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道教發(fā)展的王宣予老公一個重要時期，由于帝王的支持，道教的香火非常興旺。宋太祖在未作皇帝之前，便與道士有所交往。他在奪取后周政權時，曾利用符 命知道輿論，特別是華山道士陳摶，就積極為之奔走，稱帝之后，對道教的發(fā)展尤為重視，召見京師的道士，請教“治世養(yǎng)生”的法術，并對道教的“寄褐”等陋習 進行整頓。
宋太祖之后的皇帝也非常重視道教。宋太宗繼承兄長的皇位，為了說明其繼位的合法性，為了安撫人心，宋太宗就要找一個很好的 借口，作一番讓人信服的解釋。這種借口，就是所謂的天意、神的安排，于是編排出了很多神話輿論。同時由于神權、上天、道士對于太宗的繼位大有幫助，他才更 加需要以神道設教，一來表示自己不妄舊恩，二來為了更好的安定人心。一些著名道士如丁少微、柴通玄、陳摶等人皆蒙太宗召見，尤其是陳摶，頗得太宗青睞，稱 其“獨善其身，不干勢力”，宋太宗還在終南山修建了規(guī)模宏大的上清太平宮，太宗時已經(jīng)開始把道教齋醮科儀納入到皇朝祭祀活動中。在太宗晚年，意識到皇位的 傳承有陰影，于是，他又一次想到了道教與道士。陳摶又一次發(fā)揮了作用。史載：“帝（太宗）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廝 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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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時期，外患激化，澶淵之盟雖然暫時平定了邊境危機，但澶淵之盟的簽訂，使趙宋天朝大 國的形象受到了很大的影響，遼的壓力損害了天朝大國的威信，真宗在士大夫階層的威信有所下降。在大臣相互攻訐的同時，真宗本人也受到了指責，民眾產生了一 種懷疑和不信任的態(tài)度，有鑒于此，為了安定人心，重建自己天朝大國的威望，從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起，宋真宗開始了“天書下降”、“圣祖臨朝”的活 動，并把太宗時已納入皇家祭祀的道教科儀進一步演變、擴大，使之定型化、普遍化。御用道教開始從民間道教中分離出來，并逐步走向成熟。為了保持穩(wěn)定，宋真 宗也還是利用道教的輿論和神話來維持統(tǒng)治，將自身裝扮成上天“赤腳大仙”下凡的神話形象。由于王位與道教的密切結合，道觀的修建和道教經(jīng)籍的整理也到達了 一個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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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皇帝中，對道教扶植最有力的是，宋徽宗的崇道措施，主要是這些方面：
1.編造“天神下降”的神話，自稱夢見“老君”，要求他擔任道教教主，令天下盡歸“正道”。
2.大興土木，修建道觀，1116年，宋徽宗還在皇宮附近興建上清寶宮，與皇宮相通，以便隨時作法事，同年7月，下令全國道教名山、洞天福地普遍修建宮觀。
3.為神仙人物加封爵號，如對玉皇、莊周、張陵、陸靜修、陶弘景、真武、等賜以“真人”或“真君”等稱號，并對山川河流也給予封賜。
4.仿照朝廷的官吏等級，設立道官，并有道學制度和道學博士，進行考試，初學者為道徒，以后每年考試，根據(jù)其考試的成績分為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隱士、逸峙、志士等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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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訪求道教典籍，編成了《萬壽道藏》。
在帝王的影響下，士大夫崇信道教是普遍的。以為首的王學和以為首的蘇學都與道士過從甚密。蘇軾除號“東坡居士”外，又曾自稱“鐵冠道人”，著有《解》，黃山谷著道服，更是盛傳于世的美談。他們著書立說，對道教義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北宋道教興盛的同時，道教的理論體系也有了一定的變化，隋唐之際，由于煉丹術的發(fā)展，道教的外在形式比較重要，注重祭醮祈禳、符咒行術、煉丹服藥。但 是自隋唐之后，士大夫階層在社會思潮的推動下，以修身養(yǎng)性為根本，不太喜歡道教儀式的繁雜與過多的外在渲染，他們感興趣的是歸真返璞的老莊之學，明心見性 的禪宗之學及復性明理的新。
為了迎合士大夫的興趣，在道教理論方面，許多著名的道士如陳摶、張伯端等從各方面發(fā)展了道教理論。 易優(yōu)作文網(wǎng)，中小學學生學作文的好網(wǎng)站（http://www.zequeka.cn）。
