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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中央舉行六中全會，這天九點多鐘，中央委員陸續(xù)到來，新聞記者席則在樓上。在主席臺左面的第三排位子上坐著居覺老（正）一人，未幾，汪精衛(wèi)入場，也向左面行去，經過居覺老座次，和覺老打了個招呼，覺老站起身來和他握手，見汪印堂發(fā)暗。問道：「汪先生是否身體不舒服？」汪道：「我很好，我沒有病?！拐f罷，就坐在第一排位子上。這時已近十點，快到開會的時候了，可是今天會場的情形比較亂。這時，蔣委員長早已蒞臨，在樓上的辦公室休息，他得知秩序欠佳，正責問負責籌備的人員。而這時的禮堂內外的走道上，似乎有許多人走進走出，也有人到樓上靠近臺口處俯視，這些人不知是辦事人員？是各大員的隨員？還是閑雜人等？也沒人留意。十時，蔣委員長下樓，步入會場，兩旁有便衣衛(wèi)士擁護，登上主席臺，大會隨即開幕，蔣公致詞時，各大報社和通訊社記者均坐于主席臺對面樓上規(guī)定的座位，忙著記錄。大大概委員長以秩序不佳，極感不快，于短短的致詞后，亦無人繼續(xù)上臺致詞，六中全會的開幕儀式遂草草結束。散會后，蔣公步下主席臺出會場時，走道上愈形雜亂擁擠，蔣公在便衣衛(wèi)士護衛(wèi)下始擠出會場，仍然登樓休息。
　　這次六中全會中，有兩位委員尚系首次參加，一位是東北的張漢卿（學良），一是山西的閻百川（錫山）。大會散會后，全體中委齊集中央黨部廣場拍攝團體照片，大家站成半圓形，由照相館用搖頭鏡連拍兩次。有些新聞記者也趁機上前拍照。汪精衛(wèi)最喜歡記者們?yōu)樗恼?，從不拒絕，攝影時，必將領帶整理一下，以免領結歪斜，再把西裝上衣用手抖一抖，然后將鈕扣扣上，以免縐折。因為汪最愛漂亮，銳意修飾，頭發(fā)梳得亮亮的，胡須刮得光光的，衣服穿得畢挺，皮鞋擦得亮晶晶的，雖然他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看去只是四十許人。這時有幾位記者拍照完了，汪氏也準備離開這廣場，忽然有另一記者，手持方盒形的大照相機，走來向汪行禮，請求再拍一幀，汪氏立即回身站定，這人拿著鏡箱一再對光之后，突在鏡箱里抽出一枝白朗林小手槍，將鏡箱一扔，握槍向汪射擊，汪已中彈，他趕緊回身向右便跑，刺客跟著就追，連射數(shù)槍，汪仍未倒地，續(xù)向前逃命。
　　當時全體中委攝影所站的位置，都是自由排列，并沒有規(guī)定位次，這時汪氏居中，左側為張靜江（人杰）先生，張氏腿不能動，平日行動由兩名副官用圍椅抬上抬下，不論上下汽車，上下樓梯，都是如此，這次照相也是由禮堂抬出，仍坐于圍椅上。汪氏右側第四人為張溥泉（繼）先生，第六人為張漢卿（學良），汪氏跑過張溥老的位置，兇手跟著追來，溥老從后將兇手攔腰抱住。兇手個子雖小，力氣卻大，仍然前沖。這位北方大個子的張溥老，幾乎抱他不住，僅能減低他前沖的速度。這時，兇手已沖到張少帥（學良）身側，少帥到底是將門之子，他欺身上前，左手一抬，把兇手握槍的手抬向天，以極快的動作，兩絕招同時并發(fā)，一拳搗向兇手心窩，一腳踹向兇手的膝上，既準且狠，兇手受創(chuàng)倒地，溥老一松手，緊抓著兇手握槍的手，張少帥正打算予以致命打擊，不料宋子文的兩名衛(wèi)士跑來，不問三七二十一，用駁売槍連擊數(shù)發(fā)，兇手才不能動彈了。這兩個冒失鬼，不知將兇手綁縛，遽爾開槍，為中央帶來許多麻煩，為汪派的人增加許多誤解。
　　這時汪精衛(wèi)和兇手都臥倒血泊中，汪氏雖中了幾槍，但都不甚嚴重，尤其那時求生之念在支持他，所以他中槍之后還能逃命，及至兇手被擊倒，汪氏精神立刻松弛下來，而不支倒地。蔣委員長在樓上聽到槍聲，趕緊下樓，就有黨部人員向他報告情形，他來到現(xiàn)場，兇殺事件剛告結束。蔣公親至汪氏前，見汪雖受傷，但神志尚清，忙與禇民誼將汪氏用雙手托著上樓，立囑劉瑞恒（中委兼衛(wèi)生署長）急召中央醫(yī)院的外科名醫(yī)沉革非診視，沉請立將汪移中央醫(yī)院。蔣公嚴囑劉沉二人盡一切力量和方法醫(yī)愈汪氏之傷。并令人將兇手速送醫(yī)急救，以當活口，俾偵詢行兇原因及主使人，使案情能大白于天下。
　　中央黨部的廣場上，自刺客槍聲響后，全場擾攘，嚇得亂跑，有的委員爬伏在汽車下，有的蹲在墻角邊，有的躲進廁所里，有的向外跑，有的跑進黨部里面。閻百川先生初來南京，一切茫然，他嚇得向丁家橋跑，可是他身軀肥碩，跑上兩三百步就跑不動了，靠著電桿在喘大氣，被中央黨部職員自外返部，看到一位穿上將軍服的人靠在電桿邊，認出是閻先生，忙扶著他回中央黨部，送到樓上休息；羅家倫先生爬在汽車下，有人看到，對他說：羅先生，這里并不安全，你還是進里面去比較好。這位學者那見過這等兇險，只嚇得慌不擇路！最可憐的是張靜江先生了，他看到刺客開槍，已是嚇得面色蒼白，再看到全場的人都跑光了，留著他一人孤伶伶的好不凄涼，好在刺客所找的對象不是他，否則，真不堪設想！他的副官不知去了何處，也沒有人照料，他睜著眼看到這幕慘劇的開始和結束，才有人把他抬進室內。
　　兇手名叫孫鳳鳴，是一家新設立的通訊社記者，這家通訊社（忘其名）在新街口的建鄴路口，它的招牌掛上沒幾天，他們僅是借通訊社的招牌，好請領記者證到中央黨部采訪新聞為由，以實行他們的陰謀，他們也和新聞界同業(yè)莫有來往，同業(yè)也沒有人認識他。后來治安人員去搜查這家通訊社，一無所獲，連油印機都沒有，所用桌椅床鋪都是家具店租來的，也沒有爐灶廚具，職員都是到外面吃客飯，所以他們是有計劃的安排，不留絲毫痕跡，使治安人員無從著手。而孫鳳鳴以新聞記者的身份，混入會場謀刺中央大員，可把當時幾十位在中央黨部探訪的記者整慘了，因為這些正牌新聞記者為免嫌疑以示清白，都自動留在中央黨部，聽候治安人員的調查，大家都集中在大禮堂，一律不能外出走動，上廁所也有人照顧。由上午九時許直到下午七點多鐘，才獲準離開中央黨部，并沒有分別和每人談話，白白的坐了十小時的冷板凳，挨了一天的餓，這罪可真受夠了！后來只有一位民族通訊社的女記者王立文，因為她在樓上曾幾度走向臺口俯視，已被便衣治安人員汪意，因而被扣留偵訊。
