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似乎總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歷史脈搏，引領學術界的目光投向一個又一個新領域。
八十年代后的美學熱、文化熱，都與李澤厚有關。可以說，他在這十年間中國思想文化的進程中，留下了自己明顯的烙印。
據(jù)說有一年李澤厚南下，去某大學附近的書店做客。老板在門口貼了一張不起眼的告示，引得諸多學子停步注目。他們興高采烈，奔走相告：李澤楷要來了!
一位學者在聽到這個段子后感嘆：“一瞬間，我感到了世事的蒼涼。想當年，李澤厚是何等了得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學生、研究生，有幾個不知道李澤厚的?就連他那本其實沒多少人讀得懂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也是許多青年學子的架上之書，枕邊之物。”
李澤厚曾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在新世紀已經(jīng)九年的今天，大概是“學人淡出，商人凸顯”了。將李澤厚錯認做李嘉誠之子、小超人李澤楷，這是時代的悲哀還是進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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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年，李澤厚初出茅廬就 一鳴驚人，在1956年的美學爭論中，二十六歲的他發(fā)表《論美感、美和藝術》一文，提出美是“客觀性和社會性的統(tǒng)一”，批評了當時鼎鼎大名的美學家朱光潛和蔡儀的觀點。
在此后的“反右”和“文革”中，政治的驚濤駭浪波及中國絕大部分思考者的頭腦，而李澤厚卻幾乎沒受影響。在太行山下放，在“五七”干校勞動，當有的同事忙著做家具的時候，李澤厚卻用紅寶書蒙著康德的著作，搞自己的哲學研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百廢待興，李澤厚的作品有如橫空出世。從哲學、美學到思想史，他橫跨多個領域。從思想到語言，都是一種嶄新的面貌。
《批判哲學的批判》這一純哲學著作，當時初版竟然賣了三萬冊。而三部(古代、近代、現(xiàn)代)思想史論更是影響深遠。他的思想洞見和文字魅力在《美的歷程》一書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該書1981年出版后，十年之內印了八次，成為最暢銷的學術著作，甚至成為一個時代的標志，被馮友蘭先生高度評價，是對中國美學、中國文學，以至于中國哲學最精練濃縮的概括。這本1979年的作品，絲毫沒有革命八股的文風，即便今日看來，文字依然珠圓玉潤。光是標題，便氣度不凡：龍飛鳳舞、青銅饕餮、魏晉風度、盛唐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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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宣稱，以七七、七八級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級研究生為代表的一撥人是“讀朦朧詩和李澤厚長大的一代”。
高爾基曾這樣評價葉賽寧：“與其說是一個人，倒不如說是自然界特意為了詩歌，為了表達無盡的‘田野的悲哀’、對一切生物的愛和惻隱之心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個器官。”《原道》主編陳明套用這個說法，認為李澤厚“也是上帝賜給中國進行思想的器官，為了感受時代的氣息、脈搏，把它彰顯放大”。
李澤厚似乎總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歷史脈搏，引領學術界的目光投向一個又一個新領域。八十年代后的美學熱、文化熱，都與李澤厚有關?？梢哉f，他在這十年間中國思想文化的進程中留下了自己明顯的烙印。
李澤厚說，他的所有書都有盜版，即便如此，近年著作收入也超過一百萬了。也許李的思想仍然有人質疑，但其在思想啟蒙方面的覆蓋力，恐怕不亞于正統(tǒng)的教科書。 作文能力提升，就來易優(yōu)作文,http://www.zequeka.cn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李澤厚是時髦。但世移時易，有人認為李澤厚過時了：1989年寫《華夏美學》的他已是“日薄西山”，而1998年的《世紀新夢》更是“老態(tài)畢現(xiàn)”。
李澤厚的思想究竟會在歷史上占據(jù)什么位置，恐怕今人無權置喙?？跓o遮攔的他對記者說：“有人說我已在美學上遠超朱光潛，哲學上遠超馮友蘭。我心里傾向接受，口頭卻連說不敢，我還沒想清楚這到底是我的謙虛還是虛偽?！薄皩ξ业脑u價，可能要在我死后三十年或五十年?！?