發(fā)展之一是提倡內丹成仙，陳摶著有《指玄篇》和《入室還丹詩》，根據(jù)天地方位、五行所屬、陰陽交感、四時運行的道理，說明人以“身口為爐”、“以宮室為灶，默心修煉，就可以達到”真仙的最高境界，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化虛，復歸于無極，最后成仙不死。
北宋內丹學說的集大成者是張伯端，在《悟真篇》中他闡述了具體的修煉步驟，以詩歌形式總結了北宋之前的內丹方術，他主張從調整呼吸入手，而后精，再之就 是神，這已經(jīng)涉及到了內丹學說最根本內容——“精、氣、神”理論。精、氣、神分別是煉習內丹的“三寶”，“精”是人身水液中的精華，是一種具有生命力的原 始物質；“氣”是指具有推動運轉作用的生命能量；“神”是指精神，三者中精的作用是化育，神的作用是覺知，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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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展之二是提倡三教 合一。這種理論變化體現(xiàn)最為明顯的是假托鐘離漢和呂洞賓出現(xiàn)的事跡與著作，鐘離漢和呂洞賓事跡在五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盛行于北宋，所謂的他們思想體現(xiàn)了三教合 一的特點，如《鐘呂傳道集》中，鐘離漢對呂洞賓的說教中，反復強調，齋戒、休糧、斷味、禪等等是道家的“小法”，“窮萬物之理”，即格物致知是“大道”。 一些道教的書籍進而更加明確這種思想，“夫道，一而已矣，儒以修身，釋以參性，道以了命。則三姓會聚，三花結頂，三五合一，若皈道而不知三教合一之旨，便 是異端邪說”，“三教之理，儒言存心，釋言修心，道言煉心”。
內丹思想的成熟和三教合一的趨向，直接為南宋、金、元的道教發(fā)展鋪平了道路。南宋、金、元時期道教發(fā)展最有典型意義的是全真教的興起與發(fā)展。
全真教的創(chuàng)始人為王重陽，陜西咸陽大魏村人。王重陽原名王中孚，字允卿，生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他從小習讀儒家經(jīng)典，并按照中國知識分子常規(guī) 的發(fā)展道路，應試科舉，但是沒有成功，此時金兵揮戈南下，占領了北方，為了鞏固金廷在中原統(tǒng)治地位，金人仿照北宋設立科舉制度，并開設武舉，王重陽棄文從 武，中了武舉甲科，改名世雄，字德威。但是在社會動蕩不安的情況下，武舉為官的王重陽在仕途上并不順利，只是一個小小的酒稅小吏。在官場失意之余，王重陽 開始對道教產生興趣，1159年，他正式成為道士，改名為王，字重陽，開始以傳道為職業(yè)的生涯。他最初在終南山修筑了一個洞穴作為修煉的場所，稱“活死人 墓”，1167年，王重陽的宗教思想開始成熟，他只身東往山東半島，開始招收門徒傳教，在文登、寧海、福山、登州、萊州收了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 一、丘處機、赫大通、孫不二七位徒弟，建立了七寶會、三教金蓮會、三教三光會、三教玉華會、三教平等會，以“全真”作為教的名稱。
1169年王重陽率領丘處機、劉處玄、譚處端、馬鈺四大弟子西歸傳教，在半道王重陽去世。其弟子在山東、河北、陜西、河南一帶繼續(xù)傳教，擴大影響。
全真教的傳教骨干大部分出身于知識分子階層，因此在教義、理論的建設上比較完整，全真教的主要論著有：王重陽的《立教十五論》、《金關玉鎖訣》、《授丹 陽二十四訣》；馬鈺的《丹陽真人直言》、《丹陽真人語錄》；劉處玄的《至真語錄》；丘處機的《大丹直指》。他們還用詩歌詞訣的形式宣揚教旨，王重陽有《全 真集》、《教化集》、《分梨十化集》；馬鈺有《漸悟集》、《洞玄金玉集》、《神光燦》；等等。從這些著述可以看到全真教的理論發(fā)展特點。
第一，順應時代潮流，宣揚三教合一。主張儒釋道的核心均為“道”，實質上沒有太大差別，王重陽的著作中，強調三教合一的比比皆是，“儒門釋戶道相通，三 教從來一祖風”，“釋道從來是一家，兩般行貌理無差”。其弟子繼承師風，論著中也隨處可見此思想，“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圣古今同”（丘處機），“三教 歸一，弗論道禪”（劉處玄）。丘處機在外修功行方面，吸取了儒家仁、義、禮、智、信等說教，作為全真教信徒行事的準則。在《寄西州道友書》一文中，他提 出：“舍己從人，克己復禮，乃外日用；饒人忍辱，絕盡思慮，物物心體，乃內日用?！庇衷?：“先人后己，以己方人，乃外日用，清靜做修行，乃內日用。”這種 內外日用的理論也就是儒道結合的理論，即道為內，儒為外，用道家的修性結合儒家的事功以達到追求的目標。還經(jīng)常宣揚儒家的“仁愛”、“忠孝”理論，要求教 徒要有仁愛之心，講孝道。
