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歷史，是由無數(shù)的歷史人物活動于其中，并自覺和不自覺地創(chuàng)造出來的。這些歷史人物有不同的政治經(jīng)濟背景，抱著各自不同的目的，屬于不同的階級或利益集團，他們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tài)存在著巨大差異，追求和向往亦各不相同，在歷史上的作用，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亦千差萬別。所以歷史人物作為歷史活動的中心尤其引人關(guān)注。在歷史研究中，歷史人物的評價是一個重要問題。宋代理學家在其特有的圣人史觀的指導下，對中國歷史長河中的各類人物作過甚多的點評，其中有許多具有很深的文化意蘊。誠然，在數(shù)千年的政治舞臺上，君主和官僚是兩個最活躍的角色。二者有機地結(jié)合在一起，構(gòu)成了專制制度的軀干，君主與官僚政治取得了全社會各領(lǐng)域的支配地位，因而，對政治性人物的評價就成了宋儒對歷史人物評價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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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言必稱道統(tǒng)： 道者何謂也？道乎所道也。 道于仁義而仁義隆，道于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 道乃是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可見， 道 不過是綱常倫理教條的抽象化，而綱常倫理教條則是 道 的具體化。歷史上思想行為合乎 道 者，便是值得肯定的正面人物：
伊、呂之功則同，其心則有異者。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在畎畝之中，不以其君無道而遂忘其君，不以其國將必亡遂棄其國，五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欲其君之克念其國之不亡，禹未泯祀，伊尹之心也。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遂棄其國，不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晏安坐于□溪之中，忍其君不道，俟其國將亡者，呂望之心也。
商國君太甲荒淫無道，國相伊尹不以其君無道，其國將亡而忘卻其職責，想方設法竭力挽救瀕臨傾覆的政權(quán)，這才是合乎大道的。因為 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也。首萬物者乾，則以君況焉；尊萬邦者君，則以父擬焉 。君父之位，乃天日之尊，不可須臾忽忘，綱常倫理是永垂后世的根本大法，然而呂尚在 君暴虐于上，民涂炭于下，國之祀日且墜矣 的情況下，毅然棄商紂而去，被石介看作是不足取的，他指責呂尚 不一就見其君，進其說，安知其君之不受，其說之不行，直棄絕之，望之心不如伊尹之心，望之道不若尹之道萬分之一 。石介是站在執(zhí)政者的立場上立論的，片面地強調(diào)最高統(tǒng)治者的權(quán)利，片面地強調(diào)臣民對君主的義務，完全剝奪了除一個人之外一切人的權(quán)利，其最終結(jié)果是這一個人（君主）在忘卻自身義務的同時，粗暴踐踏一切人的權(quán)利，失去有效制約的權(quán)力很容易將政治引入污穢的泥坑。儒家的道德倫理可以成為統(tǒng)治者精神上自我節(jié)制的要素，但道德畢竟不是法律，無形的倫理道德不能替代有形的法律規(guī)定。石介以貫穿自然、社會的總原則 道 作為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也表現(xiàn)在對歷代君主的評價上： 蘇州易優(yōu)語文培訓，閱讀寫作同步提升 http://www.zequeka.cn/mIniform.html
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圣，溫恭皏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乎湯與文武，道之使為帝，則帝矣，使為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為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于千萬世。賈若能遠舉帝皇之道致于人君，施于國家，布于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于朝廷，通于政教，裕于后世，以高祖之材而不能行之乎？乃齪齪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慚德，漢家比蹤三王為不侔 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 蘇州易優(yōu)閱讀寫作精華課，（tel:181-1815-9898）有趣、有用、提分快