李澤厚1992年1月去了美國。每年回國一次。在異國他鄉(xiāng)教學八年。現(xiàn)已退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如眾星捧月般的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給金發(fā)碧眼的年輕人講授中國的 孔子和康、梁，不知是怎樣的一番滋味。
當學問家取代思想家，當各種新思潮鬧得不可開交之時，一個遠離中國、遠離學術圈的老人，偶爾也會超然世外地說些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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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深秋，李澤厚身著睡衣，在家里接受了采訪。當他談起世界和歷史，一種孤高而強大的自信折射出背后龐大的思想支撐。當他用湘音聊起老長沙的舊時風貌，一種溫暖的氣氛烘托出這位老人的恬淡心境。
李澤厚曾說“走自己的路”。在他看來，自己的人生際遇與“反右”、“文革”一樣，都是社會大潮的起伏而已，而只有自己的思索一直閑庭信步，節(jié)奏未曾改變，正如記者幾次要求，他依然穿著睡衣拍照。
下面的對話，大部分都是常識?？峙轮挥星逍讯安欢饲槭拦省钡睦先?，才能說出這些明白而不拐彎的實話。
我認為，破壞一個東西不大難，但建設一個東西卻不那么容易，而人類社會是靠建設而不是靠破壞來維持其存在的。中國目前階段，還是建設比批判更加重要。 在線作文批改系統(tǒng)，<a href=http://www.zequeka.cn/jiaoshoulanmu/>易優(yōu)名師作文批改</A>
記者：現(xiàn)在一些人提倡理性、建設性，據(jù)說您很早就有類似的提法，能不能講一講?
李澤厚：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有過類似說法。對五四運動，我曾評價為：理性不足，激情有余。這八個字是我在當時紀念五四運動時寫的。
但現(xiàn)在有股潮流，有批人物，否定五四，覺得五四斬斷了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這個觀點我是非常反對的。盡管我認為五四有很多缺點。
學術界流行 尼采和后現(xiàn)代?，F(xiàn)在把尼采捧為學術偶像，我是不贊成的。我認為，破壞一個東西不大難，但建設一個東西卻不那么容易，而人類社會是靠建設而不是靠破壞來維持其存在的。不破不立，主要是強調破的方面。實際上立比破要難得多，破了不見得立得起來。
比如寫學術文章，以前我說過，你指出哪個人的文章有一二三四五錯誤，那不太難，但你要想就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一點真正的建設性意見，就不容易。小到寫文章，大到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成長，建設是重要的，所以我很贊成理性、建設性這個提法。
一個很有名的知識分子跟我講，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批判。似乎一考慮建設，就是想做帝王師。這個看法是不對的。這個立場在歐美可以，因為這些社會的資本主義已經(jīng)很穩(wěn)固了，你怎么批判也沒什么關系。歐美一些知識分子做的事情就是批判，他們不管建設不建設。
譬如?？?，就是反對理性，認為理性是囚籠、啟蒙是錯誤。但是對中國，特別是目前的中國來說，更需要理性的、建設性的東西。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馬克思主義不僅是批判的哲學，也應該是建設的哲學。過去一講到馬克思主義，修飾語就是批判的、革命的。但我認為，馬克思主義應該也是建設性的。怎么樣建設一個好的社會，精神方面、物質方面都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研究。
記者：記得您說過，在不同社會階段，需要的思想是不一樣的。歐美的社會制度發(fā)展已經(jīng)比較成熟，所以需要?？逻@類批判思想。但在中國現(xiàn)在這個階段，后現(xiàn)代這些東西是不是遠遠超前于現(xiàn)實了?
李澤厚：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一個思想的作用要放到具體的社會環(huán)境里去考察。
西方的資本主義發(fā)展了幾百年，理性的東西相當周密。美國的 法律多如牛毛，法律就是理性的具體表現(xiàn)。而理性，特別是工具理性，在中國是太少了。而在西方，卻是工具理性太多，把人都捆起來了。所以，他們需要破壞和解構。中國恰恰相反。學者們要模仿、要接軌，把后現(xiàn)代硬搬過來，在基本學理上是有問題的。當然，后現(xiàn)代作為一種現(xiàn)象，為什么和如何可能產(chǎn)生，這倒值得研究。我想可能有這個原因：主流學者不是講“歷史的終結”嗎，歷史終結，便不需要革命了，激情也沒有了，過一種平平淡淡的生活。有些人感覺極不滿意，有各種虛無和自我暴棄。
但是，就中國社會而言，許多人仍然沒有過上好的生活，大量農民工還在為生活拼搏。所以，這些思想就和時代脫節(jié)了。其實，就算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貧富懸殊問題。不然法國哪有那么大的騷亂，也是因為那些移民的第二代受到歧視吧。
講后現(xiàn)代的人，很大部分是學院里的教授。一些人大肆贊美非洲的原始部族。有學者說，那你干嘛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非洲去?為什么自己不去那里生活?
