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在國防上長期被動挨打，以“積弱”聞名于史，這在相當大程度上與當時武將萎靡、怯懦的精神狀態(tài)有關。而北宋將領消極精神狀態(tài)的產(chǎn)生，則要追溯到宋朝開國時期的有關政策。正是在宋初統(tǒng)治者，特別是宋太宗的刻意打擊、壓制之下，原本強悍的武將群體在精神上逐漸發(fā)生了巨變，并由此對國防造成了極大的消極影響。
北宋一代，社會上崇文抑武之風甚盛，軍隊戰(zhàn)斗力低下，對外被動挨打，國防長期呈積弱之勢。這種局面的存在，在相當大程度上與當時武將的庸碌無為有頗大的關系。那么，上承武風甚烈的“五代”而建立的北宋，武將的尚武精神何以轉向萎靡不振，其影響又如何？這無疑是值得深思、研究的重要問題。
一
如所周知，中唐開始的藩鎮(zhèn)割據(jù)局面，至五代時進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將稱雄的后果。此時，不僅普通文官地位淪落，仰承武夫鼻息，縱然是宰相也要對掌管兵權的樞密使惟命是從。如后漢時軍帥史弘肇宣稱：“安朝廷，定禍亂”者，只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即毛筆）焉足用哉！”而且皇權式微，諸割據(jù)政權帝王的威信掃地。如后晉時大將安重榮便說：“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數(shù)十年間，王朝更替頻仍，文官武將之間的關系嚴重失衡，割據(jù)局面愈演愈烈，史稱“豆分瓜剖”。與此同時，社會上還形成了強烈的“重武輕文”之風，世人大都視軍旅為發(fā)跡要途，甚至許多文人學子也棄文從武。如歷仕三朝節(jié)鎮(zhèn)的焦繼勛，早年喜好讀書，但以后卻發(fā)誓道：“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萬戶侯，豈能孜孜事筆硯哉？” 作文培訓網(wǎng)站推薦，<a http://www.zequeka.cn>易優(yōu)作文網(wǎng)</a> 。
在上述背景之下，通過兵變上臺的趙宋王朝，面臨的最大威脅便是擁兵自重的武將勢力。正因為如此，北宋開國伊始，便全力強化中央集權，采取了諸如“杯酒釋兵權”、“后苑之宴”等一系列“收兵權”的措施，以重新確立天子的權威。但是，宋初統(tǒng)治者過度汲取了五代悍將跋扈和“重武輕文”風氣危害的教訓，逐步對武將隊伍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抑制和打擊，從而使其精神狀態(tài)發(fā)生巨大的轉變?？梢哉f，在實施這一方針政策的過程中，宋太祖朝首開其端，而在宋太宗朝則不遺余力，并大大走過了頭。
北宋建國初發(fā)生的李筠、李重進等地方節(jié)度使的造反活動，很快就被宋太祖鎮(zhèn)壓。這種公開的叛亂并不可怕，然而此事反映出的武將積習已久的跋扈作風，卻引起了當政者的高度警惕。于是在平叛之后，趙匡胤對握有兵權的將領刻意加以防范，采取了許多防微杜漸的措施。如在導演“杯酒釋兵權”一幕的前后，宋太祖陸續(xù)罷免了慕容延釗、高懷德及石守信等資深權重的禁軍統(tǒng)帥之職，將殿前都點檢、侍衛(wèi)馬步軍都指揮使及都虞候等職空置起來。隨之，趙匡胤起用一些資歷較低的將領掌管禁軍，并將殿前與侍衛(wèi)馬、步軍二司變?yōu)椤叭谩?，對統(tǒng)軍權進行分割，以進一步削弱禁軍將領的權威。 在線批改作文，<a href=http://www.zequeka.cn/jiaoshoulanmu/>易優(yōu)名師作文批改</a>