太祖武皇帝之神武，太宗文皇帝之睿圣，真宗章圣皇帝之仁孝，豈復讓于堯、舜乎？觀建隆、開寶之平定，興國、雍熙之樂康，至道、咸平之醇□，豈復羨于夏、商、周乎 （仁宗）聰明神圣，皆自天縱，言語動作，暗與理合 高視軒、農(nóng)，遠超羲、昊，茍更能斟酌祖宗垂憲，效而行之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石介認為，漢高祖之豁達大度，聰明神圣等品格宛如一塊未經(jīng)雕琢的美玉，質(zhì)地是非常優(yōu)良的，但要將這種優(yōu)良的質(zhì)地展現(xiàn)出來，卻是陸賈、叔孫通這些人的職責。具體地說，陸賈、叔孫通應 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 ，一句話，應以重建儒家理想中的綱常倫理和禮樂教化制度為核心任務來帶動全局。石介從道德全能主義的角度出發(fā)，把道德生活及其相應的價值觀看作是有序社會的關(guān)鍵所在。這種建立在宗法制血緣關(guān)系和傳統(tǒng)社會經(jīng)濟基礎(chǔ)之上，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倫理道德才是維系社會歷史治亂興衰的根本，而 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 盡管也具有一定的功用價值，但卻不是建立有序社會的根本力量。然而，陸賈、叔孫通等人未能深切地體察這一點，沒有把提倡以倫理道德為主體的 道 當作重建漢代社會的中心任務，其結(jié)果只能導致漢高祖 上視湯、武有慚德 。僅觀宋代諸帝，太祖之神武，太宗之睿圣，真宗之仁孝，仁宗之聰明神圣，言語動作，無不合乎以忠、恕、孝、悌為骨架，以仁、義、禮智、信為表現(xiàn)形式的倫理道德，所以能開創(chuàng) 平定 、 樂康 、 醇□ 的理想世界。 蘇州易優(yōu)語文閱讀寫作培訓，家長信賴，學生喜歡。 http://www.zequeka.cn
作為開一代風氣的歷史學家，歐陽修也視綱常倫理為支配歷史興亡之 道 ，并將綱常倫理這個概念濃縮為 理 ，認為正是 理 支配著歷史的演進。如他將五代 極亂之世 的原因歸結(jié)為 禮義衰，風俗墮壞 ， 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二程之前，歐陽修在探索歷史進程的終極原因時就把倫理規(guī)范歸結(jié)為 天理 ，這一點，在中國思想史上，對宋明理學的影響長久以來均為哲人們所忽視。 天理 同時也是他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最典型的莫過于他對五代時名相馮道的評價。馮道一生，歷后唐、后晉、后漢、后周與遼五朝八姓十一帝，不離將相、三公高位，明哲保身，未嘗諫諍，晚年自稱 長樂老 。持平而論，馮道為官，尚無當時官吏貪暴放縱之風，而很同情民間疾苦，曾對后唐明宗誦聶夷中《傷田家》詩表述農(nóng)民的痛苦，微加諷諫。他對保護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也很熱心，后唐長慶三年，朝廷在國子監(jiān)內(nèi)校定 九經(jīng) 文字，雕版印刷，就是在他的倡議下實行的，封建時代官府大規(guī)模印書自此而始。對這樣一個歷史人物，從不同的角度出發(fā)，得出不同的評價結(jié)果本應是正常的事，但歐陽修卻僅以倫理道德為標準，對馮道作出了完全負面的評價，馮道被指責為毫無禮義廉恥可言的小人，歐陽修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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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jié)。蓋不廉，則無所不??；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
禮義廉恥，可謂是道德行為規(guī)范的實施細則，是封建倫理道德的動態(tài)表現(xiàn)形式和外部具體表現(xiàn)。尤其是禮，其范圍極廣，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把尊卑等級、風俗禮儀、責任義務等都一起納入了其框架之內(nèi)， 不學禮，無以立 。正因為禮與倫理道德有這種表里關(guān)系，所以歐陽修也把禮用來作為評判歷史人物的標準。而廉恥這兩個道德范疇則偏重于個體內(nèi)省和自律，與禮義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在歐陽修看來，馮道之為人，更歷五朝，當生民涂炭之際，不加諫諍，沉湎于安逸的私人生活，忘卻博施濟眾的儒家理想，是為喪失禮義廉恥的卑劣人格。 易優(yōu)語文培訓，（TeL:181-1815-9898）蘇州閱讀寫作同步提升
范祖禹以儒家義理為標準，揀擇史實，舉其大略，著《唐鑒》二十四卷，執(zhí)著地以天理名分來評說唐代歷史，以唐代三百年的治亂興衰史來論證天理綱常是維系人類歷史長治久安的根本因素，所以深得理學家的褒揚，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幾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鑒》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后，無此議論 。此書也深得執(zhí)政者的贊許，孝宗曾言： 讀《資治通鑒》，知司馬太師自是宰相手段，讀《唐鑒》，知范內(nèi)翰自是臺諫手段。 正綱常、辨名分，維護血緣宗法的倫理道德，是范祖禹褒貶歷史人物的首要標準，從這一點出發(fā)，他在《唐鑒》卷一就對秦王李世民勸父聯(lián)合突厥、起兵晉陽一事給予嚴厲的指責：
