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時事小說第一批令人矚目的成果，是抨擊魏忠賢擅權亂政的系列小說。
宦官干政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現象，幾乎無代無之，其中又以明代的閹禍最烈。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奄宦上》云：“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為烈也。漢、唐、宋有干與朝政之奄宦，無奉行奄宦之朝政?！瓭h、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后可以得志；有明則格局已定，牽挽相維，以毅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終不能舍之，卒之臨死而不能與廷臣一見，其禍未有若是之烈也！”《王陽明先生出身靖難錄》敘武宗寵任閹人劉瑾等人，號為“八黨”，斥逐閣老劉健，殺忠直內臣王岳，王守仁疏救言不宜任用閹人的戴銑，遂觸劉瑾之怒，下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驛丞，對宦官之惡已經作了沉痛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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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賢則是明代閹禍的巔峰。他除了擅權干政，又復擾民害民，尤為世人所切齒?！睹魇贰肪矶d：天啟七年（1627）八月甲寅，熹宗崩；丁巳，崇禎即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賢于鳳陽；己巳，魏忠賢縊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國興伏誅；崇禎元年（1628）正月丙戌，戮魏忠賢及其黨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賢黨馮銓、魏廣微籍；壬寅，許顯純伏誅；崇禎二年（1629）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魏忠賢橫行朝野六七年，一朝垮臺，人心大快，舉天同慶，一批暴露其滔天罪惡的小說競相問世，形成一股頗為壯觀的創(chuàng)作潮流。最早問世的有《警世陰陽夢》十卷四十回，題“長安道人國清編次”，崇禎元年刊本，序署“戊辰六月硯山樵元九題于獨醒軒”；又有《崢霄館評定新鐫出像通俗演義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八卷四十回，題“吳越草莽臣撰”，崇禎元年精刊本，凡例之二曰：“是書自春徂秋，歷三時而成”，則成書于崇禎元年之秋。崇禎元年上半年的政治形勢，充滿著不確定的因素。此時忠賢雖死，但“馀焰末息，羽翼未收”，關于魏閹的“逆案”（政治上的最后結論）還沒有作出；而從日后“定案”、“翻案”的反復看，個中的派性斗爭是異常激烈的?！蛾庩枆簟?、《斥奸書》的作者似乎不曾顧慮時局的復雜性，僅用了創(chuàng)紀錄的半年時間，就寫成并出版了這兩部時事小說，這不光需要相當的藝術激情，而且也需要相當的政治勇氣。 作文能力提升，就來易優(yōu)作文,https://www.euw.net
《陰陽夢》內封題識云：“長安道人與魏監(jiān)微時莫逆，忠賢既貴，曾規(guī)勸之，不從。六年受用，轉頭萬事皆空，是云陽夢；及既服天刑，道人復夢游陰司，見諸奸黨受地獄之苦，是云陰夢?！比魪淖置嫔侠斫?，“長安道人國清”當是本書作者。但書中又明明告訴說，“長安道人”是小說中的人物。他在第八回登場，適逢魏進忠（魏忠賢原名）乞討，為飯店主人辱罵，冷眼瞧見魏花子身段雄偉，豈常落于人后，遂進前勸解，贈金周濟，并和他結為生死之交。第二十七回敘他知魏忠賢惡盈貫滿，殺戮過度，趁生日時來點醒他。魏忠賢死后，道人夢游陰司，都天大王楊漣分付他傳說業(yè)報因果，仙翁繆昌期又贈他“廣長舌”。他出夢之后便捉筆構思，寫成這部《陰陽夢》。可見，“長安道人”純是虛擬的人物，如果把他定為作者，豈非同將“石兄”看作《紅樓夢》作者一樣荒唐嗎？從種種跡象看，本書作者當是作序的“硯山樵”。據《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硯山“在福建建陽縣東北三十五里，山有石端平若案，有微黑點，隱隱若硯，舊名夫子案山”。建陽是著名的刻書業(yè)中心，《陰陽夢》能較快地刊刻出版，與此頗有關系。作者自稱“硯山樵”，大約是一位沒有功名的村夫子，這在書中可找到若干側證：1、作者對北方地理似不盡了了，第二回寫“魏進忠、李貞、劉嵎從涿州一徑往北京城來，行到武清地面，日色銜山，投宿旅店”。北京在涿州東北約60公里，由涿州進京，決不會走到直東偏南100公里處的武清；同回寫何旺從保定公干回來路過武清，也是不明地理之故；第八回寫魏進忠在涿州凈身，再次進京，走到臨清地方，臨清在涿州正南300公里，進京而走到臨清更是南轅北轍?？勺C作者確是南方人，也許從來沒有到過河北。2、作者于朝中大事往往搞錯，如第一回寫魏進忠與李貞結交，此李貞當即史上的李永貞，小說改易人名，原無不可；但到了第二十七回，忽然冒出一句：“有個李太監(jiān)叫做李永貞，先發(fā)言道……”，將李永貞說成與魏閹幫兇李貞不同的另一人，顯然是無知造成的。