后現(xiàn)代思潮實際上是在學院里，并不是發(fā)達社會的思想主流，社會的主流還是非常理性的。
在西方學院最時髦的就是后現(xiàn)代，要趕時髦，才能接軌嘛。學術和科技不一樣，科技當然最時髦的就是最好的。學術卻不一定?，F(xiàn)在的理論不一定比柏拉圖好到哪里去。后現(xiàn)代的這些代表人物反對理性、反對啟蒙，但他們其實并不比康德、氯洛克、休謨強到哪里去。?？?、德里達這些人，我覺得比馬克思差遠了。
記者：您仔細看過?？?、德里達嗎?
李澤厚：當然，只看過一些，但他們的基本思想我知道。比如?？?，我認為比較精彩的是，他說知識是與權力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任何一種知識都是被權力支配著。這是有道理的，甚至某些自然科學，都是被某種權力支配的。沒有什么真正超脫的知識，沒有與政治無關的真理。但是，馬克思的思想里早就包含著這一點。其實，?？滤麄兪荞R克思的影響很深，但他們不愿意講。海德格爾也是這樣。福柯的其他主張，比如理性是監(jiān)獄等等，我以為，學術價值并不高。
我是在中國傳統(tǒng)的基礎上融化康德和馬克思，我也吸收了不少后現(xiàn)代的思想。中國人不信上帝，怎么還能維持那么久呢?原因之一，是因為中國有個“禮教”， 儒家的教。
記者：您的思想的兩個基點，是不是馬克思主義和儒家經(jīng)典?
李澤厚：一個是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另一個是中國傳統(tǒng)。我是在中國傳統(tǒng)的基礎上融化康德和馬克思。我也吸收了不少后現(xiàn)代的思想。例如，后現(xiàn)代思潮反對絕對的、先驗的理性，反對像康德、 黑格爾那樣的理性。我提出的實用理性，恰恰也是反對絕對先驗的理性。我認為理性是從經(jīng)驗中提升出來的。這些方面便和后現(xiàn)代有吻合之處，或者說吸納了他們的一些東西。又如，我反對他們的相對主義和反二分法，卻又強調“度”的靈活性和不確定性，等等。
記者：從計劃經(jīng)濟到市場經(jīng)濟，中國的物質生活是朝向歐美那個方向。在精神文化層面上，中國是不是缺乏什么，怎么解決?比如中國人是不是需要宗教?
李澤厚：這個問題太大了，不好談。在美國上課時，有個學生問我，你們中國人不信上帝，怎么還能維持那么久呢?他很驚訝。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漢族發(fā)展到今天這么龐大的規(guī)模和人口，是一個奇跡。
原因之一，我在最近的一個文章中講，是因為中國有個“禮教”，儒家的教。他不信上帝，也不拜孔子。但是，他拜五個字：天地國親師。我記得小時候，家里的堂屋供奉著祖宗牌位，后面的紅紙上寫了五個大字：天地國親師。這就是中國的宗教，拜的就是這個東西。原來是“天地君親師”，辛亥革命以后就改成“天地國親師”了。國是國家，親就是長輩和親戚。中國的禮教，是一套行為規(guī)則，一種倫理規(guī)范，一種情感信仰。所以，我講中國禮教的特點是宗教、倫理、政治三合一。三綱五倫，這就是中國的宗教，是和倫理、政治相結合的一個東西。但是，這個傳統(tǒng)也丟掉了。
過去的這個傳統(tǒng)是有經(jīng)濟基礎的，祠堂、宗祠有田，由族長來支配錢怎么用，或者辦學，或者在饑荒時義賑，救濟災民。現(xiàn)在這些都沒有了，在新的形勢下，我們怎么來應對?假設我們從外面借一個宗教比如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過來，可能性不大吧!能否和怎樣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形式，回到中國人過去那種天地國親師的信仰狀態(tài)?這是中國文化要解決的大問題。
到現(xiàn)在為止，中國還是人情味比較濃的一個社會。注重家庭生活，尊敬師長、長輩，注意各種親屬關系，和別的民族還是不同。比如打工妹賺了錢，還要寄回家，很顧家的。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這說明什么?說明還是存在某種傳統(tǒng)。不能說基礎牢固，但場域尚在，還有可能在這個基礎上怎么發(fā)展出信仰?學者要思索，也要做一些社會調查，還要政治家的努力。這是很艱巨的事情。
記者：這和您說的“西體中用”有關系嗎?