　　汪氏之傷并不嚴重，身所中彈，都非致命之處，因為槍小力弱之故。至于兇手則傷重死于醫(yī)院，究竟是誰的主使，當時無法追查。這時陳璧君跑來竟大發(fā)雌威，對著中央人員咆哮的說：「你們作的好事，你看汪先生被人殺死了！」有某要員走向兇手前想看清兇手的面貌，陳璧君竟吼叫道：「你們想消滅人證嗎？」這個肥婆開口「你們」，閉口「你們」，竟一口咬定為內部政治斗爭的因素。后來偵知為李濟深命汪亞樵收買的刺客，其目的初不在汪，因無從下手，遂求其次，后汪及其友人才疑慮冰釋。
　　凌云：抗戰(zhàn)前后中日和談內幕
　　由抗戰(zhàn)期間到現(xiàn)在，我在心中一直的是存在著有如下的幾個疑問：
　　第一個疑問是：以汪精衛(wèi)那樣具有革命歷史的人，何以會一旦之間和日本人合作起來做了漢奸？有人說他是為了權力欲望；也有人說他是為了和蔣先生的意氣之爭。但我覺得這些都似乎不像是真正的原因所在。
　　第二個疑問是：據我所知道的情況，周佛海在未投汪以前，是蔣先生左右最親信的人員之一，蔣先生的好多文件，都出于周氏之手。如果講到關系，可以說周同蔣的結合是遠在和汪的往來之上。何以一旦之間，周氏居然參加了汪精衛(wèi)的陣營？有人說周氏因為對抗戰(zhàn)的前途有了悲觀的看法（在武漢時代有人把周佛海那一撮人，叫做低調俱樂部），所以才走上了做漢奸的途徑。我覺得這種說法，對周佛海來說，也似乎是不大公平。
　　第三個疑問是：除了周佛海以外，像陳公博、陶希圣、高宗武那些人，都是學問修養(yǎng)有素的人。他們何以也會忽然間跟著汪氏到了上海？有人說陳公博是感恩知己，我因為對他的情形不甚清楚，也只好如此相信。但對于陶高二公，我則確信他們不會有做漢奸的動機。可是，在事實上，他們兩個人也曾一度跟隨汪氏到了上海，且曾參加了對日本軍閥們的談判。什么原因使他們這樣做？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們終于由上海出走，重新返回了抗戰(zhàn)的陣營？把這一切的一切連系到一起，我認為這些人的結合和行動，一定是有一個共同一致的動機？我想不但我個人有此疑問，就是千千萬萬的中國同胞，也會同樣的有此疑問。
　　如果要揭穿這些謎底，決不能憑著某一個人的理想，可以妄作預測；更不能憑著某一個人的直覺作用，可以輕下斷語。必須尋找確切的證據，才能夠對歷史有所交代。
　　汪精衛(wèi)等人究為漢奸乎？抑為和平救國乎？并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但我于前年訪問日本東京之際，卻在無意中遇見了一位終身致力于「中日和平運動」的日本朋友西義顯先生。西氏是中國抗戰(zhàn)期間有名的「日本親華派」，對汪精衛(wèi)政權的出現(xiàn)，和后來對重慶方面幕后和談中，他和近衛(wèi)文麿、影佐禎昭、石井成一、田尻愛義、兒玉季雄、犬養(yǎng)健、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人（這些人的事跡，本文都有詳細的記載），都是有力的穿針引線人。而尤以西氏，曾以一身而經歷了兩個階段的和平運動──第一個階段是對南京的汪精衛(wèi)政權；另一個階段是對重慶的國民政府──由始至終，都有西氏的奔走呼吁于其間。
　　我發(fā)現(xiàn)了這個線索之后，實在覺得萬分興奮！馬上要求我的朋友日本亞大田之炫教授，陪著我和西義顯先生作了一連串的交換意見。
　　我從西氏口中，知道在那個時期，中日兩大民族的有識之士，早已著眼到了日本軍閥在「極權主義」之下，勢將嫁禍于中國的問題。他們認為：沒有中國民族主義的成功，等于是沒有了日本；日本沒有了，也就等于是沒有了整個亞洲。根據這些人的看法，如果想要求取亞洲中日兩大民族的長治久安，首先必須使中日兩個民族能夠和平相處；在軍事方面遏制日本的軍事冒險主義；在經濟方面替日本尋找出路。他們認為：如果中日兩大民族發(fā)生了軍事上的沖突，固然是中日兩國的不幸，同時也是整個亞洲的不幸。在中日未進入軍事狀態(tài)以前，這些人固然是奔走呼吁，為防止中日戰(zhàn)爭的發(fā)生，而作最大的努力；就是中日戰(zhàn)爭發(fā)生以后，他們仍然是為了終止中日戰(zhàn)爭，而奔走不遺余力。據西氏表示：在日本國內，除了極少數(shù)的軍閥以外，大多數(shù)的朝野人士，無不渴望和平，中國方面的情形，亦復如是。除了極少數(shù)的野心家，希望混水摸魚，假借抗戰(zhàn)的名義擴充自己的實力外，可以說大多數(shù)的中國人，也同日本人的心理一樣，大都希望中日戰(zhàn)爭早日宣告結束。西氏認為，中日事變發(fā)生之后，在中日雙方愛好和平人士斡旋之下，本來有好幾次可以促成和談的機會。到了后來，終致演成中日雙方面的八年作戰(zhàn)，是基于左列幾種因素：
　　第一、是中國負責當局，不相信日本方面有談和的誠意（主要的受了日本軍閥的破壞）。
　　第二、是日本軍閥不肯履行諾言實行撤兵，使日本當局的談和誠意，無法表現(xiàn)。
　　第三、在中國方面，由于汪組織內部的少數(shù)人士，對重慶方面的意氣用事，遂使事變擴大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西義顯對我表示：中日事變發(fā)生以后，在中日兩國內部，立即發(fā)生兩種和平運動的浪潮：一為汪精衛(wèi)氏所倡導的和平救國運動；一為松岡洋右所提倡的和平外交政策。但由于外間資料的缺乏，所以直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人能夠揭開這個謎底。西義顯說：
　　「有關汪精衛(wèi)進行和平運動的始末，雖然在貴國方面有過許多報導。但我認為，那都是屬于片斷性的一種介紹，并未觸及汪氏和平運動的中心。至于松岡洋右的和平外交，由于他簽署了德義日三國軍事同盟，遂使世人更加深了對他的誤解，以為他是屬于擴大中日事變派?！?
