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自公元 ９６０ 年趙匡胤發(fā)動陳橋兵變建立北宋至公元 １２７９ 年元滅南宋，宋王朝曾經(jīng)長期與多個政權并存，它們圍繞各自不同的利益展開了相當頻繁的外交活動。對此已有不少學者進行了詳細的探討， 這些探討促進了人們對當時這些政權之間復雜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關系的了解和認識。 一、頒賜歷法 實行宗主統(tǒng)治的象征 歷法在古代的政治活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奉誰家正朔從來就是表明政治態(tài)度的大是大非問題。一個政權如果接受了另一個政權所頒行的歷法，就意味著臣服于該政權。宋在與南唐、大理、交趾等地方政權的交往中都把頒賜歷法作為實行宗主統(tǒng)治的一種重要象征。 宋朝建立后在采取一系列統(tǒng)治措施加強皇權的同時，也著手繼續(xù)進行周世宗未竟的統(tǒng)一事業(yè)。南唐與宋僅一江之隔，在宋朝建立之初即表示臣服以期保留割據(jù)政權。建隆二年（９６１）中主李景死于南昌，子李煜遣中書侍郎馮謐入宋請求承襲國主之位，在得到宋太祖的許可后，遂于金陵繼位。建隆三年（９６２），宋開始在南唐頒布歷法，《十國春秋》卷十六記載：（建隆三年）十一月，遣水部侍郎顧彝入貢與宋。壬午，宋頒建隆四年歷 ?！独m(xù)資治通鑒》卷二也載： （建隆三年十一月）壬午，始頒歷于南唐 。 宋向南唐頒歷，是實施對南唐進行宗主統(tǒng)治的象征。實際上，南唐在后周時，雖已表示臣服，《十國春秋》卷十六載： （中興元年）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五年 ，但這種臣服是有保留的，因為它雖然對外稱顯德五年，但在本國卻仍舊稱其中興年號。《十國春秋》卷十六注引《唐馀傳記》云： 聘獻于周，用其顯德年號，在本國則仍舊稱 。是以清吳任臣在撰寫《十國春秋》時注言： 疑周、宋革命，南唐或仍本國舊稱 。 由此可見，宋建國之初改元建隆，南唐國內(nèi)并沒有用宋的建隆年號。因此，宋為了體現(xiàn)其宗主國地位，遂正式為其頒歷。故我們說宋的這一頒歷之舉，是加強對南唐進行宗主統(tǒng)治的象征。 但這種宗主統(tǒng)治畢竟是象征性的，并非真正的統(tǒng)治，所以，盡管南唐后主李煜為了求得茍安以保持割據(jù)現(xiàn)狀，不僅從建隆四年就開始正式采用北宋的歷法，奉其正朔，并且在此之后，還加倍進貢，甚至改國號為江南，可是宋消滅南唐統(tǒng)一南北的雄心卻并沒有因此而改變。開寶七年（９７４），宋太祖趙匡胤以李煜不奉詔入朝為借口，派大將曹彬、潘美等率兵討伐江南，并于開寶八年（９７５）十一月攻破了金陵城，平滅南唐。開寶九年（９７５）春，曹彬帶著俘獲的李煜等 ４５ 人回朝上獻，并擬了一份聲討李煜的罪狀 《平江南露布》，不料宋太祖卻以南唐在奉正朔方面一貫表現(xiàn)較好，詔令有司不予宣布?！妒畤呵铩肪硎哂涊d： 明年（開寶九年）春，乙亥，曹彬上《平江南露布》，宋太祖御明德樓，以江南常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令國主等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并釋之。賜赍有差 ?？梢?，不論頒賜歷法在實際統(tǒng)治中會收到怎樣的效果，它象征統(tǒng)治的政治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與短暫的南唐相比，宋與大理政權交往的時間要長得多，但是宋在處理與大理的關系上卻比較謹慎。北宋統(tǒng)治者錯誤地總結(jié)了唐與南詔關系的教訓，采取了消極的對外政策，著名的宋揮玉斧的典故就是明證，乾德三年 （９６５年），就在后蜀被平定不久，王全斌欲乘勢取云南，乃以地圖進獻，太祖趙匡胤鑒唐天寶之禍起于南詔，以玉斧劃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 這就是宋揮玉斧典故的由來。有人認為 宋揮玉斧 是后人的編造，但這一史實在宋代已廣為人知，并在朝廷評議時多被援引。紹興六年 （１１３６年），翰林學士朱震說：按大理國，本唐南詔，大中、咸通間，入成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騷動。藝祖皇帝鑒唐之禍，乃棄越諸郡，以大渡河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 又如：紹興二十六年 （１１５６ 年），高宗對輔臣說：蠻夷桀黠，從古而然。