乾德以后，宋太祖采取了許多重要的措施，逐漸實施削弱藩鎮(zhèn)的計劃。如宋廷下令將各地軍隊中驍勇士卒補充中央禁軍，或駐扎京師，或分屯地方。此舉使藩鎮(zhèn)的精兵全部轉為中央所有，而節(jié)度使手中的士卒大都成為老弱病殘的“廂兵”。另如，在收繳藩鎮(zhèn)強兵的同時，宋中央對節(jié)度使擅自控制地方賦稅的突出問題加以解決，規(guī)定地方收入除留必要經(jīng)費外，其余全部運送京師，“無得占留”。隨后，中央又不斷派出京朝官監(jiān)臨稅收場院，設置轉運使等監(jiān)督地方，從而收奪了藩鎮(zhèn)的財權。此外，宋太祖還常利用一些節(jié)度使失職及病老等機會，將他們轉為京師閑職。到開寶二年“后苑之宴”以后，遺留下來的前朝節(jié)度使已為數(shù)甚少，并且大都屬于昏老無能之流。如義武軍節(jié)度使祁廷訓，膽小怕事，有“祁駱駝”的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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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五代兵變無窮的教訓，宋太祖對禁軍統(tǒng)帥人選極為重視，即使全換成自己的部下，仍然不能安心，即為例證。如對殿前都虞候張瓊和殿前都指揮使韓重□的處理，即是例證。張瓊本是宋太祖一手提拔起來的猛將。早在后周時，張瓊就隨趙匡胤南征北戰(zhàn)，屢立奇功，并曾舍身保護過趙匡胤。宋初，當?shù)钋岸加莺蛞宦毘鋈睍r，太祖就表示：殿前衛(wèi)士如狼似虎者不止萬人，非張瓊不能統(tǒng)制。當時，張氏尚屬中級軍官，資望俱淺，趙匡胤遂將其超遷為嘉州防御使，但這仍不能與原節(jié)度使級禁軍將帥相比。然而，張瓊任殿前都虞候后，因得罪太祖心腹史□、石漢卿等人，于是，被史、石二人誣告私養(yǎng)部曲百余人，作威作福，及污蔑皇弟趙光義等等。宋太祖聽了報告，不辨真?zhèn)?，就將張瓊拷打逼死。事后，太祖得知張氏“家無余財”，仆從不過三人后，也沒有懲罰誣告者。乾德四年舉行郊祀時，又有人密告殿前都指揮使韓重□私用天子親兵為心腹。趙匡胤聞聽大怒，當即打算誅殺韓重□。宰相趙普不得不勸諫道：“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復為陛下將親兵者?！彼翁娼邮芰粟w普的意見，才未處死韓氏。但不久，還是解除了韓重□殿前都指揮使之職，將其調為外地節(jié)鎮(zhèn)。透過張瓊和韓重□的遭遇，可以看出宋太祖對帶兵武將極度警惕、猜忌。事實上，在處理完韓氏后，趙匡胤特下詔書，禁止京師將領和沿邊武臣挑選驍勇士兵為親兵衛(wèi)隊。 易優(yōu)作文網(wǎng)名師改作文（http://www.zequeka.cn/jiaoshoulanmu/ ）
在宋太祖過度強調忠誠信條的情況下，以及張瓊、韓重□等人遭遇的反面教訓影響下，便有了楊信、黨進等類型的得寵武將。楊信也是趙匡胤早年親隨，他在張瓊冤死后接替其職。但到乾德四年三月，楊信忽染啞疾。令人費解的是，宋太祖并未因此解除楊信之職，而是繼續(xù)讓其留任原位。次年，又超授其節(jié)度使銜，可謂曠世恩典。據(jù)史籍稱：楊氏最大的特點便是“忠直無他腸”，所以“上委任之不疑”。據(jù)說，無論是入朝上奏，還是在軍中傳令，楊氏全靠身邊一童奴表達意思。從有關楊氏的記載中看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戰(zhàn)功，不過他卻始終受到太祖的信賴，軍職也升至殿前都指揮使。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太平興國三年，楊信臨死前一天，多年的失音痼疾突然消失。楊信對前來探視的太宗表達了感念兩朝知遇之情，“涕泗橫集”。揆諸當時情形，不免使人對其啞疾的真實性發(fā)出疑問，如果楊氏確實有啞疾的話，何以臨死前突然又能說話？是否可以這樣猜測：素來謹慎的楊信看到前任的悲慘結局后，遂以裝“啞”保護自己，以打消太祖的戒心。而趙匡胤對言語不便的楊信也的確更加信任，不僅加官晉級，而且將殿前司的最高職務交給他。