　　西義顯先生不僅是當年始終奔走中日和平運動的主要一員，而且他對當時中日間若干重要人物的思想與行動，更具有深刻的了解與認識。他一直以為汪精衛(wèi)那時所標榜的「和平救國運動」，是代表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對于世界史以及歷史哲學的構想。他之參加和平運動，也是受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特異世界觀及特異世界歷史哲學」的影響。
　　因此，西義顯的一個結論是：「汪精衛(wèi)受了事實上的支配，以救國始，以漢奸終。這固然是汪氏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更是中日兩大民族間的共同悲劇！」
　　中國知識分子的想法
　　西義顯接著指出：從他個人當年和中國知識分子的接觸中──如吳震修、唐有壬、高宗武、董道寧、汪精衛(wèi)、周佛海、盛沛東、沉恒、錢新之、張競立等──使他深切的感覺到：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多數(shù)對時局抱有如下的一種想法：
　　他們認為當時亞洲方面一觸即發(fā)的危機，端在于日本軍閥的對外侵略思想。為了補救歷史哲學上的偏差，多主張中日兩大民族必須徹底合作。所以在汪精衛(wèi)與蔣先生合作期間，汪曾以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部長身份，高唱對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號，力主對日本采取緩和的外交政策。
　　彼時任外交次長的，是汪氏手下的大將唐有壬，由于唐在日本軍閥謀我日亟的日子里，猶高唱「親日的外交政策」，被人疑為是出賣國家民族利益，于一九三五年末，在上海私寓門前被人刺殺。這是汪手下大將第一個犧牲于和平運動的人。
　　等到后來汪氏由重慶出走，到了河內高朗街廿七號定居以后，在那所住宅里面，除了汪氏夫婦和曾仲鳴夫婦以外，僅有朱執(zhí)信的女公子和汪的秘書陳國琦等數(shù)人。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午夜，在刺客謀殺汪氏時，又誤中副車曾仲鳴。這便是汪手下大將第二個被犧牲于和平運動的人。
　　一九三六年的春季，日本政壇上掀起了「二二六」事件，近衛(wèi)師團的第三聯(lián)隊占領了東京的中心區(qū)，內閣兩名大臣被殺，首相岡田啟介僅以身免。日本少壯軍人氣焰萬丈，結果由廣田弘毅出而組閣，收拾一切。
　　西義顯這時恰好由中國的南京因公返日述職，得在東京恭逢其盛，他認為「二二六」事件不但是日本歷史變化的一個轉捩點，而且是整個亞洲民族走向崩潰的階梯。
　　暴風雨前的小康局面
　　一九三五年春季，是醞釀已久的中日決定性大悲劇的前夕，在暴風雨行將到來之前，照例要出現(xiàn)一段小康的局面。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國最高領袖蔣先生，曾約請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林木美通中將，正式舉行會談。同時，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wèi)，也約請有吉公使，在中國外交部舉行正式協(xié)商，以圖解決中日兩國的各項懸案。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為了表示對日本友好的誠意，曾經片面的發(fā)表「對日親善論」，而表示中日兩國前途有日漸走向妥協(xié)友好的跡象。
　　同年二月十日，中國正式發(fā)表停止「排斥日貨」的命令。五月，中日兩國談判甚久的交換大使懸案，也告正式實現(xiàn)。六月，兩國同時發(fā)表「敦睦邦交論」。從任何方面看，中日兩國邦交，都好像有進入正?；南Ｍ?。
　　這個時期，日本內閣的閣揆是岡田啟介海軍大將，他與陸軍的主張，恰好站在相反的立場。不過，在內閣之中仍有廣田外相，在主持著對華的親善政策。
　　在中國，這時正是蔣先生和汪精衛(wèi)合作時期。在對日政策方面，仍高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口號。在時局的錯綜復雜中，南京的街頭上，仍舊是表現(xiàn)著一種空前繁榮的景象。中國政府中的要人，如蔣先生、汪精衛(wèi)、何應欽、陳誠、陳果夫、陳立夫、宋子文、孔祥熙、張群、張嘉璈、吳鐵城等，都居住在南京城內，而主持著對日的親善外交工作。
　　汪氏出國唐有壬被刺
　　早在一九三五年的七八月之交，那位標榜執(zhí)行「緩和對日政策」的汪精衛(wèi)內閣，在全國輿論指斥之下，已無法執(zhí)行其對日的緩和政策了。汪氏本人，遂不得不掛冠引去，到青島去實行休養(yǎng)。翌年，國民黨召開四次六中全會，在團結黨內同志、共同對外的口號下，汪氏正準備復職之際，不料在中央黨部受到了暴徒的狙擊。以傷勢甚重，經急救后迫得出國治療。
　　汪氏出國養(yǎng)傷后，外交部次長唐有壬亦因患慢性心臟病，于是年十二月九日呈請辭職。但不料于返抵上海三日后──十二月十二日──即在滬寓門外被刺身死。
　　據西義顯的回憶：當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南京「滿鐵公館」的某一次宴會中，來賓方面有唐有壬、高宗武、吳震修、董道寧等。時間已經到了，高、吳、董等均依時到來，惟唐有壬一人未到。在外交慣例上，國際宴會除了事前聲明有事不能出席，向主人表示謝意外，甚少有答應了出席而臨時遲到的情事。此時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卻向主方表示歉意說：
　　「唐次長有臨時緊急的事待辦，要我代為表示歉意！事情辦完了，他馬上會趕來的。時間到了，不必等他?！?
　　一直等到宴會將近告畢之際，唐氏才匆匆趕來，一見西義顯的面就說：「對不起！我因為處理兩封急電，來遲了，請你原諒！」
　　搞中日親善笑罵由人
　　西氏看到唐有壬神色慌張，面容蒼白，他預感到此時的唐，一定是在職務上遭遇了難以解決的問題。遂悄悄的問唐：「發(fā)生了什么事嗎？」
　　唐答：「我方才收到了兩封電報，一封電報是孫永欽事件；另一封電報是親日滿新聞社社長被暗殺事件?！?
　　唐又說：「我隨后又收到貴國天津駐屯軍酒井隆參謀長的強硬抗議書?！?
　　后來，西義顯才知道：唐當時所最感憂慮的一件事，是直到那時為止，日本軍人們的真正意圖究竟如何？他還無法了解。請想想：一個主持外交行政的當局，他連對方的真正意圖都無法了解，你叫他如何去確定外交的對策？唐此時情緒的緊張，是可以理解的。
　　唐氏是清末名人唐才常之子，湖南瀏陽人，在性格上多少具有一些湖南人的辣椒脾氣。唐的父親唐才常，于一九○○年因發(fā)動中國革命，與日本同志在上海一同被捕。按照中國當時的法律，被判處了死刑。
　　兩江總督張之洞，因為這件案件牽涉有外國人在內，故下令把唐才常問斬，對于日本人則另案辦理。偏偏那名日本同志是死心眼，一定要求由他陪斬。張之洞看到日本人的義氣，深深受了感動，也下令免了唐的死刑。
　　唐才常于虎口余生之后，時常對他的家人講述這件事，叫他們永遠不要忘記日本人對唐家的好處。等到唐有壬長大懂事，他的母親也不斷的對他講述這段故事。據說，唐后來把自己生命投擲在「中日親善」上面，即或有人罵他是漢奸，是賣國賊，亦在所不計的原因，就是受了這件事的心理影響！
　　近衛(wèi)首相被蒙在鼓里
　　當時，外面不明真象的人，由于宋哲元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是在特殊環(huán)境之下產生出來的，是以盛傳宋哲元將軍與日本軍閥勾結，賣國求榮！而事實上，宋氏所擔任的是項艱巨任務，完全是得到中央方面的同意。那就是，在中央的策略方面，為了爭取和平，至少也是為了爭取準備抗戰(zhàn)的時間，不能不與日本方面虛與委蛇。而且也因為日本內部的情況極不一致，更希望以我們的讓步，以增加日本內部持重派人物的發(fā)言力量，以圖使得日本軍閥的行動能懸崖勒馬。所以宋哲元的做法，也就是中央的做法。
　　臨到事變前夕，李世軍的奔走于北平南京之間，就是希望能多替國家做一些緩和的工作。不過，此時日本軍人的飛揚拔扈，已到了不可遏止的程度，所以蘆溝橋事變，終究無法避免！據近衛(wèi)文麿手記這件事的始末，當時不僅日本內閣不知道此事，連日本軍部事先都不知道。由此可見，日本軍閥的輕視國運，是到了如何瘋狂的地步！近衛(wèi)文麿手記上說：
　　「余拜命組閣時，陸軍自滿洲事變以來所為之諸種策動，已相繼成熟，在中國大戰(zhàn)似有一觸即發(fā)之勢。當時中國問題，已到了非武力解決不可的程度，余全然不知。故組閣不足一月，蘆溝橋事變即告爆發(fā)，竟至擴大為中國事變。當時各種事件的發(fā)生，政府中人，固無所聞，即陸軍省亦無所知，完全出自當?shù)剀娙说牟邉??！?
