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穎達(公元574—648年)，字仲達，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縣)人，是隋唐之際的著名經(jīng)學家和教育家。
他自幼學習勤奮，很有才智?！鞍藲q就學，誦記日千余言……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歷?！?《新唐書·儒學上·孔穎達傳》)曾師從于當時著名經(jīng)學家劉焯，學成之后，便居家興辦私學，以教書為業(yè)。隋煬帝大業(yè)初年，“舉明經(jīng)高第”，授河內郡(今河南新陽)博士，后又被任命為太學助教。隋末，煬帝曾召天下儒官集于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其時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入唐后，太宗平王世充，引為秦府文學館學士，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授國子博士。貞觀六年(公元632年)，擢升國子司業(yè)。歲余，迂太子右庶士，乃兼國子司業(yè)。與諸儒議歷及明堂，皆從穎達之說，又與撰《隋史》。十一年(公元637年)又與朝賢修訂《五禮》，所有滯疑咸咨決之。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升為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因年老辭官。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病逝，終年七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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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穎達一生主要從事學術研究和經(jīng)學教育，將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隋唐時期的文教事業(yè)。從鄉(xiāng)村儒師、河內郡博士、太學助教、文學館學士、國子博士、國子司業(yè)，一直到國子祭酒，他經(jīng)歷了從一般學者、教師到教育家、教育界主要行政長官的所有主要階梯，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教育實踐家。在學術研究方面，孔穎達重點在經(jīng)學方面，也旁及史學、天文歷法學及文學等，是個博學的大家。在講經(jīng)中，孔穎達又以《禮》、《春秋》和《易》的研究為主，兼及其他各經(jīng)，在學術界有著較高的水平和聲望。
唐太宗對孔穎達十分器重，他適應政治統(tǒng)一的要求，認為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訓解不一，應對經(jīng)文有統(tǒng)一的解釋。于是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命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撰定《五經(jīng)》義訓。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五經(jīng)義訓》撰成，合一百八十卷，命名為《五經(jīng)正義》。唐太宗對孔穎達這一工作十分贊賞，曾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圣人之幽旨，實為不朽?！?《舊唐書·孔穎達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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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禮》，他說：“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者：上謂公卿大夫，下謂士也。君父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列位于上，士則列位于下。兄前弟后，唯禮能定也?！?《禮記正義·曲禮上第一》)因此，他說：“禮者體也，履也，……順之則宗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于人，人神怨于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為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辯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禮記正義·序》)就是說，學習《禮》的意義與作用，在于固宗、寧社稷、序君臣、正朝廷，維持現(xiàn)存秩序和政治安定。這是對“不學禮，無以立”的思想的繼承和發(fā)揮。他還認為，《禮》有“化性”的作用。他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于是乎生；動靜愛戀之心，于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燥者實亦無所不為。是以古先圣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于德義，猶襄陵之侵修堤防以制之，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周禮正義·序》)在他看來，人生來的天性本是靜的，接觸外界事物后產(chǎn)生了動的念頭，即產(chǎn)生了“喜怒哀樂”等情感，從而做出動靜愛惡的選擇。“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而“浮躁者”卻“無所不為”了。因此，為了訓化人性，節(jié)制情欲，使之變好而不變壞，就不能不借助教育作為“堤坊”和“銜策”的手段，而“禮”就正是起這種作用的。在這里，他同一樣，從人性情欲的角度說明教育對人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中人之性可上可下”，這顯然是傳統(tǒng)的人性觀。但孔穎達“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的思想，是明顯接受了玄學和佛學影響的。這是時代思潮特點的必然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