但長期裝啞實在不舒暢，所以臨死前要一吐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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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另一位禁軍大將黨進，也以獨特的方式贏得了太祖的信任。出身胡族的黨進原為后周時偏將，臂力超群，但卻目不識丁。北宋建國后，黨進屢遷龍捷左廂都虞候。史稱：當時禁軍將領為防備皇帝提問，都隨身攜帶一根木棍，將自己掌管的兵員寫在其上。黨氏也隨身攜帶這樣一根木棍。某天，正碰上太祖向他詢問，黨進便雙手舉棍答道：“盡在是矣?！壁w匡胤目睹此景，“以其樸直，益厚之”。乾德以后，黨進先后任侍衛(wèi)步軍、馬軍都指揮使，授節(jié)鉞。黨進給人的印象是勇猛率直而胸無點墨，自然不會有貳心，所以能典禁軍十余年。然而據(jù)記載：黨氏曾在京城巡邏時，只要發(fā)現(xiàn)誰家養(yǎng)有飛禽走獸，就立即開籠放生，還要責罵主人。某次，他在街上碰見皇弟、晉王趙光義手下親吏架鷹走來，黨進不知其身份，又要上前放鷹。對方警告說：這是晉王的鷹。黨進聞聽馬上住手，隨即給對方一些買肉錢，并認真地說：要精心養(yǎng)育，勿讓狗貓所傷。此事很快成為京城笑談。史稱：“其變詐又如此?！笨梢婞h氏并非真正樸直，這就使人對其直率的舉止不能不發(fā)出懷疑，是否也屬于偽裝討好之舉？
北宋建國初，社會上武風依然甚烈，將官們身上多有強悍之氣，甚至還有武將敢于敲詐朝中大臣。如王彥升任京城巡檢一職時，曾夜闖宰相王溥家門，以索酒為名進行敲詐。類似王彥升行為的存在，使統(tǒng)治者覺察出了潛在的危險。即：武將在文臣面前飛揚跋扈，實際上便是漠視朝廷法度和天子權威。而文官受到壓制只能導致武將勢力的過度膨脹，使國家機構中文武職能無法保持均衡，其結果是社會既無法得到安定，兵變也難以根絕。于是，宋太祖在實施各種措施消除將帥自專軍隊問題的同時，也有意提高文臣的社會地位，處心積慮地在朝野營造“崇文”的氣氛，以對武將的權威加以抑制。
北宋建國后，逐漸在各方面推行了尊儒重文的方針、措施，其中突出的有：其一，在朝中重用文臣。如任命謀臣趙普為樞密副使，架空軍人出身的樞密使吳廷祚。趙普升任樞密使后，完全凌架于諸將之上，標志著文臣主掌了全國軍政大權。以后，趙普獨任宰相，樞密使雖幾度由武官擔任，但其權威皆無法與趙普抗衡，這就徹底扭轉了五代時樞密使欺壓宰臣的局面。又如太祖不斷從中央派出文官到各地任職，陸續(xù)取代原來藩鎮(zhèn)手下的爪牙。太祖對此的看法是：“五代方鎮(zhèn)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逼涠?，趙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擴修儒家先圣祠廟，親自為孔子作贊文，并率群臣拜謁孔廟，以向天下傳遞尊儒重文的信息。其三，對科舉制度給予高度重視，不僅擴大錄取人數(shù)，而且開創(chuàng)“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試”制度。另據(jù)記載，太祖還曾在宮中立碑，誡后世繼承者勿殺文臣士大夫。諸如此類，等等。
經(jīng)過宋太祖一朝的整頓，終于解決了軍閥稱雄的問題，同時也使武將的精神面貌開始發(fā)生變化。如在宋太祖“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jīng)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的號召下，即使一些不讀書的武將也積極加以響應，甚至還鬧出一些笑話。大將黨進本不識字，但某次奔赴前線前，他也想對太祖致辭以示告別。有人勸他：作為武將，不必如此。但黨進卻執(zhí)意要做。結果，黨進“抱笏前跪”，一時忘卻所記之詞，只得隨口道：“臣聞上古，其風樸略，愿官家好將息?！甭犃它h氏的話，侍衛(wèi)們不覺掩口失笑。誰知黨進出宮后卻說：“我嘗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這雖幾近于笑話，但卻足以說明朝廷的崇文態(tài)度，對武夫們產(chǎn)生了多么大的影響。