第十九回寫魏忠賢擅立內操，李貞恐人說抗違祖制，魏忠賢變臉道：“如今那個敢來說咱，他不要性命的！難道又生出一個楊漣來？”從行文看，楊漣其時已死，而第十四回楊漣上魏忠賢二十四罪，第二十二款就是“故違祖制，擅立內操”。據史載，設立內操在天啟二年（1622）春，楊漣上二十四罪在天啟四年（1624）六月，殺楊漣在天啟五年（1625）六月，作者將時序顛倒，致使事理捍格。硯山樵之序結末云：“今而后，華胥子可蘧然高枕矣?！比A胥一典，出《列子·黃帝》篇，《陰陽夢》引首謂人生世間是場大夢，第一夢便是軒轅皇帝的“華胥夢”：“華胥國的人無貴無賤，無諂無謗，一味渾厚平等溫良。黃帝覺來，忻然自得，天下大治，就如那華胥國一般?！毙≌f結末寫長安道人陰司出夢，亦覺天下大治，故序以“華胥子”稱之。長安道人之名本為陶玄，而書題“長安道人國清編次”，書末署“長安道人國泰終南山廣長莊書”，“國清”喻國家清明，“國泰”喻國家安泰，均屬寓言。倒是硯山樵之“獨醒軒”，有“諸人皆在夢中，唯我一人獨醒，故能作此陰陽二夢以警世人”語，實為作者之聲口。 在線批改作文，<a href=http://www.zequeka.cn/jiaoshoulanmu/>易優(yōu)名師作文批改</a>
“硯山樵”的生平經歷，決定他寫作《陰陽夢》主要的依據是社會傳聞。孫楷第先生以為是“多里巷瑣語，無關文獻”&<60;[1]。其實對小說創(chuàng)作來說，“多里巷瑣語”并不一定是缺點。問題在于傳聞瑣語的采用，能否與史料的取舍抑揚有機結合，并同作者欲言之“志”有機地結合起來。《陰陽夢》從最貼近的距離，傳達出民眾在魏閹暴政下痛苦呻吟的心聲，在那“九原之鬼夜哭，六月之霜晝飛，漫漫蕩蕩宇宙，結成凄凄慘慘長夜不旦之乾坤”里，“人鉗舌，路重足，小兒止啼，五六年來恍入幽冥道中，使人生幾不知有何生趣”，說得真是再沉痛不過了；而“那時北京城里說了一個‘魏’字，拿去一瓜槌便打死了”，正是“人鉗口，路重足”的最好注腳。小說寫魏忠賢出巡大同府，“儼然是天子行事，攪得地方上官民人等，一個個坐臥不安，搜刮錢糧，食費廩給，弄得那民窮財盡，百姓吞聲含怨”?！蛾庩枆簟酚质亲钤鐬榕c魏閹英勇抗爭的楊漣、周順昌和蘇州市民英雄立傳的紀實性作品，它生動真實地昭示：面對惡勢力的淫威，總有一批錚錚鐵漢挺身而出，他們不愧是我們民族的脊梁。 作文能力提升，就來易優(yōu)作文,https://www.euw.net
從文學的角度看，硯山樵謂“長安道人知忠賢顛末，詳志其可羞、可鄙、司畏、可恨、可痛、可憐情事，演作陰陽二夢”；而《陽夢》從情節(jié)和筆法上又可分為兩部分：卷一至卷三為第一部分，敘魏忠賢微時可羞、可鄙的情事；卷四至卷八為第二部分，敘魏忠賢發(fā)跡后可畏、可恨的情事。
《陰陽》第一部分三卷十一回，占《陽夢》的38％，比《陰夢》篇幅還長，寫的是一個無賴子的經歷。通過涿州聚黨、京都充役、樗蒲賽色、青樓競賞等，刻畫了魏忠賢微賤時奸詐、貪賭、好色、沒信行的惡德。但作者并沒有對魏忠賢作臉譜化的處理，而是突出了他破落戶“會頑耍、會謅趣”的秉性，抓住“吹彈歌舞絕倫”的特點來組織情節(jié)。起先，他與褫奪了青巾的秀才李貞相好，肆中飲酒時巴結道：“待咱唱一支情詞，奉李爺酒何如？”口里唱曲，悠悠揚揚，引得武弁劉嵎的喝采，三人意氣相投，遂相結交，這是第一節(jié)；而后同往京師，旅店中有人唱曲，“魏進忠聽得，便技癢起來，心里道：‘我的本領高似他幾分，這里不賣弄，那里去賣弄噗！’”也彈唱起來。唱曲的是何內相家人何旺，被魏進忠掃了興，發(fā)作起來。恰是不打不相識，后來反得何旺之力，進京都做了禮部長班，這是第二節(jié)；魏進忠胡行亂法，詐騙得一千兩銀子，又被賭棍以名妓蘭生做訛騙去，不想蘭生倒真心愛上了進忠，聞知進忠戀上月仙，生了氣，進忠便“改腔改字”唱了一只《掛枝兒》，引得蘭生“十二分惱都化做水”了，這是第三節(jié)；魏進忠京中呆不住，便將破傘紫竹柄開管簫兒，一路或吹或唱，游到涿州，后來索性凈了身，投花子太監(jiān)入伙，頗得頭頭薩辣虎鮑寧的歡心，這是第四節(jié)；殷內相聞之，留在宅內彈唱，遂把“教師魏進忠”的名頭傳揚出去，何內相來訪，將其請到私宅與李貞、劉嵎重逢，扶持進忠進了內官監(jiān)，這是第五節(jié)。通過彈吹唱曲這一細節(jié)，勾畫出無賴子魏忠賢的升沉榮辱史，頗可見作者之匠心。魏忠賢本極微賤之人，偶有機緣，小有得志，便露出奸詐、薄悻的本性，預示著今后弄權的因子，已深深潛藏在骨髓之中。但魏忠賢的落魄潛蹤，雖說是作孽自受，卻也頗能感出社會黑暗，世態(tài)炎涼。小說還描畫出魏進忠性格乖巧伶俐的一面。如凈身后再次進京，見開酒館賣水的人因身子不快，挑不功，便主動上前替他挑水，盤算道：“京師的錢，一分銀子總得六個，倒有—錢多一日，十日就是一兩，一個月就是三兩了，好過日子的。”須知魏進忠是“原自軒軒昂昂做過的人”，手頭上攥過上千兩銀子，如今竟“肯做這下賤事”，還能說出“這還是個生意，自食其力的，勝過那花子萬倍”的話。魏忠賢是壞人，但首先是人，他的升沉榮辱及與此相應的悲喜哀戚，都具備了審美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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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到《陽夢》的第二部分，作者陡然換了一副筆墨，乖巧伶俐的無賴子魏進忠不見了，代之而起的卻是愚蠢無能、全無主張的魏忠賢。微賤之時的魏忠賢，對李貞、劉嵎尚且能做到既見貌辨色，而又保持傲氣；得圣上恩寵的魏忠賢，卻非但沒有“一朝聊得志，便可妄為時”，反要事事依賴李、劉，“就是泥塑木雕的傀儡，只憑這兩個提線索”了。崔呈秀投靠魏忠賢時，第一個印象竟是：“老魏原是個蠢人，盡可侮弄他的”。同樣，前一部分絲絲入扣的生動情節(jié)也不見了，通篇皆是魏忠賢篡權亂政陰謀的圖解，說他“一步步要學那篡漢的王莽、曹操行事，弄權的趙高、董卓行徑”，并按臆想的模式對他的奸謀進行了“揭露”：