李澤厚：大有關系。關于西體中用，我已經(jīng)寫了很長的文章，不再重復。簡單說兩點。首先，所謂西體就是現(xiàn)代化，這個現(xiàn)代化是從西方引進的，不是講改革開放嘛；“體”是指社會存在。西體是指社會存在和日常生活的現(xiàn)代化。這才是真正的人類本體。這和我說的吃飯哲學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個“體”，不是虛無縹緲的中國精神，文化傳統(tǒng)、精氣神啊什么的。
第二，我的這個西體中用是針對中體西用而言的。中體西用來自張之洞，其主要目的就是維護封建專制。沒有中體西用，我也不會說西體中用。而中用，是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國來后的應用。中國“用”西方的體，會創(chuàng)造出新形式。所以我說轉換性創(chuàng)造。從而這個“體”也就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那個“體”了。這個問題講起來很復雜，詳細的可參看我的《再說西體中用》一文(見《世紀新夢》)。
記者：上海等地開設了中小學生誦經(jīng)班，輔導他們學習《三字經(jīng)》、
《千字文》、《百家文》等儒家啟蒙經(jīng)典。請問您對兒童讀經(jīng)運動有什么看法?
李澤厚：我并不反對讀些經(jīng)典，不然我寫《論語今讀》干什么?但要看你用什么思想來指導讀經(jīng)運動，是國粹主義、復古主義、保守主義?這些是我反對的。
中國的主流，儒家、道家都講天人合一。這是哪里來的?就是我說的巫史傳統(tǒng)。我認為 周公、孔子、 秦始皇，是對中國歷史影響最大，也最重要的三個人。
記者：您剛才說到中國禮教的特點，是政治、宗教、倫理三合一，這出自您對巫的理解吧?現(xiàn)在年輕人的思維結構，完全是西方現(xiàn)代科學那一套。而西方概念體系和中國傳統(tǒng)是搭不上界的。比如哲學、宗教，中國過去都沒有這些完整的概念。但您是從根子上思考，建立了一套概念體系。
李澤厚：我就是從根子上找。例如，為什么中國人說天人合一?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因為上帝和人是絕對不同質的。你只能皈依上帝，上帝贖你的罪。你不能和上帝變成一體(除了某些異端派別)。中國的主流，儒家、道家都講天人合一。這是哪里來的?就是我說的巫史傳統(tǒng)。似乎別人還沒這么說過。
記者：周公和孔子發(fā)揮了巨大作用。
李澤厚：我認為周公、孔子、秦始皇，是對中國歷史影響最大，也最重要的三個人。
記者：秦始皇為什么了不起呢? 李澤厚：我以前沒有講過，我不是研究歷史的，發(fā)言權不夠。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是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他搞了書同文等等。漢字在維持中華民族的延續(xù)、發(fā)展和統(tǒng)一方面起了極大的作用。我認為漢字并不是口頭語言的復寫，和西方語言完全不同。但我不是語言學家，這只是我的一個看法。但我覺得這個看法很重要。
漢字怎么來的?來自結繩記事。所以漢字具有神圣性、可崇拜性。
我小時候，經(jīng)?？吹綁ι腺N著一張紙，上寫“敬惜字紙”。一張白紙，寫了字，就應該愛惜它，尊敬它。沒有漢字，中國很早就分成很多個民族國家了，就和歐洲分成那么多民族一樣。而且，漢字控制著語言的發(fā)展，而不是語言控制文字的發(fā)展。在西方恰恰相反，是語言控制文字的發(fā)展。要英國教授看懂十一世紀的英文，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們可以看懂孔子、 孟子的東西。文字有這么強的持續(xù)性，語言受它的控制。除了書同文，秦始皇還有 漢武帝把六國開始的郡縣制統(tǒng)一化、制度化了，建立了文官制度等等。這也很了不起。中國的基礎都是秦漢時打下的。
記者：記得您講過，在地方和中央的關系上，您還是傾向于中央集權?
李澤厚：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和很多朋友爭論時說過，中央集權很重要，不能搞地方分權。中國最可怕的是內戰(zhàn)。如果地方分權，每個地方都有軍區(qū)支持它，那湖南和廣東就可以打仗了。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統(tǒng)一市場，多好。歐盟就是想搞個統(tǒng)一市場啊。什么事都有利必弊。中央集權當然有弊端，但比分權可能帶來的四分五裂好得多。
這個方面我和很多人看法不一樣。有人提倡地方自治，我是不贊成的?？梢愿阍囼?，但如果發(fā)展趨向與中央對立，那就麻煩?
記者：哪些方面可以分，哪些可以統(tǒng)一?您能不能講得細致一點?