宋太祖在位后期，明智的將領們已適時調整了自己的心態(tài)，對文官們采取了恭敬的態(tài)度，這其中又尤以曹彬的表現(xiàn)最為突出。曹彬雖位居樞密使高位，但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車馬，他都“必引車避之”。這一極端化的舉動之所以出現(xiàn)，正是當時武將精神面貌巨變的一個縮影。也就是說，當尊嚴和榮譽在與利益和前途發(fā)生沖突時，生存于專制集權體制下的現(xiàn)實主義者，可能采取的行動通常便是壓抑前者而維護后者。
二
宋太祖在位時，天下尚未完成統(tǒng)一，因此收兵權、削藩鎮(zhèn)的目的，并非壓制國防力量，而是要清除軍中的異己因素。所以，趙匡胤還是提拔重用了一批資歷較淺的將領，或令其鎮(zhèn)守地方，或派其出征作戰(zhàn)。當然，這些將領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絕對效忠中央。在此前提之下，他們即使暴露出一些弱點及出格行為，太祖也能寬容對待。如對待御北前線的李漢超、郭進等將領就是如此。而到了弒兄上臺的宋太宗時代，在強烈的陰暗、猜忌心理的支配下，對可能最大威脅帝位的軍事將領就更加戒備了。因此，在宣稱繼承太祖成憲的旗幟下，趙光義又接過了“抑武”的利器，通過繼續(xù)壓制武將的手段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其突出措施如下：
其一，太宗即位后，很快便罷免了向拱、張永德、張美和劉庭讓四位宿將和開國功臣石守信的節(jié)鉞，將他們或轉為虛職，或安置到西京閑差。禁軍大帥黨進則被外放為地方節(jié)鎮(zhèn)。不久，另兩位禁軍首腦楊信和李重勛相繼病死。于是，宋太宗逐漸起用了自己信賴的武將掌管了禁軍；其二，太平興國二年初，太宗借機下令將各地節(jié)度使子弟調入京城，將他們編為殿前承旨的軍職，實際上等于將他們變?yōu)槿速|，以制約四方將領；其三，在第一次北伐契丹期間，因曾發(fā)生一部分將領欲擁立太祖之子、武功郡王趙德昭為帝的事，班師回朝后，趙光義不僅逼死了皇侄德昭，而且通過貶責從征的重要將領石守信、劉遇等人，嚴厲地教訓了帶兵的武將；其四，由于對武夫的猜忌心理進一步加劇，特別是對某些將領謀立趙德昭一事耿耿于懷，所以宋太宗對武將處處設防，實施“將從中御”之法，如慫恿監(jiān)軍牽制、甚至欺壓將帥，更多地使用“陣圖”約束戰(zhàn)場指揮官的手腳等；其五，通過進一步深化“崇文抑武”的方針，來制約武將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如宋太宗即位僅兩個月，就親自操持科舉考試，錄取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達五百多人，甚至連執(zhí)政大臣都覺得過分。但“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又如：太宗對號稱天下文淵之藪的昭文館、集賢院和史館進行遷址和大規(guī)模重建，又親賜名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決心。再如：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閣落成后，太宗不僅率文臣登樓觀書，而且還要求禁軍首領也來參觀，所謂“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還值得一提的是，太宗將沿襲已久的宮中內(nèi)殿――“講武殿”，更名為“崇政殿”。