第一步：計殺王安，結好客氏。太監(jiān)王安為三朝老臣，對魏忠賢常要查究，成了他招權納賄的最大障礙。魏忠賢一朝得志，首要之務就是除去這一心腹之疾。時熹宗乳媼客氏封奉圣夫人，威福日盛，與王安身邊的小內相甚是親愛。魏忠賢遣人刺殺小內相，反誣系王安所為，既借此殺了王安，又結奸了客氏，可謂一箭雙雕。但作者不了解宮廷內幕，對魏客糾葛的傳聞知之甚少，故不曾鋪衍出委婉曲折的故事。
第二步：清除外廷，誣害忠良。魏忠賢因朋奸竊柄，受到外廷諸官的論劾，便放出辣手，先將左光斗、楊漣、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鍛煉成獄，又將繆昌期、李應升、周順昌、周宗建、黃尊素、周起元擒拿解京，先后迫害至死，揚州太守劉鐸等更因文字得罪。史載，楊漣劾魏忠賢在天啟四年（1624）六月，殺楊漣、左光斗等在天啟五年（1625）三月，逮繆昌期、周順昌等在天啟六年（1626）二月，殺劉鐸在天啟六年七月，小說都集中到一起，提到前頭來寫了。
第三步：肆毒宮闈，殺害妃嬪。魏忠、客氏恐宮中寵幸多了，分去權柄，便譖殺裕妃、成妃，又陷害皇親張國紀、李承恩。史載，逼害裕妃、成妃在天啟三年（1623），參罷張國紀亦在天啟三年，李承恩大辟則在天啟五年（1625）。其事多在“清除外廷”之前，為了遷就由外廷到內廷的格局，小說方作了改動。
第四步：擅立內操，布置外鎮(zhèn)。魏忠賢異謀輒起，設立內操，訓練精兵三千，圖謀作亂；又布置外御，各邊各鎮(zhèn)都派太監(jiān)鎮(zhèn)守。史載，立內操為天啟二年（1622）事，設各邊鎮(zhèn)監(jiān)軍內臣則在天啟六年（1626）三月。立內操不是什么興兵叛亂的準備，將內操與外鎮(zhèn)扯到一起，更是主觀的捏合。
第五步：走馬戲舟，暗害皇帝。魏忠賢以為內外設伏停當，便御前走馬，戲舟海子，欲害皇帝。走馬、戲舟事，正史不載，《陰陽夢》將此當作“圖叛”陰謀的最后步驟，純是主觀的顛倒。
在《陽夢》最核心的部分，之所以出現令人掃興的變異，除了史料掌握得不充分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的觀念。作者以為只要拈出“圖叛逆”這頂大帽子，就足以將魏忠賢徹底否定。其實，非但不能揭示魏忠賢的罪惡本質，反而把本來可以挖掘得更深的東西淡化了，甚至不免落入自己設下的陷阱之中：宦官與皇帝本是相互依附的，用《明史·宦官傳》話說，宦官不過是“逞其智巧，逢君作惡”而已。沒有“天啟爺”的寵任，無賴子魏忠賢就永遠只能是無賴子，決不可能一躍而為九千歲的“廠臣”。魏忠賢“御前走馬”驚了圣駕，雖屬不赦之罪，終究與“圖叛”有別；至若說魏忠賢乘日色將暮，指使親近太監(jiān)“戲舟海子”，將圣駕擠落水中，就更沒有道理了。作者根本沒有考慮到：魏忠賢盡可愚弄君王，卻不可能產生“乘間下手”取而代之的念頭。如果皇上真的被淹死了，魏忠賢又將何為？
《陰夢》部分則寫魏忠賢“可痛、可憐情事”，與《陽夢》“卷數銜接，回數則自為起訖；似一書，非一書”&<60;[2]&<60;。敘的是長安道人看魏忠賢戮尸凌遲之后，忽有都天大王楊漣派鬼卒押其遍游十八重地獄，且觀看楊漣、左光斗會集忠魂勘問魏黨的情況。作者不能解釋何以魏忠賢一個人，“欲以蝘蜓而撼鐵柱，欲以燕雀而學鵬飛，遂致殺氣彌天，忠魂涂地，九原之鬼夜哭，六月之霜晝飛，漫漫蕩蕩宇宙，結成凄凄慘慘長夜不旦之乾坤”的根源，也找不到從根本上消弭禍患的妙方，只好把一切歸之于縹緲的夢境，并企圖以“夢中說夢”的業(yè)報，去警告“彼似忠賢者”知懼改悔，用心可謂良苦。但輪回終究是虛妄而軟弱的，要以此阻止惡的產生，更是純粹的空想。
吳越草莽臣的寫作態(tài)度，與硯山樵完全不同。他的最大特點是重視文獻資料，《凡例》二自稱：“閱過邸報，自萬歷四十八年至崇禎元年，不下丈許，且朝野之史，如《正續(xù)清朝》、《圣政兩集》、《太平洪業(yè)》、《三朝要典》、《欽頒爰書》、《玉鏡新譚》凡數十種，一本之見聞，非敢妄意點綴，以墜綺語之戒。”在掌握材料的基礎上，又頗著意于剪裁布局?！斗怖芬辉?：“是書紀自忠賢生長之時，而終于忠賢結案之日，其間紀各有序，事名有論，宜詳者詳，略者略，蓋將位一代之耳目，非炫一時之聽聞?！比珪氖?，每回以事系年：第一回敘忠賢少時事，第二回敘萬歷十六、七年事，第三回敘泰昌元年事，第四回敘天啟元年事，第五回敘天啟二年事，第六回敘天啟三年事，第七至十回敘天啟四年事，第十一至十四回敘天啟五年事，第十五至二十五回敘天啟六年事，第二十六至三十九回敘天啟七年事，第四十回敘崇禎元年事，紀年準確，絕無差錯。這種嚴格忠史實的寫法，是正統史家所提倡的和認可的，也是謹慎派歷史小說所恪守的和遵循的。他的毛病在于過分拘泥史實，決然絕然地排斥藝術虛構。仿佛是有意要和《陰陽夢》唱對臺戲，《凡例》三明白宣言：“是書動關政務，事系章疏，故不學《水滸》之組織世態(tài)，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習《金瓶梅》之閨情，不祖《三國》諸志之機詐?！彼l(fā)誓要與之劃清界限的幾條，都是《陰陽夢》所做過的。如魏忠賢登場時，說他：“是一個浮浪的破落戶，沒信行的人。專奸幫閑，引誘良家子弟。自小不成家業(yè)，單學得些游蕩本事，吹彈歌舞絕倫，又好走馬射箭，蹴球著棋。若問文書，一字不識。這些里中少年，愛他會頑耍，會諂趣，個個喜歡他的。常在涿州泰山神祠游玩歇息，結成一黨，荒淫無度。這些都是干隔澇漢子，無籍之徒。”與《水滸傳》敘高俅的文字如出一轍，不是“效”&<60;《水滸》之“組織世態(tài)”嗎？魏進忠登場不久，就與李貞、劉嵎立誓，“三人愿為生死之交，榮枯得失，事同一人，永無一心”，這不是“祖《三國》諸志之機詐”么？魏進忠對妓女蘭生之憐香惜玉，可視為“習《金瓶梅》之閨情”；三次覓死，得金甲神與井泉童子顯化，亦可算“效《西游記》之布置幻景”?！冻饧闀肪芙^借鑒前人的經驗，自愿置于正史附庸的地位，便喪失了成為審美對象的品格。