第二，以“全精、全氣、全神”為成仙的最高境界。全真教把內丹學說向更完善的地步推進，北宋張伯端發(fā)展了過 去的內丹理論，將煉心煉氣、修性修命結合。全真教繼承張伯端理論，大都主張性命雙修，而且有所發(fā)展，如普遍將煉心放到更重要的位置等。王重陽就說：“諸賢 先求明心，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心外無道，道外無心也”。將內丹修煉的“明心”視為修道之精髓。主張性命雙修，先性后命。認為人心具有真性，這種真性本身 是不生不滅、超越生死的，它叫元神、本真、真性等等。通過心性的修煉可以達到“全精”、“全氣”、“全神”的“全真”境界，按照王重陽的描述，元神修煉最 高時，便有“陽神”出現(xiàn)而飛升仙界。
為了進一步擴大影響，使全真教達到“四海教風為一家”的局面，全真教開始尋求與政治聯(lián)姻的途徑， 這也是道教史上重大的一種變化，道教已經(jīng)不再是純粹的心理的寄托和生理的健身，也不再是純粹的迷信和巫術，而是千方百計通過三教合一而成為統(tǒng)治倫理的一部 分，把信徒的思想、行為準則引向統(tǒng)治者的利益。
在全真教與王權的結合過程中，丘處機起了很大的作用，丘處機（1148～1227）， 字通密，號長春真人，山東棲霞人。丘處機雖長期從事宗教活動，但對社會問題有著敏銳的洞察力。他深知要使自己的理論有長盛不衰的生命力，必須要在實踐中給 人們帶來好處，而這種實踐又必須要得到統(tǒng)治階級的全力支持。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丘處機對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這是丘處機首 次向最高統(tǒng)治者宣傳自己的主張。1219年，丘處機接受之邀，以73歲的高齡，率領18弟子，不辭數(shù)萬里艱苦跋涉，西行至雪山（今阿富汗境內興都 庫什山）行營，在成吉思汗西征軍行營內，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相處兩年，多次論道，一是宣傳“去暴止殺”，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蒙元統(tǒng)治者對所征服地區(qū)人民所推 行的殘酷殺戮政策；二是宣傳濟世安民思想，希望出現(xiàn)一個好皇帝，讓人民過上的生活，蒙元政權要讓百姓“獲蘇息之安”，真正做到“恤民保眾，使天下 懷安”；三是通過宣傳“三教合一”的理想，推動蒙元統(tǒng)治者在中原地區(qū)進行改革和推行漢化政策，加速了元代統(tǒng)一全國的進程，丘處機的論道，對成吉思汗及蒙元 上層集團人物的接受漢化起到了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由于丘處機為成吉思汗統(tǒng)一天下出謀劃策，成吉思汗尊稱丘處機為“丘神仙”，并予以一定特權，掌管天下道 教，一時間，全真教的發(fā)展進入了鼎盛階段，修建了大批道觀，以燕京為中心，遍及河北、河南、山西、山東、陜西、甘肅，以一個教派的力量重新編修《道藏》， 編成了7800卷的《玄都道藏》。
在蒙元統(tǒng)治初期，全真教與政權的合作關系良好，如丘處機的繼承者尹志平利用全真教的宗教影響，使陜 西的抗蒙遺民先后歸附，為蒙古統(tǒng)治者的南下鋪平了道路；再如尹志平的接替者李志常得到元太宗和元憲宗蒙哥的信任后，為蒙元政權培養(yǎng)治國人才，教蒙古 的貴族子弟學習漢學。
全真教與政權能夠合作，除了全真教道士的自身努力之外，還在于它作為宗教的特殊社會功能，也就是說，統(tǒng)治者需要 一種精神的影響來推進他的政治行為或軍事行動。隨著對南宋的軍事勝利，蒙元統(tǒng)治者對全真教的扶植政策開始放棄，他們一方面擔心全真教發(fā)展過于迅猛，威 脅到自身統(tǒng)治，另一方面，南方的統(tǒng)治比北方更為重要，而全真教的主要影響在北方，其政治倚重的價值不大了。因此在李志常掌教的后期，全真教開始衰敗，首先 是與佛教的御前的第一次辯論，結果敗在了少林長老福裕為首的佛教徒手下，其后在第二次辯論中，再次失敗，全真教的一大批道經(jīng)、道傳被作為偽經(jīng)而焚毀。
在元朝統(tǒng)一中國之后，道教系統(tǒng)中發(fā)展較好的是南方的正一道，正一道來源于符新舊各派，各派發(fā)展到宋元之際，在教義、法術上很接近，如凈明道與正一道關系 密切，其道士到龍虎山學正一法，如正一嗣教吳全節(jié)自幼學道龍虎山，又在元大都崇真萬壽宮從道士陳可復學雷法，并向東華派首領林靈真學道法，還修習內修南宗 的內丹法。而后，元統(tǒng)治者又任命天師掌管江南道教，正式形成了正一道。
正一道具有這樣一些特點：第一，以張陵后裔為教主，世襲“正一 教主”，由于張陵的第四代后裔據(jù)說遷居住于江西貴溪龍虎山，龍虎山成為了正一道的中心。第二，在組織上，是一種松散的聯(lián)盟形態(tài)，即龍虎宗、茅山宗、太一道 等可以各自為政，承認天師道為大宗主即可。第三，道觀規(guī)模小，戒律也不嚴格，道士可以娶妻生子，不住道觀。俗稱“火居道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