此舉看似枝節(jié)小事，實則反映“崇文抑武”政策的深化。諸如此類等等。宋太宗晚年曾針對抑武的措施辯護道：“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nèi)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nèi)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需要指出的是，“將從中御”是宋太宗深化抑制武將舉措的重要產(chǎn)物。宋太祖在位時，為了防止帶兵將官擅自行動，造成尾大不掉的后果，在每次軍事行動前，都要對將領作一些指示，并派出親信任都監(jiān)，以監(jiān)督諸將的舉動。不過，趙匡胤久經(jīng)沙場，熟知前方軍情瞬息萬變的特點，故對軍官僅扼要指示，對戰(zhàn)場的具體指揮過程并不直接干預。趙光義即位后，因對武臣有更深的戒備心，遂逐漸干預，甚至控制他們在戰(zhàn)場上的一舉一動，這在當時被稱為“將從中御”。宋太宗在設置監(jiān)軍的同時，賦予監(jiān)軍們更大的監(jiān)督權。同時，他還親自設計作戰(zhàn)“陣圖”，作為“錦囊妙計”授給將帥，借以控制武官的舉動。所謂：“圖陣形，規(guī)廟勝，盡授紀律，遙制便宜，主帥遵行，貴臣督視?！庇谑菍浀囊磺行袆佣颊莆赵诰魇种?。以后，監(jiān)軍的設置愈益廣泛，還出現(xiàn)了掛“走馬承受公事”頭銜的軍校，隨時向皇帝匯報軍中動態(tài)。在宋太宗親征北漢期間，方面軍主帥、名將郭進便因不堪監(jiān)軍田欽祚的多次凌辱，自縊而死。而此事發(fā)生后，竟無人予以追究。在第二次北伐過程中，又出現(xiàn)了楊業(yè)被監(jiān)軍王?逼死的悲劇。蘇轍曾有“一敗可憐非戰(zhàn)罪，太剛嗟獨畏人言”的詩句，表達楊業(yè)之死與“畏人言”有關的看法。這里所說的“畏人言”，其實并非真的是畏懼監(jiān)軍之言，而是監(jiān)軍背后的專制皇帝。
宋太宗登基一年半后發(fā)生的一件荒唐的事件，足以從側面反映武將順從觀念的牢固程度：太平興國三年，秦州節(jié)度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飛雄，詐稱天子派出的巡邊使臣，結果從關中換乘官馬，在地方武官的向導下，一路西行到秦州境內(nèi)。面對不持任何憑證的李飛雄這樣一位“使臣”，當?shù)伛v軍將領竟俯首帖耳。結果，李飛雄矯詔逮捕多名帶兵將官，并準備處死，而諸將都甘心受縛就刑。以后，因李飛雄利令智昏，露出破綻，才被眾人捉獲。李飛雄事件說來令人難以置信，這一切只能說明武臣們已完全屈從馴服，昔日桀驁強悍的影子，此時可謂蕩然無存。
太平興國以來，宋太宗對武臣們的監(jiān)督愈來愈嚴，管束也越來越緊。如太平閹國八年，鎮(zhèn)州駐泊都監(jiān)彌德超虛造罪名誣陷樞密使曹彬，后雖經(jīng)大臣解釋擔保，但宋太宗稍解除了曹氏的職務，將其調為外地節(jié)度使。彌德超因迎合了主子抑制武將的心理需要，立即被破格提升為宣徽北院使，更授予樞密副使的要職。不久，彌氏誣陷之事敗露，但曹彬卻沒有能恢復原職。像曹彬這樣謹慎持重的軍界首腦尚且因只言片語被罷官，而如郭進、楊業(yè)輩勇于用兵的名將，其被逼死也就不難理解。這一切事例無疑都深深地教訓著每一位武官，使他們不能不倍加小心，寧肯失職取敗，也不敢冒然觸犯天條戒律。所以，曹彬和潘美在第二次北伐中的無能表現(xiàn)，就不免使人產(chǎn)生這樣的懷疑：翦鋒挫銳，有意避功，以釋天子猜忌。這種看法又尤以清初王夫之最具代表。王船山認為：曹彬謹慎而不敢居功，潘美陷楊業(yè)于死地的做法，是為了避免“功高震主”，所以選擇了不深究責任的戰(zhàn)敗結果，“勝乃自危，貿(mào)士卒之死以自全”。