《斥奸書》與《陰陽夢》的不同取向，是“正史”與“稗史”傳統在時事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體現。而從發(fā)展趨勢看，卻是放任派逐漸贏得上風。崇禎年間西湖義士的《皇明中興圣烈傳》五卷四十八回，也是寫魏閹的時事小說。此書有繡像十幅，其中三幅取自《警世通言》，“械系忠良入獄”圖，即《三現身包龍圖斷冤》圖之后半葉；“袁公錦寧破虜”圖，即“趙太祖千里送京娘”圖之后半葉，“扭魏忠賢至阜城店”圖，即“小夫人金錢贈年少”圖之后半葉，表明書坊主具有以圖招徠讀者的商品意識。孫楷第先生以此書“事亦半為傳說，可資考證者殊少。蓋野老紀聞，所知不過里巷瑣語，托之稗官，兼多附會。至于朝政得失，名臣事跡，耳目不接，固不能知其底蘊”[3]，走的也是《陰陽夢》的路子。如說魏忠賢之父久慣打劫，母刁氏跑馬走索，弄猴搬戲；年三十父母亡后，鎮(zhèn)日花街柳巷，與樂戶女兒蕭靈群相好，把玉簪送與靈群。及忠賢聲勢赫奕，崔呈秀乃父事之，升大司馬。時蕭靈群亦至京城，崔呈秀召靈群伴宿，無意中說出魏忠賢事，靈群遂托呈秀致意。忠賢聞知，微服到崔宅與靈群相見，許封其弟蕭惟中以名色官兒等等，都是此書特有的“野老紀聞”?？傊?，無論是思想意蘊還是藝術技巧，《陰陽夢》、《斥奸書》和《圣烈傳》，水準都是較低的。由于“距離”的過分貼近，作者對眼前事變來不及咀嚼反思，導致缺乏深沉的歷史感，藝術上也留有粗糙的痕跡。
魏閹系列小說最成熟的佳作當數《梼杌閑評》?！稐冭婚e評》一名《明珠緣》，五十回，不題撰人。從多種跡象考察，作者當為李清[4]。李清（1602－1683），南直隸興化人，字映碧，一字心水，晚號天一居士。天啟元年（1621）舉人，崇禎四年（1631）進士，歷仕崇禎、弘光兩朝，歷官刑、吏、工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明亡，隱居不出。著有《三垣奏疏》、《三垣筆記》、《南渡錄》、《女世說》等。從《梼杌閑評》對“奴酋”、“氈裘”的強烈譏刺推定，此書當脫稿于明季。
與同類小說相比，《梼杌閑評》對魏忠賢的身世沒有作孤立的敘寫，而是將它與黑暗社會諸色相的描繪緊密結合，并以形象的力量表明：閹禍并非個別的偶然事件，它與社會種種弊病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小說的主旨是要揭露魏閹之禍國殃民，卻偏偏借其微時的種種坎壈，極寫出社會黑暗腐朽的背景，充分顯示出作者的匠心。魏母侯一娘是流落江湖的賣藝人，始則受達官貴人的玩弄，繼則為強盜所蹂躪，飽嘗了人世間的酸辛。王尚書府里叫她陪酒，丈大魏丑驢抗爭道：“要陪酒請小娘去，怎么叫我們良家婦人陪酒？”反被王府管家拳打腳踢：“抬舉你妻子，也是你的造化，求之不得，反來胡說！”流落京師酒樓賣唱，王吏科掌家要她陪宿，店家道：“如今科道衙門好不勢耀厲害，我卻不敢違拗他?！焙钜荒锶虤馔搪?，為的是“黑夜難防這許多”。即便是魏忠賢本人，幼時曾隨其母“帶著鬼臉子去求人”，壯年又沿街乞討，受盡磨難。他親眼看到，童生倪文煥“胸羅錦繡煥文章”，府考不取，送分子的銀子又下了水；一旦拜在魯太監(jiān)門下，頓使功名唾手而得；他還親眼看到，周兵科公子摔死妓女鴛鴦叩，鴇母告到官府，反被差人日日前來需索，“人已死了，還要花錢”；連他當年進宮應選，也要二百文錢才上個名字，用三兩銀子才能選中，進得宮中，“好差使總被有錢的謀去了”。種種貪贓枉法的現實，讀來無不令人怵目驚心。
《梼杌閑評》還強烈提示讀者：宦官為患，魏忠賢并非始作俑者。小說剛開始，就著意敘寫魏忠賢隨欽差程士宏清查礦稅之事，為下文魏閹之猖獗，作了富有時代特征的鋪墊。程士宏是司禮監(jiān)掌朝田太監(jiān)的外甥，“九卿科道官因要交結他母舅，故此與他往來”。田太監(jiān)死后，程士宏又用一百個金元寶賄賂殷太監(jiān)，謀得清查礦稅的美差。一路狐假虎威，任意施為。據史載，萬歷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內，搜括的礦稅商稅就達二百萬兩。小說痛斥道：“當路豺狼已不禁，又添虎豹出山林。東南膏血誅求盡，誰把沉冤報九閽？”《梼杌閑評》之寫魏閹之禍，不只限于對個人品質的譴責，更將批判鋒芒指向封建專制極端強化的產物——廠衛(wèi)制度。魏忠賢初得皇帝歡心，頭一個要求就是掌握東廠，憑恃凌駕于封建法律之上的特種權力，市井無賴的魏忠賢方得殘戮忠賢，播亂朝政。揚州知府劉鐸題詩吊熊廷弼，魏忠賢誣以“詛咒大臣”，刑部司官明知冤枉，“只因巡捕同鎮(zhèn)撫司都把供詞做殺了”，只得擬個“律應絞監(jiān)候秋后處決”，誰知大拂忠賢之意，還叫依律另擬。眾司官煩惱道：“擬絞已是冤屈，旨上叫依律另擬，有甚律可依？怎么再重得？”小說還對廠衛(wèi)的“法外加刑”作了沉痛控訴。魏忠賢拿楊漣、左光斗交錦衣衛(wèi)嚴審，擺下的刑具是：“紅繡鞋步步直趨死路，琵琶刑聲聲總寫哀音。仙人獻果，不死的定是神仙；美女插花，要重生須尋玉帝。”據《明史》卷七十三《刑法志》載：“其最酷者曰琵琶，每上，百骨盡脫，汗如雨下，死而復生，如是者兩三次，荼酷之下，何獄不成?！边@種對現實的如實描寫，徹底打破了一般小說先寫世界清平、國泰民安，繼寫奸佞專權、禍國殃民，最后寫清除奸佞、世界復歸清平的舊格局。