唐以前屢被侵擾，入川屬，自太祖兵威撫定，以大渡河為界，由是不敢猖獗。 這些證據(jù)都說明，宋在建國之初在處理與大理政權的關系上確實采取了消極的政策，在北宋統(tǒng)治集團看來，大理是南詔的繼續(xù)，如果處理不好與它的關系就會重蹈唐的覆轍。因此，在北宋建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nèi)，雙方雖有往來，大理國也遣使入貢，但一直沒有進行正式的冊封。 宋徽宗立，大理與宋之關系有了飛躍。崇寧二年 （１１０３） ，大理國主段正淳遣高泰運奉表入宋，求經(jīng)籍，得六十九家、藥書六十二部。段正淳死，子段正嚴立，與權臣高量成謀求歸宋。廣州觀察使黃璘得報，轉(zhuǎn)奏朝廷，稱：南詔大理國慕義懷徠，愿為臣妾，欲聽其入貢?；兆谠t黃璘置局賓州， 凡有奏請，皆俟進止。于是，政和六年 （１１１６） ，段正嚴即 遣進奉使天駟彥賁李紫、副使坦綽李伯祥等使宋，隨攜貢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黃、細氈、碧玕山諸物，外攜樂人一隊。宋徽宗詔黃璘與廣東轉(zhuǎn)運副使徐惕相偕入京。其所經(jīng)行，令監(jiān)司一人主之?！端问?徽宗本記》所載 是歲， 高麗、占城、大食、真臘、大理、夏國入貢 ，即指此事。次年二月，李紫琮等人到達宋都汴京，受到了宋朝政府的熱情款待，其所獻樂人尤其深得徽宗喜愛。宋朝政府即正式冊封大理國主段正嚴 （即段和譽） 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云南節(jié)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為示鄭重，宋遣儒臣鐘震、黃漸為冊封使，前往大理進行冊封，同時頒賜宋行日歷一冊。這標志著大理與宋臣屬關系首次正式確定，故于宋于大理都是一件大事。而頒賜歷法，確實是宋對其確立宗主國地位的象征，正是因為宋統(tǒng)治者非常在意這種象征的政治意義，政和八年宋科舉會試詞科的題目才會是：代云南節(jié)度使大理國王謝賜歷日表。 由于歷法具有十分濃厚的政治色彩，頒賜歷日的及時性就顯得非常重要。南宋初年，一般頒賜歷日都在歲末進行，不過由于古代交通工具的相對落后，在交通不便的邊遠地區(qū)如交趾等國歲首常常不能收到新歷?！端螘嫺濉仿毠偃恢哂涊d： （紹興三年）提點廣南東路轉(zhuǎn)運判官章佶言：國家歲頒歷日以賜群臣，外及監(jiān)司郡守。唯嶺外遐遠郵傳稽雍，每歲賜歷及降下歷日樣常是春深方到，歲初數(shù)日莫知晦朔之辨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朝廷下令提前頒賜。風云之武魂傳說sf《宋會要輯稿》職官 三十一之七記載：（紹興）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詔：今后歷日須管于十月上旬頒降了當。這樣就能保證新年伊始，邊遠的臣屬之國及地方政權用上新歷。 二、改易歷法 統(tǒng)治關系變化的象征 正是由于頒賜歷法是實行宗主統(tǒng)治的象征，如果一個政權要擺脫另一個政權的統(tǒng)治，它也必然要制定出自己的歷法以示政治獨立；相反，如果一個政權要臣服于另一個政權，歷法也要改易成該政權的歷法以示臣服。在宋與西夏的交往關系中，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北宋剛建立時，同夏拓拔政權曾一度保持較為友好的關系。宋太宗即位后，試圖消滅夏政權，結(jié)果適得其反，不僅沒有達到目的，反使雙方關系惡化，干戈不斷。直至李德明統(tǒng)治時期，雙方關系才有所改善。景德三年（１００６），宋夏簽訂景德和約，（宋朝歷史 www.lishixinzhi.com）授德明為定南軍節(jié)度使，確定了西夏的附屬地位。第二年 （１００７） ，李德明便遣使向宋朝請歷，真宗以新歷并冬服賜之。有學者認為，內(nèi)遷定居以后，隨著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日益發(fā)展，歷法對黨項羌人顯得愈來愈重要了，李德明是在這種情況下，才遣使向宋朝請歷的。筆者認為，此次頒賜歷法，在宋而言，它是對夏實行宗主統(tǒng)治的一種象征，在夏而言，它是仿效漢制積極準備建國的一項重要舉措，而不在于滿足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日益發(fā)展實際的需要。湯開建曾撰文指出，德明本人精通天文學，善觀星象，西夏的天文機構(gòu)可能始建于他統(tǒng)治時期。