，反而有利于屯集軍隊、調集物資，其交通便利的地理優(yōu)勢得到了充分發(fā)揮，成為支持北伐的重要基地。即使在宋初，宋太祖采取的御北政策也是以積極防御為主，不乏適時的反擊斗爭。所以，邊患同樣受到了極大的扼制，未對開封構成直接威脅。事實上，宋開國者敢于定都開封，反映了宋初統(tǒng)治者有著繼續(xù)北伐、與契丹爭鋒的氣勢，而不是退縮避難。只是到北伐失敗后，由于宋統(tǒng)治集團喪失了主動進攻的勇氣，采取了防內甚于防外的方針，使單純防御占據了國防政策的主導地位，北宋從此才處處受制于人，開封也變成國防上的沉重包袱，導致了被動挨打局面的出現。還是元人說得好：“故其始雖足以戢奸雄之變，而其終漸無以御外敵之驕。”至于遷都之說，如不相應改變上述國防政策的內容，而僅限于單純避禍，則是一種更大的退縮，宋室偏安一隅的現象就可能更早出現，這正是澶淵之盟前后，寇準所竭力反對的：“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
總之，北宋定都開封并非是其積弱乃至亡國的直接原因。定都開封與宋太祖積極的國防政策相配合，即為合理之舉，無可非議；但宋太宗及其后諸帝在繼續(xù)安都開封的情況下，改為消極的國防政策，就使都城與國防不再相適，從而渙散了北宋的國防能力，并最終導致其國防政策走向失敗。
?。ㄔ陌l(fā)表于《陜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