　　發(fā)動這樣的一個戰(zhàn)爭，卒致成為世界大戰(zhàn)，而主持國運的內閣，竟無所知，即陸軍省亦無所知。這豈不是天大的一個笑話！由此看來，歷史的寫成趨向雖是必然的，而機器的開動則是偶然的。侵略主義既經形成，國際戰(zhàn)爭即無法避免，可以說是千古一例。
　　宮崎與秋山雙雙被捕
　　蘆溝橋事變既起，在中國方面最初還是希望就地解決，不愿意演變成為一個可怕的中日全面戰(zhàn)爭，即在日本方面，也仿佛有類似的和平活動。近衛(wèi)文麿首相曾于是年七月十一日正式聲明「不擴大，就地局部解決」的方針。
　　事實上，當宛平縣縣長王冷齋與日軍極力周旋，力謀局部解決之際。日軍方面的情況，正如日本大本營作戰(zhàn)部部長石原莞爾答覆近衛(wèi)文麿首相所述那樣：
　　「中日事變，全為表面贊成不擴大方針，而暗地卻在擴大的一般陽奉陰違之徒所破壞，良可慨也！」
　　所以近衛(wèi)首相，雖然經過征詢陸相杉山元大將的同意，派出宮崎龍介和秋山定輔二人來中國談判?？墒?，宮崎于登船來中國之前，在神戶被憲兵所捕，秋山也同時在東京被憲兵所捕，罪名均為有間諜嫌疑。于是，蘆溝橋事變將擴大至如何程度？連日本內閣，亦無法確知。
　　至八月初旬，日本大吉柘相，在閣議上詢問杉山元陸相：
　　「在華之軍事行動將至何地為止？」
　　杉山元陸相，默無一言，海相米內光政，覺得實在過意不去，淡然答道：
　　「大約預定至保定永定河線為止?！?
　　杉山元面色突變，指斥米內說：
　　「此等場所，何以竟發(fā)是言？」
　　我國當局鑒于此等情形，當然感到事態(tài)萬分嚴重，所以廬山便成了決定國策的中心。
　　一向獻身于中日和平運動的吳震修氏，恰在這個時期，因患病入了醫(yī)院。在此重大瞬間，他希望高宗武能繼承唐有壬的遺志，獻身此一艱巨的和平工作。
　　高宗武是日本九洲大學畢業(yè)的學生，由唐有壬介紹他入外交部工作。他是浙江人，為汪精衛(wèi)的得力幕僚，在蔣先生面前，也素以大膽敢言見稱。
　　高宗武那個時候的年齡只有三十二歲，是一個充滿熱血的青年，在稚氣中多少帶有一點自負的樣子。高雖有志于中日和平運動，但他卻對與日本的經常交涉，不寄任何希望。
　　高宗武上廬山見蔣汪
　　七月十六日那天，高氏上了廬山，準備面見最高當局，有所陳述。
　　這個時候，蔣先生和汪精衛(wèi)都住在廬山，正在召集全國各階層的代表，商討處理全國最后關頭的大計，全國中心人物，都聚集于此。
　　高到了廬山，首先見到了汪精衛(wèi)，對于中日和戰(zhàn)問題，先向汪作了一個坦誠的陳述。汪希望由他安排一個時間，再由高氏對蔣先生作一個直接的報告。聽聽蔣先生的意見以后，再作打算。
　　七月三十一日，在汪的安排之下，蔣、汪、高三個人，有了一次單獨聚餐和會談的機會。高宗武抓住這個機會，曾對蔣先生大膽的說明如下各點意見：
　　第一、高宗武認為：中日兩國的事態(tài)，已到了非常嚴重的階段，如果一著棋子下錯，可能招致全亞洲民族的整個毀滅！
　　第二、他請求蔣先生，把對日本折沖之事，交給他全部負責。
　　第三、由他設法，聯(lián)合日本方面的有識之士，盡量設法去說服日本近衛(wèi)文麿首相。
　　第四、然后以近衛(wèi)首相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以制止日本軍閥的蠢動，劃定永定河為中日事件的最后緩沖區(qū)。
　　第五、要求日本軍隊由華北全面撤退。
　　第六、請求蔣先生和汪先生支持他的主張。
　　高宗武作了以上六點報告以后，汪精衛(wèi)對于他的意見，首先表示贊同。蔣先生則陷于沉思之中，既未表示同意，亦未表示反對。
　　經過蔣、汪、高三人會談之后，第二天的下午高返抵南京即與吳震修見了面。他們兩個人協(xié)議的結果，一致認為：欲說服近衛(wèi)文麿，非請那時的滿鐵總裁松岡洋右出面不可。
　　為了進行這件事，高宗武請西義顯應盡他個人最大的努力，向松岡洋右報告此項工作內幕；并請松岡洋右為了中日兩大民族的未來前途，參預此項工作。
　　西義顯初見松岡洋右
　　西義顯覺得此項工作，甚有意義，遂欣然接受了此項使命?；丶抑?，略事摒擋即乘日輪「奉天丸」去了大連。由七月下旬離南京，到了八月九日才抵達大連。這個時候，從蘆溝橋一角所燃起的戰(zhàn)火，已因上海方面所發(fā)生的大山大尉被殺害事件，有更加擴大之勢！
　　西義顯到了大連，馬上就到滿鐵株式會社找到了東亞課長官本通治，將他有要事必須立刻面見松岡洋右總裁的意思，對宮本說了一遍。宮本課長告訴他：
　　「松岡總裁現(xiàn)在已經去了奉天，你要見他，我可以馬上陪你到奉天去?！?
　　西義顯說：「如果你方便的話，請你今天晚上就和我一同搭特別快車啟程。」
　　依照滿鐵株式會社的慣例，凡是派在外方的各地單位主管人員，有事面見總裁時，必須由東亞課長陪同引見，方得會面。所以西義顯未見松岡洋右以前，必須先見宮本通治課長。
　　松岡洋右是日本方面一位出名的怪人，凡是部下對他有所請求，他一定要首先對你投下一枚否定的炸彈，以試驗你的信心。這種情形，只要和松氏經常接近的人，都十分了解。
　　松岡洋右的住宅，在奉天日租界一所很華貴的花園洋房里，占地面積很大。西義顯和宮本到了那里，經過一番通報手續(xù)后，松岡洋右馬上召見他們。經過宮本課長略述來意后，遂由西義顯把他最近為中日和平運動所做的工作，對松岡洋右作了一個詳詳細細的報告。
　　松岡洋右在西氏作報告的時候，很靜默的加以聆聽，面上并沒有顯出來任何不愉快的表情?？墒?，當西氏全部陳述完畢之后，卻對他大喝一聲說：
　　「西義顯君！你以為你在南京做的事對嗎？你以為近衛(wèi)公在東京能夠聽憑你的幻想，來加以說服嗎？在時局這樣嚴重的情形之下，你認為你能有所作為嗎？你這樣天真的想法，你干脆不要做日本人好了！你明天應該趕快回南京去，在會社沒有特別指示以前，要牢牢的守住你的崗位。」
　　晚宴過后松岡吐真情
　　松岡洋右一連串的責問，直把西義顯弄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只有嗒然若喪的偕同宮本通治告退出來。
　　西氏臨出門的時候，松岡又問他：「你什么時候動身回去？」
　　西義顯廢然的答：「明天?！?
　　松岡洋右說：「那么，好了，今天晚間七點鐘，在我家里便飯，算是我給你餞行?！?
　　西義顯雖然了解松岡的脾氣，但他這個釘子碰得太大，在心理方面，依然覺得萬分懊喪！到了晚間六點五十分左右，他一個人無精打彩地到了松岡洋右公館。
　　不料，松岡這次接見他時，是穿的日本式家常便服，和他的夫人一同出來招待他，態(tài)度方面顯得格外親切。
　　飯畢，松岡夫人有事退了席，小客廳里面就剩下西義顯和松岡兩人。松岡才以非常誠懇的家長身份，告訴西氏說：「西義顯君！本會社內部的組織情形，你不是不明白。今天早晨，當著宮本的面，你怎么可以向我報告那樣重大的問題！」
　　西義顯聽松岡洋右這么一說，他心里未免覺得微微一震！仔細一想：果然是自己太疏忽了，他和松岡所談的這件事，若在一般日本人看來，似乎有出賣國家利益的嫌疑，不應當著第三者面前提出的。此時西義顯只有低頭認錯的說：「是！這是我一時大意，以后一定痛改，請總裁放心?！?