匹夫欲自立于鄉(xiāng)黨，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圖王業(yè)、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啟之乎？太宗陷父于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于突厥，倚以為助，何以示后世矣。夫創(chuàng)業(yè)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也 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jié)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歟！此而可為，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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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祖禹看來，恪守君臣之道，維護專制君主的權(quán)力、地位是鞏固統(tǒng)治秩序的核心。君主自然應修身正德，以上化下，倘若做不到這一點，臣民也應謹守臣節(jié)，忠心事君，決不可以下犯上，違背為臣之道，即使專制君主如隋煬帝一般荒淫、殘殺、橫征暴斂、窮兵黷武，李淵父子也不能不顧君臣父子之義，陵越尊卑高下之差，起兵反隋。又如玄武門之變，李世民誅殺太子建成一事，范祖禹也有自己的看法：
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tǒng)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
李建成無功而又昏庸，但其畢竟為兄，為太子，李世民英明而功勛昭著，但其畢竟為弟，為藩王，立嫡立長的繼承原則乃是亙古不朽的天理綱常，范祖禹對違背綱常倫理的行為深惡痛絕，他詛咒李世民 為子不孝，為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一，不若亡之愈也 。 蘇州易優(yōu)吳老師中考語文提分班（TEL:181-1815-9898）有趣、有用、提分快
范祖禹崇尚倫常禮分，堅持用儒家義理評判褒貶歷史人物的思想突出地表現(xiàn)在他對武則天的史實記載與評論上。在范氏看來，武則天登帝位是僭禮違道之行為，他對新舊《唐書》為武則天立本紀的做法十分不滿，認為這種史實記載方式違背了所謂的 春秋筆法 。他在《唐鑒》中，即效法 春秋筆法 ，不書武周年號，而用中宗紀年，自比于《春秋》 公在乾侯 之義：
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 公在乾侯 ，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后也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于本紀，其于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
武則天之所以要被譴責，并非其顢頇昏憒，不理朝政，亦非其所推廣的政策法規(guī)導致民生凋敝，社會失序，而僅因其以女子登寶位，破壞了專制王朝一脈相傳的宗法世襲體制，故范祖禹不惜擺弄 春秋筆法 ，以激昂的道德理性，對她大加責難。同時，對那些同情武則天的人也橫加批評，如高宗欲立武氏為后，詢于名將李皉，李皉對曰：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范祖禹斥責道：
甚矣，李皉之佞矣，陷君于惡又諂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皉本群盜，無學不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通曉唐代歷史的人都知道，李皉南征北戰(zhàn)，拓疆萬里，聲威赫赫，為唐王朝的建立與鞏固立下了汗馬功勞，其為人 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疏 ，戰(zhàn)勝攻取之時 多推功于下 ，所以 洎皉之死，聞者莫不凄愴 ，決非邪佞之人。而范祖禹完全不顧這些歷史事實，僅因李皉未諫阻高宗立武氏為后便將其列入佞人之列，又將李皉反隋義軍出身的經(jīng)歷說成是 群盜 ，并認為其 無學不識 ，實際上，李皉的 無學不識 只是在于不具備宋儒的那種狹隘的綱常倫理意識而已。
綜上所述，范祖禹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僅著眼于道德的評價標準，然而他不知道，道德也是一種歷史的范疇，它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化，每種社會都有其各自的道德倫理體系，并不存在每個時代都完全一樣的道德。他將封建的綱常倫理提揚為與宇宙本體合一的 天理 ，以靜態(tài)的道德標準來評價歷史人物，最終只能得出背離歷史事實的結(jié)論，連朱熹都認為： 《唐鑒》議論，覺似迂緩不切。
二程將涵攝綱常倫理的 天理 確認為普遍絕對的客觀形上本體，歷史的進程只不過是這個形上本體的凸現(xiàn)與沉潛的交替變化而已。他們機械地把歷史劃分為 天理 流行的三代和人欲橫流的后世兩大時期。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在二程思想體系的序列里， 道 與 理 具有十分相近的含義，所謂的 道 不僅為自然、社會的公理或法則，而且與 理 一樣，也就是道德倫理性的實體，它充塞宇宙，發(fā)育萬物，粹然至善。 先王之世 ，所言所行無不契合于道，故人心歸于正而天下大治。而 以法把持天下 的時代，人心歸于邪，天下大亂。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二程以是否 順理 作為劃分歷史時期的標準，故而對三代以下的王朝幾乎沒有一個加以肯定，尤其對漢、唐批判更多。出于道德評判的立場，他們對漢唐君臣也大加指責，如對李世民的態(tài)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