由于宋太宗統(tǒng)治集團對軍隊將領實施了種種防范、壓制以及歧視的政策，特別是隨著兩次北伐的失敗，當政者眼光完全向內(nèi)，對武將進一步實行了前所未有的抑制甚至打擊政策，于是武將的精神面貌再度發(fā)生重大轉變，由宋太祖時代初步形成的謹慎、謙恭的趨勢，進一步變?yōu)轫槒?、庸碌以及怯懦的普遍特點。一時，武官們在政壇上黯然失色，精神萎靡。如樞密使楚昭輔雖為武官出身，但從未真正上過戰(zhàn)場，其最大的特點還在于“忠謹，無他才略”。楚昭輔雖然吝嗇成性，遭人譏諷，但性格上的弱點絲毫不影響給天子看管兵籍庶務。而另一位樞密使曹彬，也愈加謹慎小心。其他如柴禹錫、張遜、王顯、楊守一以及陳從信等人，都因為早年曾在藩邸效過力，被趙光義視為心腹，以后或入主樞密院，或出外統(tǒng)管禁軍，成為太宗的親信和軍隊核心人物。但這些人大都沒有戰(zhàn)場經(jīng)驗和軍功，惟以迎合太宗旨意為能事。所以元人修《宋史》時評價道：“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痹偃缣诜⌒l(wèi)士出身的王超和傅潛，在戰(zhàn)場上畏敵避戰(zhàn)，成為世人恥笑的常敗將軍，但卻能長期擔任禁軍統(tǒng)帥。事實上，趙光義對純粹因為軍事原因失敗的將領，總能給予寬厚處理，或置而不問，或暫時貶官，隨后又恢復職位乃至提拔。可見，宋太宗對高級將領過分強調忠心，而忽略了其軍事才能，這實際上便降低了軍官的角色標準。
在宋太宗朝后期，眼見軍事將領那種庸懦無為的精神狀態(tài)，就連一些文官也感到后果嚴重，于是轉而向天子進諫，請求給武官們一定的權威和榮譽，以免使朝廷的軍事組織渙散瓦解。如端拱二年，右拾遺兼直史館王禹□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統(tǒng)御，力崇儒術，親主文闈，志在得人，未嘗求備。大則數(shù)年便居富貴，小則數(shù)月亟預常官”，“但恐授甲之士，有使鶴之言，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zhàn)士之恩?！蓖跤怼跎踔撂岢隽恕耙秩宄级の涑肌钡募みM主張。另外，張洎、田錫等幾位文臣也有類似的議論。透過王禹□等人的議論，不難看出宋初以來的“抑武”政策至此已遠遠走過了頭，造成了武將精神沉淪的嚴重后果。
到宋真宗以后，“抑武”政策被作為祖宗之法得到繼續(xù)貫徹，并變本加厲，甚至戰(zhàn)場上的指揮大權也交給了文官，將領完全受到文臣的支配。如在與黨項交戰(zhàn)的西部前線，宋中央下令“分陜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jīng)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jiān)以下，并聽都部署等節(jié)制，違者以軍法論”。于是，范仲淹、韓琦等文官以經(jīng)略安撫、招討等使的身份，負責指揮各路軍隊。確如宋人劉摯所云：“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jīng)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jié)制，出入戰(zhàn)守，唯所指麾?！痹诖诵蝿菹?，怯懦無能的武將隊伍受到士大夫的普遍蔑視。宋仁宗時，宰相王曾便將地位與宰相相等但出身武將的樞密使張耆，蔑稱為“一赤腳健兒”。以后，名將狄青進京赴任樞密副使，竟被文人們貶呼為“赤樞”（當時軍人有“赤老”的蔑稱）。而翰林學士歐陽修也敢于輕視樞密使、老將王德用，所謂“老衙官何所知”。
綜上所述，在宋初統(tǒng)治集團實行的一系列措施的壓制下，北宋的武將隊伍逐漸被擠壓成循規(guī)蹈矩、無能怯懦的群體，其整體精神狀態(tài)遂呈現(xiàn)出頹喪、萎靡之勢。而這一局面的長期存在，不僅從一個側面加劇了當時“尚武”精神的淪落，使軍旅被視為下賤之業(yè)，而且極大地削弱了國防能力，是造成北宋被動挨打的可悲后果的一個重要原因。
?。ㄔ陌l(fā)表于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