　　松岡卻安慰他說：「好在我們的談話紀錄上，沒有記載上去，你以后多加小心好了。」
　　緩了一緩，松岡又對西氏說：「西義顯君！你早晨告訴我的話，我非常同意。既然蔣先生和汪先生也同意這樣做，這是中日兩國之福，我一定盡我的最大努力，來完成你的志愿?！?
　　又停了一停，松岡再用非常堅決的口吻問西氏：「這件工作，非常重大，必須有人專心一志的來推動，才能有成功的希望，但也有失敗的可能，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決心？如果沒有就作罷論，假如有的話，我再把我的意思告訴你。」
　　近衛(wèi)首相支持西義顯
　　西義顯那時年紀輕，有一股沖動的勁兒！聽松岡這樣一問，馬上用堅決的口吻說：「為了中日和平運動，我是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松岡聽西氏表示得這樣堅決，不由得噗哧一聲笑了笑說：「事態(tài)還沒有這么嚴重！不過，進行的人必須有小小犧牲，這是在所不免的！」
　　西義顯答：「我個人情愿接受犧牲！」
　　松岡說：「那么好了！我現(xiàn)在告訴你，第一、你馬上便須放棄你現(xiàn)在擔任的職務，你愿意嗎？」西義顯答：「愿意?！?
　　「第二、你從此必須不擔任任何公職，以平民的身份，從事此項運動，你愿意嗎？」
　　西義顯再答：「愿意?！?
　　松岡說：「好了！關于政治方面和金錢方面，我完全支持你。不管你用了多少錢，都向我報銷好了，我現(xiàn)在就撥給你日幣××萬元，做為活動費之用?！?
　　在那個年頭，日幣尚未貶值，一圓日幣（我們把它叫老頭票，也叫金票）合中國銀圓八角，××萬日元，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數(shù)字，由此可見，松岡洋右其人魄力之大。
　　松岡洋右和西義顯經過這一番懇談，從此以后，便決定了西義顯的悲劇命運！松岡和西氏商量的結果，是由松岡洋右給近衛(wèi)文麿首相寫了一封非常懇切的信，負責介紹西氏面謁首相一談。為了晉見便利，松岡還另外給當時的內閣風見書記官長寫了一封信。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西義顯到了東京，馬上就拿著松岡洋右的信件，去見風見書記官長。經過風見書記官長的引見，西氏立刻的見到了近衛(wèi)首相。
　　西氏見了近衛(wèi)后，把他要說的話，毫不保留的都對近衛(wèi)首相說了。近衛(wèi)對西氏的和平運動非常誠懇的表示同意。
　　西義顯獲得了這樣一個圓滿結果，立刻就搭船回到了上海，把他自己原任滿鐵的職務作了一個交代，又于九月下旬再回到日本大磯，在那里等候中國同志們和他見面。
　　德使陶德曼調停經過
　　十一月下旬，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曾奉希特勒之命，向中國送來了日本議和基本條件七項，大體是這樣：
　　第一、內蒙自治。
　　第二、華北不駐兵區(qū)域必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于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為華北最高首領。
　　第三、上海停戰(zhàn)區(qū)域須擴大，但上海行政權仍舊。
　　第四、對于排日問題，此點希望按去年張群和川越所表示的態(tài)度做去，詳細辦法系技術問題。
　　第五、防共問題，日本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
　　第六、關稅改善問題。
　　第七、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的權利。
　　我國政府那時已遷至武漢辦公，蔣先生則在鄭州前線部署軍事。我方于接到陶德曼大使送來的日方議和條件后，遂于十二月六日在漢口的中國銀行，召集了一次國防最高會議的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由孔祥熙氏擔任主席。會議中的決定是：認為日方提出之條件可以接受，并公推孔氏即向蔣先生請示，以作最后決定。
　　孔氏在電話中把這件事向蔣先生作了一個報告，匆匆通話中大家都忽略了日方所定的最后答覆的期限，是只能延期到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十日，電話便告了一個段落。
　　漢口方面與蔣先生通話后，立派專人把有關陶德曼調停的重要文件送呈蔣先生。專人到達鄭州時，蔣先生已去了洛陽，再趕到洛陽，在時間上已經來不及了！
　　及至我國把蔣先生表示愿與日方談和的文件送到陶德曼手上時，已經超過了日方所定的最后期限。但陶氏仍把這項答覆轉達給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
　　狄克遜接到此項答覆，立即拜訪日本的近衛(wèi)首相，希望對期限的延遲，有所解釋。但當他到達首相官邸之后，才知道近衛(wèi)正在參加一項重要的會議，無法即刻見面。
　　王覺源 ：汪精衛(wèi)死事之謎
　　汪精衛(wèi)終在抗戰(zhàn)勝利的前年，死在日本東京帝國醫(yī)院。時已傳播中外。他究竟是怎樣死的？實不能令人無疑。如外國人對希特勒這惡魔之死，就閙過很多奇奇怪怪的傳說。同樣的，國人之神經過敏者，亦覺汪精衛(wèi)之死，有些離奇古怪，也就產生了若干揣度的傳說。
　　重拾兩段過去紀錄
　　在沒有說到國人對汪精衛(wèi)之死，諸多揣測傳說以前，先要重拾二年前拙作〈陳璧君的末路〉舊文中的兩段，以明我過去對汪氏去世所知道的一點大概略。
　　1.汪有自知、陳漸醒覺：汪精衛(wèi)是在日本投降之前死的。他在民國三十二年去參加日本舉行所謂的「大東亞各國會議」時，適其脊背原被刺時未曾取出之子彈，疼痛難忍。這子彈是二十四年秋他在南京中央黨部開會拍照時，被刺客孫鳳鳴狙擊，射了三槍，刺客雖被張學良制服，而汪背脊之子彈終未取出。現(xiàn)時舊創(chuàng)復發(fā)，乃返南京就醫(yī)，經過手術一月之后，痛反加劇。三十三年，因復赴日本治療，偽府則由偽立法院長陳公博代主席。通常醫(yī)院一般重病患者總是躺臥在床上的；但汪則躺不下來，日夜正襟危坐于特制的椅子上。由頸項至腰腹部，且都用石膏綁縛，終日不能轉動，動則痛苦難當。加以他原有糖尿病，由于子彈作祟，打針服藥，亦不見效。汪自知病將不起，乃預留遺囑，安排后事。他此時似已完全清白，覺今是而昨非，對其前途，亦料到必無善果，故其遺囑四點：一、不鋪張。二、不國葬。三、墓碑只寫汪○○墓。四、時局稍定，歸葬廣州廖仲愷墓旁。