這一推測是合乎道理的，僅從滿足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需要而言，西夏政權完全可以自行編制出所需要的歷法來。李德明的遣使請歷舉措，實際上是利用頒歷權所具有的政治上的象征意義，而對宋朝表示出來的一種姿態(tài)，具有明顯的政治意義。 明道元年（ １０３２ ）十月，元昊在興州繼承了夏國王位，之后便不斷制造事端，圖謀獨立。經(jīng)過一系列的準備，大慶三年（宋景佑五年， １０３８ 年），元昊于興慶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國號大夏（史稱西夏）。而元昊表明自己在政治上獨立的一項重要舉措就是重新頒歷?！段飨臅隆肪硎擞涊d： 囊霄（元昊）稱帝，自為歷日，行于國中 。同年，夏遣使告知宋朝，激起了宋統(tǒng)治者的極大憤慨，雙方關系逐漸惡化，至康定元年（ １０４０ ）終于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宋三戰(zhàn)皆敗，謀求和談，西夏因國力不濟，難以維持長期的戰(zhàn)爭，也愿意彌兵。經(jīng)過多次談判，終于在慶歷四年（ １０４４ ）簽訂了慶歷和約，規(guī)定元昊稱夏國主，向宋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署 ?！队窈！肪硎涊d： 慶歷元年（ １０４１ ）十二月丁丑，司天監(jiān)上所修《崇天萬年歷》。行之。五年（ １０４５ ）十月辛未，始頒歷于夏國。從以上史料我們不難看出，元昊自己編制的歷法在夏國內(nèi)只用了七年左右時間，隨著和約的簽訂，宋夏名義上的君臣關系的確立。宋必然要向夏頒賜歷法，以示宗主地位。 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夏一直奉宋朝的正朔。到夏正德六年 （１１３２） ，宋高宗因李干順附金久，不復頒賜。自是，（西夏）不行中國歷。也就是說，由于宋夏的君臣關系不復存在，頒賜歷法于理不通，所以宋統(tǒng)治者才下令：夏國歷日自今更不頒賜，從形式上終結(jié)了雙方的關系。 三、歷法之爭 皇權地位的正統(tǒng)之爭 中國古代帝王篤信天命，認為自己的權力是上天賦予的，代表上天統(tǒng)治天下的蒼生。宋代也是如此，盡管宋并沒有完全統(tǒng)一中國，統(tǒng)治者卻始終認為自己的政權才是正統(tǒng)的，提出 天無二日，人無二主。 宋之為宋，受之有天，不可改也 。并且在對外交往中千方百計維護自己的正統(tǒng)地位。頒賜歷法既然是代表天意統(tǒng)治人民的一種重要象征，在多個政權并存的宋代，即使那些本不知晦朔的周邊少數(shù)民族政權，也開始置局司天，并借助頒歷粉飾自己，以示皇權之正統(tǒng)。宋與遼、金作為對峙的政權，在交往中就曾因為歷法而發(fā)生過爭執(zhí)。 遼是以契丹族為主體建立起來的政權，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在開疆拓土的過程中，不斷吸收漢族文化制度，向封建制過渡。他在公元 ９１６ 年登上皇帝寶座時，遼并沒有天文機構(gòu)，直到 ９４７ 年遼太宗滅后晉、改契丹國號為遼時才開始設立。《續(xù)資治通鑒》卷二記載： 及太宗滅晉入汴，收百司、僚屬、技藝、歷象遷于中京，遼始有歷 。天文機構(gòu)的設立標志著封建統(tǒng)治機構(gòu)趨于完善。北宋建立后，遼宋間曾有過兩次和盟：第一次和盟在開寶七年 （９７４） ，遼致書與宋通好，次年北宋以尊主姿態(tài)與之交往。后來宋試圖收復燕云十六州，雙方發(fā)生戰(zhàn)爭，宋軍多次戰(zhàn)敗，被迫采取守勢，終于在景德元年 （１００４） 年簽訂了澶淵之盟，從此雙方關系趨于穩(wěn)定，之后雙方開始互派使節(jié)，往來不絕，呈現(xiàn)出一派和好的升平景象。當然這種表面的友好背后也有著尖銳的政治對抗，這種對抗也體現(xiàn)在天文歷法方面，蘇頌使遼時圍繞歷法所發(fā)生的爭執(zhí)，就是較為典型的事例。 熙寧十年（１０７７）年八月，蘇頌被任命為賀遼主生辰國信使，奉命使遼。時恰逢冬至日，由于宋、遼歷法不同，雙方就究竟應該在那一日舉行慶賀儀式展開了激烈爭論。宋人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三記載： 契丹歷法與本朝素差一日。熙寧中，蘇子容奉使賀生辰，適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為慶，而契丹館伴官不受。子容徐曰： 歷家遲速不同，不能無小異。既不能一，各依其日為節(jié)致慶可也 。