《梼杌閑評》突破了忠奸斗爭的簡單模式，表現了對廣大民眾的關心和同情。書中寫官校捉拿楊漣，“出來好生無狀，見有司便上坐，過驛站揀馬匹，要折夫，索常例，一路上凌虐官府，打罵驛丞，騷擾已極”；魏忠賢巡視口外，竟將獵戶五六千人殺死，齊上關來獻功，作者憤怒地指控殺良冒功的罪行：“無端生事害良民，贏得功勛誆帝廷?？上Ш┻呁夤?，年年濺血灑長城！”在“大嚼充饑奸賊腦，橫吞解渴讒臣血”的的思想支配下，大膽地傾注對奸佞的切齒痛恨和對百姓深切同情。為此，作者著意塑造了一批為民請命、敢于抗上的清官形象。如揚州知府顏茂暄，聞說內官來詐取錢糧，道：“卑府寧可以命與他，若要擾害百姓，實難從命?！弊髡呱踔撂摌嬃宋洳鴤涞礼T應京策劃的聲勢浩大的民變。據《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礦稅之弊》載：“（萬歷）二十九年二月……己丑，武昌兵備道馮應京參陳奉十逆大罪，逮至京，下于理，削籍?！?，武昌民變，逐陳奉。奉列兵殺二人，匿楚府中，命甲騎三百馀，射死數人，傷二十馀人。奉喻月不敢出，眾執(zhí)奉左右六人，投之江。奉自焚其公署門。事聞，謫知府王禹聲、知縣鄒堯弼為民?！蔽洳褡?，本在馮應京被逮之后。馮應京雖曾捕治陳奉爪牙，且抗疏列其十逆大罪，但并未策動民變，倒是因其就逮激起民變時，“應京囚服坐監(jiān)車，曉以大義，乃稍稍解散”（《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士《馮應京傳》），使民變歸于平息?！稐冭婚e評》大膽地以虛構手法，塑造了馮應京這一民變策劃者的高大形象。當他訪得程中書（影射陳奉）的罪惡后，即稟報撫院道：“本道卻有一法可以治之，俟行過方敢稟聞?！痹谇擅畹卣鞯脫嵩旱哪S后，便取十數面白牌，以朱筆寫道：“欽差程士宏凌虐有司，詐害商民，罪惡已極，難以枚舉……本道不能使光天化日之下，容此魑魅橫行。凡爾商民，可于某日齊赴道轅，伺候本道驅逐?！痹隈T應京的指揮下，“一聲炮響，岸上一面白旗一展，只見江上無數小船望大船邊蜂擁而來?！鲇致牭靡宦暸陧?，岸上江中一齊動手，把五六號大船登時打成齏粉，把程中書捆起送上岸來，馀下人聽其隨波逐流而去”。馮應京的做法大快人心，連撫院都以為是“鼓大勇以救商民”的盛舉，當眾官議擬以“程士宏暴虐商民，以致激變，馮參政救護不及”為之開脫時，馮應京卻道：“始而不能御虎狼以安百姓，既又飾浮詞以欺君，罪不勝誅。只求大人據實立奏，雖粉骨碎身亦所不辭。”只此一語，即把馮應京大智大勇、敢作敢當的品格，突現紙上。
《梼杌閑評》復以酣暢淋漓的筆墨，謳歌了市民的斗爭，充滿了濃烈的時代氣息。作品多次描繪商品經濟的繁榮景象，如山東臨清，“是個十三省的總路，名曰大碼頭。商賈輳集，貨物駢填，更兼年豐物阜，三十六行經紀，爭扮社火，裝成故事。更兼諸般買賣都來趕市，真是人山人海，挨擠不開”；又如薊州，“經紀人家，本無田產積蓄，只靠客人養(yǎng)生，有客人到，便拿客人的錢使用，挪東補西，如米面酒肉雜貨等物，都賒來用，至節(jié)下還錢”。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促使了階級的分化：官宦人家如魏云卿，“尋下幾萬銀子，有幾個機房，都有他的資本”；家人之子吳保安暴發(fā)后，希圖冒主人的籍子赴考，又交結監(jiān)院里的人代他幫襯，等等。商品經濟的聯系性，使以手工業(yè)者、小販、商人為主體的市民，產生了共同的經濟要求及反映這種要求的道德觀念和政治傾向。當封建統治者的倒行逆施損害他們利益時，便會團結起來進行自發(fā)的斗爭。楊漣被逮，一路的百姓互相傳說道：“可憐楊大人為國除奸，遭此橫禍！”經過的各村鎮(zhèn)市，人人來看忠臣；周順昌被逮，以顏佩韋、馬杰、沈揚、周文元、楊念如五人為首，蘇州市民聚集萬馀人，為救周吏部，打死校尉，扯碎駕帖，被小說稱為“胸中抱負為荊聶，專向人間殺不平”的英雄，說：“百姓一亂，其功不小”，甚至以詩贊曰：“皇天視聽在斯民，莫道黔黎下賤身。曾見一城堪復下，果然三戶可亡秦?！弊髡呃^承施耐庵、羅貫中開創(chuàng)的關心國家興衰、人民疾苦，同情支持民眾正義斗爭的傳統，提出了所處時代最重大的社會問題，并以藝術手段作出了自己的評價，這種逼視當代現實的精神，表現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較之施、羅之借古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無疑是極大的進步。
從歷史小說的文體特征著眼，《梼杌閑評》的藝術成就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得心應手地處理虛實關系，實現了故事情節(jié)真實性與傳奇性的統一，人物形象鮮明性與豐富性的統一。