　　越半年余，民國三十三年秋，汪終病死于日本東京醫(yī)院，尸體用專機運回南京大殮。時偽府顯要多主修改汪的遺囑，按國民政府元首崩逝禮儀舉行國葬。獨陳璧君堅持不可?！笐裾掌溥z囑，不能改變」。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汪似已有「自知之明」，且已預見到前途。而陳璧君此時似亦醒覺過來了，覺得非分之舉，反足以自取其辱。結果并未完全依照汪之遺囑，將汪卜葬于南京梅花山孫（中山）陵附近，譚故行政院長延闿墓之間，而未安葬于廣州廖墓之旁。不過事頗稀奇，抗戰(zhàn)勝利后，忽被發(fā)覺汪墓不知何時被炸掘開，尸骨亦不明去向。時陳璧君已被捕下獄，子女風流云散，汪家班亦樹倒猢猻散，也無人出面追究查問了。汪死而有知，當深悔不以「楚囚」死，空負「少年」時頭顱矣。
　　2.三次歷險，終于遺臭：汪精衛(wèi)病死日本，世人始終將信將疑。外傳為體內遺彈舊創(chuàng)復發(fā)所致。果爾，照常理而言，亦不至喪命。據日本醫(yī)生說，汪所患的實為「粉骨病」。過去舉世罹患此癥者，不過三人。病癥如何？外行自不得知。惟汪以一個昂藏七尺之軀的美丈夫，病中身體逐漸縮小，判若兩人，有人即疑是被日人謀害，像吳佩孚之死于日醫(yī)不明不白的牙痛病一樣；有人則謂，事實上日人似無此必要。開始走霉運的人，自然也不會有人仗義執(zhí)言去追究它，和其尸體被盜后的情形是一樣。也有人說：「汪臨終之際大呼『東條誤我』……」不過汪在病重時，東條的確曾赴醫(yī)院探過病，知已無救。究竟是東條誤了汪，還是汪誤了東條？這筆帳現(xiàn)在也無法算清了。
　　根據上述兩段文字的記載，與國人許多傳說，綜合觀之，汪精衛(wèi)去世的情形，除了舊創(chuàng)復發(fā)、遺囑、粉骨病、日人謀害、謀害原因等，幾點可疑之謎以外，其他還稱情理正常。茲僅就幾點可疑之謎，分別言之。
　　遺彈舊創(chuàng)復發(fā)致死
　　汪精衛(wèi)之死，據日方宣布，表面的主要原因，是肋骨間的遺彈，起了化學作用。根據日醫(yī)診斷，非動手術難治。但經過手術開刀之后，實際發(fā)生的結果，便成了半身不遂，癱瘓于床，醫(yī)治數(shù)月，突然病重而死。當汪氏于二十四年被刺時，曾由某德醫(yī)診治，認為子彈留在肋骨間無礙，不必取除。至三十三年時，遺彈已經過了九年，并無怪異，是否會突生化學作用？三十二年，他赴日本開會時，脊背忽疼痛難忍，是否即為遺彈作祟或另有緣故？如確認為遺彈作祟，是否必須開刀？
　　手術開刀后發(fā)生半身不遂，成了癱瘓，是否早已預料，或料到而未防治？癱瘓期間，病者神智清楚，還預立了遺囑（原文未見，所謂「遺囑四點」，或系口頭之囑），而且又經時半年，何以會突然病重而死？凡此疑點，事后日方除正面的公開露布者外，亦未見有任何其他的說明，自不怪國人有謎難釋了。因此之故，另一疑問，接著發(fā)生了。倘汪精衛(wèi)在臨終之際，果有遺囑公布，那上述問題，可能答解一部分或全部。于是汪氏究竟有無遺囑？不免又成了可疑之謎。
　　遺囑有無與其內容
　　汪精衛(wèi)在南京，雖以傀儡僭稱偽國民政府的主席；但他自視，絕不認為是僭竊，必妄以一國的元首自居。通常一國元首──即令是偽元首──之死，除了災難急死者外，多數(shù)是有遺囑的。汪精衛(wèi)不但深明遺囑的意義，且曾為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記錄過遺囑。同時，他雖在癱瘓之中，神智卻很清醒，又自知病將不起，對其個人身后之事，尚且交代了遺囑四點（見〈陳璧君的末路〉一文），難道他對于親手所創(chuàng)造的偽組織和國家的前途，會毫無動于衷，除一己之私以外，而無一點大事交代嗎？這在情理上，是很說不通的。所以汪精衛(wèi)生前留下遺囑（不論代錄或口頭），決定是有的。
　　但其內容如何？大家猜測，合理的猜測：其中必有很大秘密；必有不可以告世人之處；必有不利于日本的指責。關于這些，吾人由汪氏臨終時，大呼「東條誤我」（見前引陳文）之言，便可明白證明。遺囑既有不可告世人與對日本不利之處，日本當然不會允許公布，甚或早已把它銷毀了。
　　由于遺囑內容之不能揭露；亦以汪已無剩余價值可以利用了；于是置汪于死地以滅口的計畫，恐事久生變，便謀之急矣，故汪氏之死，自然就要引起了大家的懷疑。至于汪氏親屬及偽組織中的次號漢奸，縱有悉其內容者，為自保計，亦只好作三緘其口的金人。否則，可能與汪氏要同歸于盡。
　　重演謀害玉帥故事
　　國人對汪精衛(wèi)之死得奇離古怪，直言之，即是懷疑日本人施了一貫的陰謀手段──謀害。自日本軍閥的鐵蹄，踏進中華國土之后，日本特務人員在土肥原領導之下，對我國人上下所做的傷天害理、喪心病狂的奴役、壓迫、謀害、毒殺的勾當，直是擢發(fā)難數(shù)。手段之毒辣，亦無所不用其極。茲僅列舉謀害吳佩孚（玉帥）一例為代表言之。
　　日本軍閥，在中國進行的傀儡組織，原來搞的是「南唐、北吳」。即在南方想利用唐紹儀（少川），北方想拉攏吳佩孚（子玉）。及唐少川在滬被刺，便向吳玉帥積極展開進攻。無奈吳佩孚大義凜然，拒不受遣。于是又轉方換向，傾力對汪精衛(wèi)做工作。汪在最初，亦畏縮遲疑不敢進。日人一方仍挾吳以脅汪，迫汪讓步馴服；一方繼續(xù)迫吳，吳則始終倔強不肯就范。日人認為如不臨之以威，則吳汪兩人，恐一無所獲。日方殺雞儆猴之計決，則玉帥危矣。
　　二十八年十月，吳玉帥以牙疾，求治于日人伊東醫(yī)生。伊東在平行醫(yī)，已近三十年，亦素為玉帥所信賴者。治醫(yī)數(shù)日，尚未動手術，即由牙病轉為敗血癥。未久，便一命嗚呼。中國民間相傳有句俗話：「牙痛不是病」，而吳玉帥竟以牙痛喪生。自不免引起國人一種傳說：在吳死之前約二月左右，有某女士名Y、C者，原是某局長的下堂妾，曾寄拜玉帥夫人二奶奶為義母。一日由津到了北平，特來拜見義母，并致送很多貴重禮物。自道其別后生活，且謂其夫在港，事業(yè)相當順利。吳二奶奶于歡迎之余，接來家居。她便大展手腕，博得義父母皆極歡欣，視同親生。她且時為義父燉燕窩、煨參湯，親切得無以復加。約二月左右，在吳二爺毒性發(fā)作之前數(shù)日。忽謂其夫因病來電急召，要求返港一行。在勢不可留情形之下，乃與義父母殷殷揮淚而別。大約當她尚在滬港輪上時，吳即撒手人寰。后來傳聞：Y、C女士，雖功成身退；但經時未久，亦以身罹怪疾，醫(yī)藥罔效，追隨吳玉帥而去了。以此例彼，汪精衛(wèi)之死，十有八九，也是遭到日本特務的毒手。還有一顯明的事實，更可資為佐證。即汪精衛(wèi)有一個親信侍從周隆庠，老成精細，侍汪已有多年。汪氏赴日就醫(yī)，周亦常侍左右不離。當汪氏臨終前數(shù)日，日本醫(yī)生則假借口實，不許周在病房侍奉。周縱不放心，亦無可奈何！重重疑云，唯此更不易破。
　　以粉骨癥惑人視聽