契丹不能奪，遂從之。歸奏，神宗嘉曰： 此事難處，無逾于此 。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謁而不受，非國禮也 ?！端问?列傳九十九》也記載： （蘇頌）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歷后宋一日。北人問孰為是，頌曰： 歷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jié)氣交，猶是今夕，若逾數(shù)刻，則屬子時，為明日矣?；蛳然蚝?，各從其歷可也 。北人以為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 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 。為什么神宗認為此事最難處理？原因在于：與大理、西夏等臣屬之國不同，遼是與宋平起平坐的政權，而北宋在與遼交往中一般是低姿態(tài)的。如果說己方的歷法正確而對方的歷法錯誤，就必然會引起紛爭。根據(jù)君權神授的認識，雙方都是各自的合法代表，歷法是萬萬錯不得的。故有差別的原因從技術角度不難回答，難就難在怎樣避免外交中的尷尬局面。蘇頌的回答，從技術角度言之成理， 各從其歷 的折中方案也能為對方所接受，避免了外交中的尷尬局面，所以才得到神宗的贊許。 雖然當面沒爭高下，蘇頌使遼歸來后，宋統(tǒng)治者還是命司天監(jiān)從技術角度考校個是非究竟?！队窈！肪硎涊d： 元豐元年（１０７８）十二月辛丑朔，詔提舉司天監(jiān)集歷官考算遼、高麗、日本國歷與奉元歷同異?？夹５慕Y(jié)果是，各國的歷法有相同之處，但也有差別?！哆|史 歷象志下》記載： 宋元豐元年十二月，詔司天監(jiān)考遼及高麗、日本國歷與奉元歷同異。遼已未歲朔與宣明歷合，日本戊午歲與遼歷相近，高麗戊午年朔與奉元歷合，氣有不同。戊午遼太康四年，已未五年也，當遼宋之世，兩國司天固相參考矣 。仔細分析以上史料，不難看出遼宋雙方都把頒制歷法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來做，而雙方交往中的歷法之爭，表明了 君權神授 的觀念已深入人心，這樣就促使雙方不斷改進歷法，以求最大限度的與實際天象相符，以示皇權之正統(tǒng)。這種做法的出發(fā)點是荒唐的，但在客觀上卻有利于古代天文學的發(fā)展。 宋金交往中也有類似的情況。金建國前缺乏天文歷法知識，到昭祖石魯時仍 不知歲月晦朔 。后來，隨著反遼斗爭的不斷勝利，逐漸獲得了一些天文歷法知識， １１１５ 年阿骨打即帝位，改國號為金，并仿宋制設置了天文機構(gòu)。１１２６年底金滅北宋，將許多天文儀器一同掠往北方，在金都建起規(guī)模龐大的司天臺安放這些儀器，更加注重天文，其目的也在于顯示自己的正統(tǒng)地位。南宋建立后，懾于金的強大威脅，遂奉表稱臣，后雖改奉表為國書，改稱臣為侄，但對外交往中依然處于受屈辱的地位。宋不甘于這種屈辱地位，但在軍事實力上又處于弱勢，只好在交往過程中，圍繞著交往禮儀與對方進行抗爭，這種抗爭在歷法方面也有所體現(xiàn)。 《宋史 律歷志》記載： （淳熙）五年，金遣使來朝，賀會慶節(jié)，妄稱其國歷九月庚寅晦為乙丑晦。接伴使檢詳邱崇辨之，使者辭窮，于是朝廷益重歷事 。應該說這里的記述有不妥之處，既然宋、金使用各不相同的歷法，之間有差是合乎邏輯的，接伴官之所以要與使者辯論，實質(zhì)上不過是為了挽回面子而已。 朝廷益重歷事 更說明，歷法在當時的政治交往中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其實，宋的歷法精度未必就超過金，歷法有差失的很可能是宋方，《玉海》卷十記載： （淳熙）五年推九月庚寅晦，而北使來賀會慶節(jié)者乃乙丑晦，實小盡也，蓋荊大聲妄改甲午年十二月為大盡，故后天一日也 。也就是說，這是因為宋的制歷者自己的失誤而引起的差誤。而宋之所以犯這樣的錯誤，大概是因為缺乏比較精密的觀測儀器及精通歷術的專業(yè)人員的緣故。無論如何，此事表明了歷法與王權的密切聯(lián)系以及在政治交往中的重要意義。 后話 總之，歷法在當時的國家交往中扮演了不同角色：頒賜歷法，是實行宗主統(tǒng)治的象征；改易歷法，意味著政權之間關系的變化；歷法之爭，實質(zhì)上是皇權地位的正統(tǒng)之爭。它從一個側(cè)面說明了歷法在古代社會中的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它與皇權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