《梼杌閑評》“總論”有詩曰：“博覽群書尋故典，旁搜野史錄新聞?！钡谌赜性~曰：“目擊時艱，嘆奸惡真堪淚滴?！北砻髯髡咚颁洝钡?，是有關“時艱”的種種“新聞”。作者對史料不僅極為熟悉，于史料的取舍也比較謹慎，正如鄧之誠先生所說：“述忠賢亂政，多足與史相參”[5]，如所錄楊漣疏參魏忠賢二十四罪，從語句簡繁與行文口氣來看，比《明史》、《明通鑒》、《明史紀事本末》更接近原文。在一些細節(jié)上，如魏忠賢生于戊辰（1568），乳名辰生，天啟七年（1627）三月晦日是他六十生辰，就是正史所不載的準確紀錄。但作者并沒有單純地據史敷陳，而是在史實基礎上進行虛構，以使故事貫通，情節(jié)生動。如第二十回“魏監(jiān)門獨力撼張差”，敘除夕之夜，入宮未久的魏忠賢打翻持棍闖宮之張差。據《明通鑒》卷七十五載：萬歷四十三年（1615）“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入慈慶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鑒，至前殿檐下，為內侍韓本用等所執(zhí)。”則梃擊一案，執(zhí)張差者為韓本用，但并不排斥魏忠賢身與其事、史書諱言的可能；而“獨力撼張差”云云，卻確是虛構。由于作了這樣的虛構，方使魏忠賢驟得擢用找到了合理的解釋。再如楊漣參劾魏忠賢后，《明史·宦官二》載：“疏上，忠賢懼，求解于韓爌。爌不應，遂趣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為剖析，體乾等翼之。帝懵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而于次日下漣疏，嚴旨切責。”小說第三十一回“楊副都劾奸解組”卻說劉若愚獻謀要忠賢泣訴于帝，李永貞反對道：“上前泣訴，縱洗清身子，皇上也必不肯十分處他們?！蔽褐屹t便把本按住，逕直批道：“楊漣尋端沽譽，憑臆肆談，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著內閣擬旨責問。”小說舍去“泣訴”的細節(jié)，更鮮明地突現了魏忠賢專橫跋扈的性格。
《梼杌閑評》又十分重視“野史”的搜求和采用，大膽地將整個藝術大廈的骨架，設置在虛構的人事因緣的基礎之上。據《明史·宦官二》載，熹宗乳媼客氏與忠賢并有寵，“容氏淫而狠，魏心賢不知書，頗強記，殘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任此兩人，兩人勢益張”。憑著這一點材料，是難以寫出有文學意味的情節(jié)來的?！稐冭婚e評》巧妙地以一顆明珠貫串客魏的興衰際遇，構成小說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客氏之母夢赤蛇銜珠而生印月；魏忠賢之母從強盜窩中逃出，償還客氏之珠，聘定印月為媳；魏忠賢十數年后販布薊州，宿于侯氏布行，客氏已嫁侯氏子，與魏忠賢暗中相通，贈珠作為憶念；忠賢涿州落難，將珠子典于質庫；入宮得志以后，客氏向其索要明珠，翰林馮銓因獻珠夤緣入相，故又名《明珠緣》。通過還珠、贈珠、當珠、索珠、獻珠的虛構故事，既寫出魏、客由微賤到發(fā)跡的曲折經歷及微妙心理變化，展現了社會各側面的世情色相?？傊?，《梼杌閑評》得心應手地用“小說”來統攝“時事”，在“小說”的格局中納容“時事”的豐富內容；既不排斥虛構，也不將虛構作為一二點綴依附于史實之后，而是讓虛構居于全書藝術構思的主導地位，以此來支配統攝作品的情節(jié)和人物，這是對《水滸傳》和《三國志演義》成功創(chuàng)作經驗的發(fā)展和突破。
第二，充分注意人物形象的內在聯系，即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辯證關系，從而成功地設計出人物群象所構成的形象體系。
魏閹亂政的史實具有蕪雜、散漫的特質，魏忠賢的歷史原型與眾多人物之間，也缺乏戲劇性的紐帶。如果只是據史敷陳，充其量不過如《先拔志始》、《剝復錄》一類稗史野記。作者突破史實的束縛，不但塑造出一系列具有個性的人物形象，而且將其構成互相沖突又互相依存的具有緊密內在聯系的形象體系。這一“組織世態(tài)”的網絡結構，既囊括了整個時代的動態(tài)變化，又提挈著全書情節(jié)的起伏發(fā)展，是作者自覺整體構思的產物，是有別于自然狀態(tài)的藝術美的體現。
據文秉《先拔志始》載，崇禎定逆案時曾云：“忠賢一人耳，茍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魏忠賢所以能猖獗一時，乃“五虎”、“五彪”、“十孩兒”為之羽翼，同惡相濟之故。其中如崔呈秀、田爾耕、倪文煥，皆如吳偉業(yè)《〈清忠譜〉序》所云“愿為之爪牙，供其走噬，甚至自負阿父養(yǎng)子而不惜”，是閹黨中最兇惡的分子。《梼杌閑評》在處理魏閹與其幫兇關系時，虛構了他發(fā)跡前與諸人的交往，寫出了因命運的升沉榮辱造成的人與人關系的顛倒，通過富于喜劇性場面中的丑與丑的強烈對比，犀利地揭露丑的本質。如崔呈秀原是“薊州城有名的秀才，當時考居優(yōu)等，只是有些好行霸道，連知州都與他連手，故此人皆懼他”。彼時的魏忠賢是一個布商，因崔呈秀設局訛詐，代人出面調停，兩種性格遂發(fā)生了碰撞。就崔呈秀來說，訛詐百十來兩銀子，不過是他千百件“沒有天理的事”當中的一件，但他又是個見機而作的人，固然心狠手辣，也肯乘勢下臺；魏忠賢則早已洞見他的伎倆，卻并不加以戳穿，只是審時度勢，令其稍加收斂，適可而止。他此時的作為，雖亦有若干仗義因素，骨子里還是維護了崔呈秀的利益。他的干練機變，竟使崔呈秀忘卻地位的懸殊，不覺十分欽敬起來。二人在作惡中互相認識，互相賞識，正是所謂“奸雄合當聚會”。這種對魏、崔微時交往的描寫，正為日后崔呈秀拜在魏忠賢門下的行徑作了鋪墊。且看書中如下的精彩文字：
……忠賢道：“咱昨日想起來，昔日在薊州時與二哥原是舊交，咱如今怎好占大？咱們還是弟兄稱呼罷?！背市汶x坐打一躬道：“爹爹德高望重，今非昔比，如今便是君臣了?！敝屹t呵呵大笑道：“好高比，二哥倒說得燥脾，只恐咱沒福。全仗哥們扶持?！?