　　汪精衛(wèi)之死，最初根據日本醫(yī)生云：為「體內遺彈，舊創(chuàng)復發(fā)」所致。繼謂：汪氏所患者，實為「粉骨癥」。過去舉世罹此癥者，不過三人（見前引陳文）。然大家所了解的事實：汪病由舊創(chuàng)復發(fā)（假定是）而動手術。手術以后，成為半身不遂，癱瘓不能動彈。結果，又成了奇怪的「粉骨癥」。實使人如墮五里霧中，更加莫明其所以然。此種病癥，在此以前，卻從未聽人說過。病情如何？是否與手術、打針、吃藥、綁縛有關？半身不遂、癱瘓不能動，是否為其必然現(xiàn)象？病中軀體逐漸縮小，是否為其必然結果？當時既有這種舉世罕見的奇癥，繼日醫(yī)之說以后，何以未見舉世其他醫(yī)生有所反應？國人有詢之西醫(yī)及中醫(yī)者，亦皆說：醫(yī)書上找不出這種醫(yī)例。由此種種疑問來看，也實難逃出本文上述第五節(jié)中所指之推斷。如果不是醫(yī)生庸碌，誤診殺人；便是日醫(yī)明知固昧，播弄玄虛惑人視聽，以掩其謀害的把戲。使汪氏竟作吳玉帥第二。
　　「粉骨癥」的病象，果是病中軀體逐漸縮小的話，近代文學家易君左先生，曾對作者閑話中，說過一種仿佛相似的病情，即他本人的父親易實甫先生（字順鼎，與樊樊山同為清末民初，國內的大文學家。），晚年，初無任何病象，僅身體疲軟乏力多時。繼之臥床數(shù)月。經中西醫(yī)診治，皆不明其為何病癥？不但醫(yī)藥罔效，身軀亦逐漸縮小。到其死時，縮小得如同小兒童的軀體。這病情的發(fā)展，如即是所謂「粉骨癥」，亦實與汪氏由舊創(chuàng)復發(fā)病，加上日醫(yī)人為病，曲折轉致的粉骨癥，全不相屬。因憶述之于此，俾供研究者的參考。
　　因何謀害必致其死
　　根據上述種種道路風傳，相當可以肯定汪精衛(wèi)之死，顯系被日人謀害的成份居多。但汪氏既作了日本傀儡，已被日人牽著鼻子走，日人自可任意來安排驅策。又何必要加害，非置之死地不可？國人亦有幾種傳說：
　　1.日本軍閥，盲目對美英作戰(zhàn)，一鼓作氣，再衰三竭。終致人、財、物力皆難支應，兵源尤為缺乏。日、韓、臺各地，所有壯丁，亦悉索蔽賦，驅之前線作戰(zhàn)，仍難以為繼。因迫令汪偽政府，征送壯丁五百萬。借口召開所謂東亞各國會議，誘汪氏赴日，簽立「壯丁供應協(xié)定」。汪氏倔強，推拒抗命。這不異是汪氏坐視日軍崩潰于不顧。自為日人所難忍受。便施個先發(fā)制人之謀。
　　2.汪偽政府，既作了所謂大東亞組織之一。實際只負有義務，而無所謂權利。南京偽政府成立以后，除在形式上作了日本的伙伴，實際上也沒有盡到什么義務和責任。不但早被日人目之為「和平的抗日份子」，尤恐變生肘腋，禍來不測。與其為防不勝防而傷神著慮；自己亦覺欺騙伎窮；妄認不如「殺彘教子」之為得計。
　　3.汪精衛(wèi)之投降日本，初本畏縮不敢進。繼經日方面引誘、恩威并施，始得勉強就范。這在日人方面，卻是始終不敢放心的。欲移王克敏勢力南來以削汪；但王的資望地位，又不足以號召全局?；蛟?：汪氏的「和平運動」，乃中國抗日的另一面，汪氏與重慶聯(lián)系的秘室，已早被日本偵悉，（有人說：后來周佛海與戴笠將軍之勾搭上線，即緣于此。）騙汪赴日，借口治病，實已早伏殺機。
　　4.汪精衛(wèi)臨終，大呼「東條誤我」。這「誤我」的內容，外人固尠有知者，但經其一語道破，其中必大有文章，包藏著很多秘密。及大東亞組織，行將瓦解；日本已漸趨末運之際。汪氏既再無利用的價值。此一串絕大秘密，便不能讓之流播人間。汪氏不存，便一切死無對證了。所謂「東條誤我」，或謂：為太平洋戰(zhàn)爭的決定，系東條利用汪精衛(wèi)說明天皇發(fā)動的。次日，汪偽跟著對英美宣戰(zhàn)。后來汪氏深悔上了大當。不知是否？
　　設汪未死種種假定
　　中國對日抗戰(zhàn)，勝利的來臨，實全出乎平常情況之外。來得太快，來得突然。以致弄得全國上下，一片混亂，一時措手不及。如對日受降接收；全國復員；偽軍安撫與改編；對付中共乘機擴大叛亂；美、蘇干擾與袒共；政府與中共互爭接收；舊軍閥與政客之混水攪亂、縱橫捭闔?？傊?，國事之千頭萬緒，紛繁復雜，亦莫甚于此時。所以有人說：汪精衛(wèi)死得恰到好處，死得其時，算是一個幸運兒。因此，有好事者，便提一個相反的假定：設汪精衛(wèi)此時未死，仍握有偽政府的大權。此時中國局面又如何？當此天下洶洶、激動不安之際。他還會作壁上觀，而不會如中共一樣，趁火打劫，為其偽組織或其個人構造一條出路嗎？這條出路又將怎樣？于是有人又提出種種假定?，F(xiàn)在雖早已時移勢遷，這些固然是無聊的假定；但不全是無稽之談。亦不妨姑妄言之，當作游戲可耳。
　　第一、有人說：抗戰(zhàn)勝利，漢奸們的末路，顯有幾種形態(tài)：1.如陳公博一樣，坐以待捕，安然入獄、挺身國法，從容就刑?；蛉缑匪计?、林柏生、殷汝耕之視死如歸?；蛉缰芊鸷Ｖ莱园踪?，搖尾乞憐?；蛉鐨⑷瞬徽Ｑ鄣亩∧逡宦勁R刑消息，即魂飛魄散、失去知覺。2.如陳群之流，自知難逃國法之誅，安排后事之后，服毒自殺。3.如王揖唐之輩，不安于獄，裝瘋賣傻，臨刑猶如「大總統(tǒng)開恩！」4.如陳璧君之流，雖幸免一死，又不接受宋慶齡、何香凝的保釋，終于瘐斃獄中。汪精衛(wèi)如果被捕下獄，究竟將會采那一形態(tài)，以了其殘生？很多人的答覆，為一問號。有人說：汪氏過去既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賣國求榮，組織傀儡、笑罵由人笑罵，主席（偽）自我為之。既已廉恥盡沒，當日本宣布投降時，他可能走上第二假定。
　　第二、日本無條件的向盟國投降。我政府對于深仇大恨的敵人，仍本中國傳統(tǒng)的美德，宣布「以德報怨」，以換取「化解國際仇恨，求得中日兩國的永久和平！」這種恢宏氣度的作風，不但深荷日人的感恩，亦盛傳譽于國際。此時汪設未死，或也會見風使舵?？赡芮赊q其本意：原在「救國」，與中央只是「主和、主戰(zhàn)」意見與方式的不同而已。提出「極低條件」，向政府作「投誠」的試探。中央如感于當前國內外的惡劣環(huán)境，尤其是中共在國際支援下的全面叛亂。權衡利害輕重，或可能如寬恕日本一樣，而不追究其既往。網開一面，予以自新之路。后來周佛海死罪之被特赦，即可見之。當時果實現(xiàn)了這一假定──如周佛海所說「重演寧漢合作」故事的話，那今日大陸，可能又是另一局面。因之，有人更認：抗戰(zhàn)勝利，乃新中國建設，千載難逢的機會。正待團結全國力量，眾志成城之時，也絕不會有如無知婦人慈禧之「寧給外人、不給家奴」的卑劣意識。此路真的走不通的話，他又很可能走第三假定。