李澤厚：我是搞哲學的，只能說個大概。經(jīng)濟上、政治上，哪些該分，哪些該統(tǒng)，那是我無法發(fā)言的。但我當年就贊成宏觀調控，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吧。辛亥革命最大的問題，就是把中央集權的象征打掉了。后果一定是軍閥混戰(zhàn)。
人首先是種物質性的生存動物，我不欣賞那些大講精神至上的人。我故意用吃飯哲學這個詞。有人說庸俗、粗鄙，我就是要它來刺激那些蔑視物質生活的人。
記者：您似乎對民族主義比較反感。
李澤厚：民族主義是很危險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最容易煽動民眾感情的一種主義。如果有人鼓動，我們和日本打一仗，那一定是許多青年人爭先恐后?，F(xiàn)在之所以不能搞議會、多黨制，原因之一是打民族主義大旗的政黨一定優(yōu)勢勝出。這是非常危險的。
現(xiàn)在學術界也有某種民族主義思想，包括我的一些學生、朋友，我是不贊成的。十年前不是有本書《中國可以說不》，我非常反感?，F(xiàn)在也有一種情緒，認為二十一世紀就是中國的世紀，我也不贊成。這是一種莫名其妙的自大。不管哪個方面，科學、軍事、技術、政治、文化以及經(jīng)濟，我們比西方都差一大截。所以我最討厭豪言壯語。這方面我和很多人講不來。我認為這種姿態(tài)容易誤導民眾。如果號召和日本或美國打仗，那一定熱血沸騰，群情激奮，極不理性。
記者：有很多學生游行抵制日貨。這個算不算民族主義?
李澤厚：我覺得，政府和學者應該注意這個問題。我一再說歐盟是個榜樣，那么復雜的情況可以走到現(xiàn)在這樣密切的經(jīng)濟聯(lián)系，這才是世界真正走向大同的路徑。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語言、不同傳統(tǒng)可以聯(lián)合在一起?，F(xiàn)在不能想像法德再打仗了。也許三十年后俄羅斯也會進去。為什么?因為經(jīng)濟的力量。
對 臺灣也是，經(jīng)濟力量才能讓它不和大陸分開。這就是我的馬克思主義，這也是我的吃飯哲學。我說的吃飯，包括衣食住行、性健壽娛，指整個生活質量的不斷上升。這個力量是最大的。
人首先是一種物質性的生存動物，我不欣賞那些大講精神至上的人。我故意用吃飯哲學這個詞。有人說庸俗、粗鄙。我就是要它來刺激那些蔑視物質生活的人。你再不庸俗，也要吃飯，而且都想吃點好飯。除了印度的苦行僧。我以為不論做事或做學問。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判斷。我一向說，判斷能力比知識重要。
記者：能不能對自己做個評價?
李澤厚：近兩年已經(jīng)有好幾位這么問過我了，我對自己不好做評價。讓時人特別是后人評價吧。我總不能像牟宗三說自己是“古今無兩”
吧，有人說我已在美學上遠超朱光潛，哲學上遠超馮友蘭，我心里傾向接受，口頭卻連說不敢，我還沒想清這到底是我的謙虛還是虛偽。
記者：您提了一些概念，如實用理性、樂感文化、一個世界，都很獨特：您的這套概念能夠在中國和西方的思想之間搭一座橋，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李澤厚：我抓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這樣才能真正走進世界，和西方溝通。從 王國維到馮友蘭、牟宗三，都是走向世界，我希望將來能走進世界。
我的這些概念，不僅中國可以用，將來西方也可以用。比如我的實用理性，當然要很長一段時間以后。對我的評價，可能要在我死后三十年或五十年。呵呵。
記者：對目前國內學術界的主力軍，您有什么評價?
李澤厚：在1985年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后記中，我說希望屬于下一代。我希望能“為王先驅”。
我希望這些年輕人能出一些非常好的作品。我當時說，紅衛(wèi)兵一代搞自然科學是沒有希望了。但我希望在人文學界、政治方面出一些有作為的人。包括文藝界，我希望出一些大家。而多年過去了，我對此相當失望。最大的問題是原創(chuàng)性不夠，都是轉述模仿。根本性的創(chuàng)造太少。當然也不能胡亂創(chuàng)造。
記者：到現(xiàn)在，您的著作總共印了多少冊?
李澤厚：我沒有數(shù)。我所有書都有盜版。這些書好像還是學生買得多。因為盜版書都集中在學校區(qū)域。書有人看就好，可惜錯字太多。我的書在臺灣賣得也不錯，例如《美的歷程》，這個沒想到。這大概是我惟一安慰。
記者：為什么一直有人看呢?說明一直沒過時。
李澤厚：不隨風倒?，F(xiàn)在講華倫斯坦、白銀資本等等，我就不信。不論做事或做學問，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判斷。我一向說，判斷能力比知識重要?，F(xiàn)在很多是人云亦云，趕時髦，追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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