崔呈秀的無恥卑鄙，魏忠賢的好受奉承而又故作姿態(tài)，一時畢現紙上。今日諂媚之崔呈秀，正是當日跋扈之崔呈秀。唯其如此，他才會心甘情愿充當最陰險的幫兇。這種不僅僅從橫的方面、即在同一平面上寫魏崔之間的聯結，而且從縱的方面、即歷史的立體變遷中描寫魏崔的聯結，實際上已經超出單個人之間的關系而達到了“社會關系”的深度，故更能洞察人世的底蘊，產生意味深長的啟示力量。
《梼杌閑評》寫田爾耕，也有異曲同工之妙。田爾耕是“吮舔癰痔”的無恥之徒，早在嶧山村與魏忠賢第一次相遇時，就是一個教唆誘惑他作惡的壞蛋。魏忠賢屢屢失足之后，聽從妻子傅如玉“老田是個壞人，他慣干截路短行之事，切不可信他，壞自己之事”的警告，才與他斷絕了交往。如果說對崔呈秀還有若干好評（如“極有氣概”）的話，對田爾耕的人品則是絕對的否定。就是這個田爾耕，后來因把守哈達門混入奸細要受提問，心中焦懼，擬拜在忠賢門下，受他庇萌。妻子勸道：“你是嫡派大臣，倒去依附太監(jiān)，豈不被人笑罵？”田爾耕竟道：“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庇腥さ氖?，他不像崔呈秀早知魏忠賢是自己的故人，及至拜為義子之后，作品方寫道：
……忠賢道：“田大哥一向久違，還喜豐姿如舊，咱倒老了?！睜柛?：“爹爹天日之表，紅日方中，孩兒草茅微賤，未嘗仰瞻過龍顏，爹爹何云久別？”忠賢笑道：“你做官的人，眼眶大了，認不得咱，咱卻還認得你?！睜柛蛳碌?：“兒子委實不知。”忠賢扯起來道：“嶧山村相處了半年多，就忘記了？”爾耕呆了半晌道：“是了，當日一見天顏，便知是大貴之相，孩兒眼力也還不差。如今為鳳為麟，與前大不相同?！?
崔、田二人同屬丑類，作者卻極有分寸地寫出丑的差異性，從而在他們與魏忠賢的聯結方式上，顯示出各自的獨特性來。
丑與丑本應是同氣相求的，作者偏偏寫出了矛盾和沖突。倪文煥也是魏忠賢微時的相識，緣魏忠賢拜在魯太監(jiān)門下，屈身閹豎以求進身。日后做到西城御史，適逢奉圣夫人之子侯國興的家人在酒店鬧事，倪文煥大怒罵道：“你主人不過乳媼之子，爾等敢于如此橫暴放肆！”此時此際，倪文煥尚有若干正氣在胸；及至惹出大禍，也曾想過：“拼著不做官，怕他怎的！”但由于貪戀官位，最后還是拜在魏忠賢門下，又昧著天良參奏了魏忠賢所惱的無辜正人，以為“投名狀”。魏、倪的聯絡方式，又與崔、田有著明顯的差異，通過人物內心的矛盾與沖突，剝開了他齷齪的靈魂。
魏忠賢與李永直、劉若愚的關系，構成另一類型的形象體系?！笆智f三豪聚義”一回，敘魏、李、劉幼時同學，一日游三義廟，劉若愚道：“我想當日劉關張三人在桃園結義，誓同生死，患難不離。后來劉玄德做了皇帝，關張二人皆封為神。我們今日既情投意合，何不學他們也拜為生死弟兄，異日功名富貴，貧賤患難，共同扶持。”然小人之盟，終與“義”了無相涉：李永貞發(fā)跡最早，稍稍得意，然因家有惡婦，使落魄之忠賢不能久??；忠賢發(fā)跡后，便將劉若愚取來，“哄他吃醉了，也把他閹割了，留于手下辦事”。三人沆瀣一氣，干盡不義之事。及忠賢敗，發(fā)往鳳陽安置，唯李、劉二人相送，“當年結義始垂髫，今日臨歧鬢發(fā)凋”，悲涼的氣氛中隱寓譏刺之意。
與李、劉關系相比，更為密切、更具有戲劇意味的是與客印月的纏綿悱側、凄楚感人的因緣。小說寫忠賢販布薊州的情形，對客印月因嫁了獃物的苦痛，和“為貧所窘，不能盡情”的心理，就有頗為細膩的描摹；對于忠賢的爽利精干而又好色貪財，也有生動的刻畫。然此時客氏之縱欲，卻是日后猖狂的根由，忠賢之陰狡，亦為日后攬權的前奏。要寫的本是兩個最大的丑類，卻竟寫他們原先并不盡丑，甚至竟有若干美的成分，正是一種辯證的美學觀念。
美與丑之間，更是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fā)展。作者在最大的丑類的對立面，設置了若干美的人物形象，并使之與魏忠賢的榮辱沉浮息息相關，尤見作者不凡的匠心。魏忠賢這個最不肖的人物，作者偏獨出機杼地給他安排了一個大賢大惠的妻子，真是匪夷所思。通過與傅如玉美好性格的沖突，展示了魏忠賢墮落的軌跡，表達出嚴峻的審美評價。開初，魏忠賢見傅如玉為妖精所劫，想：“這幾個男子逼一個女人，定非善類?！币粫r激烈起來，將妖精射走，救下了傅如玉。及至傅婆子以“女兒雖蒙搭救，但孤男寡女同過一夜，怎分清白”為由，要將女兒嫁與忠賢，忠賢以“我為一時義氣救他，難道要你酬謝么”，堅辭不從。壞人并非生來就壞；此時之忠賢，確可以“若有一點邪心，天誅地滅”相自許。但在田爾耕百般慫恿下，見如玉生得端莊，又聽說有許多田產，“終是小人心腸，被他惑動了”?；楹蠓驄D行坐不離，好生恩愛，然二人品性相去甚遠，終不免發(fā)生沖突。先是魏忠賢欲吞下魯太監(jiān)之禮，如玉堅決反對，說：“受人之托，必當忠入之事，……你昧心壞他的事，于自己良心上也過不去，他豈肯輕易饒你？”其后為與田爾耕、劉天佑等人廝混，如玉再三規(guī)勸，罵他是“禽獸不成人”，說：“你當初救我時，因見你還有些義氣，才嫁你的；原來你是狼心狗肺之徒，也是我有眼無珠，失身匪人?！比缬褚簧碚龤?，鎮(zhèn)住了魏忠賢，使他“一連數十日不敢出門，終日只在莊上看人栽秧”。美與丑的沖突，美的一方一時占了上風。但魏忠賢稟性下流，終究經不住誘惑，還是滑向了丑惡的泥潭。