　　第三、江南是全國最繁榮的區(qū)域，也是南京汪偽政府的近畿。京、滬、杭江南三角洲的駐軍，全是偽陸軍第一方面軍任援道所轄的十幾個師。加上蘇北部隊，不下二十萬人。如再號召集合各地其他偽軍部隊，與所謂義軍和土匪，數(shù)量仍是可驚的。汪設未死，又能指揮控制的話。縱不敢說可以左右全局，卻確有舉足輕重之勢。對中央為利不足，為害則大有余。日本投降，汪如在此時此地，獨樹一幟，待機而動，也不與中共結合。國軍強迫東進，江南靡爛與有利于中共，固屬必然。而對日接收，亦絕不會如后來之順利、圓滿。汪精衛(wèi)這時，縱不能霸占大江南北，即率所部遠竄西南，割據一地以自雄，也并非絕無可能。如當國軍接收武漢之前，湖北偽省主席兼?zhèn)谓椌腹鹬魅稳~蓬，曾專赴南京，與偽國府主席陳公博會商，即有勾結全國偽軍，另建局面的企圖。他若陳耀祖、李濟深、陳春圃都曾向陳公博作過類似的建議。無奈陳公博書生之見，而無撥亂反正之志。如易以汪精衛(wèi)，相信決策必又不同。那時，與中央及中共形成三角鼎峙的局面，角逐中原，自然也是抗戰(zhàn)勝利的悲劇。汪如走上第四假定，那就更不易收拾了。
　　第四、抗戰(zhàn)勝利之際，中共仍勢孤力薄，又冒險展開全面叛亂的行動。需要外援，急如星火。因而乘機多方劫掠，侵占地盤、偷襲國軍、收編土匪與義軍、搜刮物資，以充實其叛亂資本。抗戰(zhàn)時，中共能與日軍勾結，襲擊國軍。勝利后，與汪偽勾結合作，在他們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也是毫不足怪的。汪氏雖占有全國最繁榮富足的江南地盤；復擁有二十余萬軍隊的雄厚資本；如真要獨樹一幟，以抗強力的中央，力量自然是不夠。需要外援，與中共正同。在汪、毛互需聲援之時，狼狽為奸之勢，自可一拍即合。故汪誠無路可走，中共又能給以平等的合理的（自然是暫時性戰(zhàn)略性的）條件。犄角為奸，互相聲援，互圖發(fā)展，夾擊以抗中央。那中國大陸之全陷魔掌，或亦早于民國三十八年了；總之，汪精衛(wèi)之死，當年誠是大快人心！亦若日本之吃到原子彈，同樣是令人鼓掌叫好的事。但汪氏死事的離奇，又是傳說不一。孰虛孰實？殊難究詰；但都不過如星相家之言，殊難置信。尤其沒有什么星相家，會替死人看相算命的。一些為汪氏「未死」所作的種種假定，人云亦云，毫無事象可尋，更不異是替死人看相算命。信不信由你。
　　黎明起：汪精衛(wèi)死后遷棺瑣憶
　　梅花山炸墳，清涼山火化！
　　汪精衛(wèi)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死于日本名古屋的，其妻陳璧君隨侍在側，將汪氏遺骸運回南京，葬于南京梅花山（明孝陵南面的一個小山，山上種植了許多梅樹）。一九四五年秋間，日本投降，重慶國府的大小官員，陸續(xù)回南京。在「最高當局」還沒有回京之前，便由陸軍總部主持下，由該部的工兵指揮官、南京市長、南京憲兵司令等，舉行秘密會議，分配工作，決定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廿一日晚上，炸毀汪墳，把棺材遷移，原地另行建筑，免礙中外觀贍。
　　炸墳開棺尸體尚保完整
　　當時既已議定，決將汪墳炸毀，而其時執(zhí)行實際工作的，是屬于第七十四軍五十一師的工兵營。經工兵技術員實地勘察后，估計要使用（T˙N˙T）烈性炸藥一百五十公斤，才能將墳穴全部炸開。未施工之前三天，中山陵與明孝陵之間，即行斷絕交通，禁止游覽，無形中成了局部戒嚴。外間不知內幕的，還誤會是為了要查搜漢奸。某些曾在敵偽時期，干過壞事的，惶恐逃避，到處躲藏。爆炸時，在現(xiàn)場監(jiān)督的，有南京市府要員、七十四軍高級軍官、陸軍總部工兵指揮官等人。
　　汪墳的設計，表面上是仿照中山陵圖案，而所用的材料多不是普通品，初步預算是儲備券五千萬元。主要工程第一步完成不久，日寇即告投降，施工也停頓了。
　　因此，當時爆炸汪墳的工序，分為兩個步驟：第一炸開墓的外層鋼筋混凝土部分；第二炸開盛棺的內窖。當內窖炸開時，發(fā)現(xiàn)一具楠木棺材。揭開棺蓋，尸體上覆著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尸身穿的是中式藏青色長袍、馬褂，頭戴西式禮帽，腰佩大綬，即當年所謂文官禮服。尸的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點。由于入棺前使用過防腐劑，因之整個尸體，還能保持完整，沒有腐爛，也沒有什么特殊異味。棺蓋揭后開，工兵指揮官即指使不必要的人員，暫時退離場地，而由南京市府要員某君親自進行棺內全部檢查，主要目的是尋找有什么陪葬物品。結果，除了在死者的馬褂口袋里，發(fā)現(xiàn)一張長約三寸的白紙條以外，別無其他東西。紙條上用毛筆寫著「魂兮歸來」四個字，下款署名「陳璧君」。據說這張字條，是陳璧君從日本接運汪尸回國時所寫，表示招魂的迷信意思。
　　半個小時全部化為灰燼
　　本來在南京黃埔路陸軍總部舉行秘密會議時，何總司令一再說是把汪棺遷移，而今呢，卻把棺蓋揭開，又沒有提出遷到何處去的計劃。當時參加工作的七十四軍高級軍官丘某，已覺得非常奇異。工兵指揮官跟著命工兵營營長把汪棺裝上卡車運走，說是今晚還要把墓地平掉，務使不留痕跡。當時丘某即對工兵營長說：「我們?yōu)榱素撠煹降?，你當隨同汽車護送一趟，以免途中發(fā)生意外，這里的任務，交由副營長就行了?！範I長聽了丘某的吩咐，自然照指示辦理。
　　第二天早晨，工兵營長回來向丘某匯報：昨晚隨同工兵指揮官把汪棺一直送到清涼山，將尸體交付火葬場，只費了半個小時，棺材尸體，全部焚化，并沒有留存什么。這樣一來，說明了工兵指揮官是執(zhí)行陸軍總部的秘密指示，按照預定計劃實施；而會議時所說將汪棺遷移，只是一種的門面話，甚至在參與炸墓者之前，也玩弄了這一手法。
　　過了半個月，梅花山原日的汪墳地區(qū)，完全變了樣，新建了一座小亭，可供游人休憩。梅花山的南北兩面，也新筑了兩條小路，路旁種植了許多花草。四周環(huán)境，修繕一新。成了一個郊區(qū)綠化地帶。
　　青年女子哭閙陸軍總部
　　有人發(fā)生這樣的疑問：當時的國府，想要毀炸汪墳，本來可以理直氣壯的公開處理，何必鬼鬼祟祟的秘密在黑夜中行事？在表面看來，實在是令人費解的事。
　　過了一些日子，有一個青年女子，到南京市政府，要求面見市長，詢問汪墳處理經過。市府當局知道不妙，拒不接見，派了一個姓張的秘書出來應付，說是市府只管市政，此事可去問陸軍總部。這個女子又到了陸軍總部，大吵大閙，又哭又罵，圍了許多人看熱閙。結果，陸軍總部的負責人派了武裝警衛(wèi)員，命令該女子馬上離去，否則作為擾亂秩序處理。至此，這女子見來勢不對，才含淚而去。據當時傳說，這女子是汪精衛(wèi)的女兒。
　　最后附說一下，當時陸軍總部的總司令是何應欽，陸軍總部工兵指揮官是馬崇六，南京憲兵司令是張鎮(zhèn)，南京市長是馬超俊，七十四軍五十一師高級軍官是丘維達，七十四軍五十一師工兵營營長是李東陽，還有陸軍總部參謀長蕭毅肅，都是直接參與此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