魏忠賢發(fā)跡后，傅如玉不貪羨富貴，鄭重叮囑入京的兒子傅應星“切不陷身匪類，貪不義之富貴”，還不準兒子說出自己來，尤顯識見之高。傅應星拜見時，魏忠賢果然問起如玉來，聞說已去世四五年了，垂淚道：“這是咱不才，負她太甚，九泉之下，必恨我的?！泵琅c丑本應是勢同冰炭的，而作品竟寫魏忠賢依然懷念如玉，追悔不已，說明在美的品格的映襯下，他還能自感形穢，多少反映了美的感情的殘留。惟其有這樣的殘留，就益加見出他的丑惡。傅如玉如此決絕地與作惡的魏忠賢劃清界限，然而當魏伏誅之后，卻“因憫孽夫積惡深重，雖受陽誅，難逃陰譴，冤仇如積，何時得解”，故發(fā)宏誓至愿，盡捐家產，修建無礙道場，超度幽魂，永離苦海，甚至不顧皮肉痛苦，燃指為香。這種既能“諫夫教子，不戀繁華”，又能“發(fā)愿解冤，功德無量”的博大胸襟，在那個時代來說，確是難能可貴的，是符合美的標準的。
結發(fā)之妻如此，親生之子，亦由母親之故，父子相逢，竟不得相認，這同“不來親者亦來親”的義子滿堂，構成鮮明對照：“堪嘆忠賢多不義，一生以此滅天倫”。作品還讓傅應星這一親生之子，同那班“自負阿父養(yǎng)子”的丑類作針鋒相對的斗爭，在酒席上大罵張體乾道：“我把你這害人媚人的禽獸，你不過在我母舅門下做犬馬，才賞你個官做，你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本該打死你這畜牲，為那些無辜人報恨。只是便宜了你，且留你等那些冤魂來追你的狗命，碎剮你的皮肉！”以傅應星的性情，才能罵出這番話來；以傅應星的身分，才敢罵出這番話來。所以，挨罵的張體乾只得忍氣吞聲，道：“他是太歲頭上的土，動也不敢動的。罷了，這也是我平日害人之報，莫怨他，是自取也。”
陳元朗也是作者精心設計的形象體系中的重要角色。當魏忠賢琢州落難，與眾花子在泰山廟內搶食時，青年道士陳元朗出于“濟人之難，勝似修煉”之心，對他備細照顧。老道士嘲笑道：“等他做了官來報答你！”元朗笑道：“我豈圖報才周濟他的！《祖師經》上不云，發(fā)一憐憫心，周遍婆婆世界？”魏忠賢得意后來泰山廟尋訪，陳元朗卻遠飏他方了。魏忠賢“見昔年光景，宛然在目，想道：‘我當初在此與死為鄰，若非陳元朗師父，怎有今日？我今富貴了，到此卻不見他，難道他是死了？’睹物傷心，忍不住凄然淚下”，遂于廟旁建陳元朗生祠，撥田二頃以供香火。感恩圖報，說明魏忠賢的人性尚未完全泯滅。然而當其將敗之際，陳元朗前來以幻景點化他，魏忠賢被幻景中的美景所惑，竟思奪取以為自己的別業(yè)。這一點睛之筆，說明魏忠賢丑惡之不可逭，其走上覆亡的結局，乃是邏輯的必然。
《梼杌閑評》用正反兩副筆墨，在魏忠賢周圍安排了兩組形象：一組是丑的，惡的。這班人物，當魏忠賢微賤時，或以勢相加，或以污相染，同惡相濟，愈加促成了魏忠賢之為惡；魏忠賢發(fā)跡之后，亦頗知其之丑，其之惡，有時也會加以鄙夷，不以為然，但還是要依為腹心，縱為爪牙，丑上加丑，惡上加惡，益加猖獗暴戾，終于惡盈誅來，一同覆亡。另一組是美的，善的。當魏忠賢微賤時，或進以良言，或奉以周濟，苦心孤詣，然未能阻止魏忠賢之為惡。魏忠賢發(fā)跡后，亦深知其之美，其之善，偶爾良心發(fā)現，也會引以為咎，但依然一意孤行，拒諫飾非，終于難免可悲的下場。總之，以丑更促成丑，以美反襯丑，或相輔相成，或相克相生，充滿了辯證的意趣。
還有一個人物，兩類形象的特點似都兼而有之，這就是侯秋鴻。秋鴻是客印月的丫環(huán)，是魏、客薊州時的牽線人物。這位傳香竊玉的“紅娘”，自身也難免沾染其間，有些行為很難說是美的。但由于她的特殊地位，一向對魏忠賢敢說敢罵，敢于撒潑。魏忠賢擅權亂政，秋鴻頭腦比較清醒，竭力勸諫客印月“切不可聽老魏啜哄，明日做出壞事來，還要連累娘也不得干凈”。尤為難得的是，當魏忠賢權傾山海，榮極古今之時，獨有侯秋鴻一人敢于斥責他的倒行逆施，罵他是“從毛廁上過，也要拾塊干屎的人”，“終日里只想害人”，“狗血把良心都護住了”。魏忠賢殺死楊漣、左光斗，秋鴻責問道：“人已死了，還不饒他，處處追比，使他家產盡絕，妻離子散，追來入己，是何天理？”馮銓獻珠得相，秋鴻又罵道：“那人尋到你，也是有眼無珠；你把這樣人點入閣，也是魚目混珠！”甚至說也要送魏忠賢“到鎮(zhèn)撫司五日一比，打斷他的狗筋”，忠賢狼狽問道：“咱甚么事傷了你的心，你這等罵我？”秋鴻反駁道：“你怎曉得下毒手弄人的？人罵你就罵不得了，別人的性命是拾了來的么？”在那“敢有歌吟動地哀”的情勢下，秋鴻的痛罵沖破了令人窒息的氛圍，給作品增添了一股暢快的清風。秋鴻見勸說不行，竟遂辭別而去，“一身不戀繁華境，半世常為散淡仙”；而當客印月誅死之后，又冒死用歷年積下的幾兩銀子前來收殮，以報昔日之恩。有詩贊道：“知機不復戀榮華，回首山林日月賒。大廈將傾無可恃，還將巧計返靈車?！?
在以魏忠賢為中心的形象體系橫向的網絡聯系中，又顯示出魏忠賢形象自身也一個縱向的體系。他不是片面的靜止的類型，而是立體的運動的典型。他既是封建社會無端罪惡的見證人和受害者，又是這個社會陶冶培植的孽種和蠹蟲。當魏忠賢一旦成為魏忠賢后，小說也沒有忘記在揭露他滔天罪惡時，有分寸地表現他性格的復雜性，表現他性格中各個矛盾著的側面，沒有陷入“惡則無往不惡，美則無一不美”的絕對化偏向。這并不是對魏忠賢的粉飾美化，而是從生活出發(fā)使之更加真實可信，從而使這個本質上丑的人物，轉化為獨特性豐富性高度統一的藝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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