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史上，李白的地位和知名度，離不開詩與酒。他既是天才詩人，又是“酒中仙”，李白亦曾以“酒仙翁”自詡(見《金陵與諸賢送權(quán)十一序》)。而且詩與酒是密不可分的，詩與酒的結(jié)合便是“一斗詩百篇”(杜甫《飲中八仙歌》)。晚唐人鄭谷詩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鐘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讀李白集》)似乎認為李白所有的詩都是酒后之作，固然未免夸張;但是李白“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襄陽歌》)，他一日不能無酒，有酒便有詩也幾乎是事實。如何看待李白的飲酒和飲酒詩?范傳正《李公新墓碑》云:“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贝篌w認為李白是“借酒澆愁”。借酒澆愁是有的，但并非僅此而已。李白飲酒，也有“嗜其酣樂”的成分，也有其他比“借酒澆愁”、“嗜其酣樂”更復(fù)雜的成分，是值得予以探討的。
酒之為物，是一種對人類具有二重消費意義的特殊消費品:一方面，它是比布帛菠粟等基本生活資料更高等級的物質(zhì)消費品;另一方面，又因其能引起人的心理愉悅而成為一種精神消費品。就這個意義講，飲酒，或日酣樂，乃是普通人們的一種正常生活享受需求，尤其是精神生活的享受需求。酒還有一種屬性，就是飲酒達到一定量時，會刺激大腦皮層，使人進人精神亢奮、甚至迷狂的狀態(tài)，即醉態(tài)。
在充滿矛盾和斗爭、充滿歡樂與痛苦的現(xiàn)實社會中，為了感情的發(fā)泄或感情寄托的需要，人們有時要憑借飲酒來尋求精神刺激，從而使飲在人生享受的意義的基礎(chǔ)上，又獲得對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新的意義:愉悅、興奮作用和遣愁作用。從積極方面說，這兩種作用都高于人生需求中的“享受”層次，而與人生需求中的“發(fā)展”層次有關(guān):前者可以激勵人在發(fā)展過程中上升時的追求熱情，后者可以排解人在發(fā)展過程中受挫時的精神痛苦。-李白的詩
世俗的飲酒，常常停留在“享受”的低層次上。不僅如此，它還會崎形發(fā)展，達到醉生夢死的地步。
盛唐時代，由于社會的安定、經(jīng)濟的繁榮以及政治的開明、思想的解放，在文人群中形成了兩種風(fēng)尚:一是渴望建功立業(yè)，希圖政治上有所作為，而不甘平庸、寂寞地度過一生;二是追求人生的快意和生活的樂趣，縱樂遂成為他們?nèi)粘５纳罘绞健Ｇ罢唧w現(xiàn)了他們對人生“發(fā)展”的需求，后者體現(xiàn)了他們對人生“享樂”的需求。二者兼得互補，構(gòu)成了盛唐知識分子完美無缺的人生觀，而縱酒飲樂，正是這種人生觀的綜合表現(xiàn):飲酒既滿足了他們的享受欲望，又鼓舞了他們的進取精神，還為他們提供了在人生各種際遇下宣泄感情的最佳形式。作為盛唐時代領(lǐng)袖群倫的特異之才李白，把這種知識分子的時代風(fēng)尚發(fā)揮到了極致。
一方面，他高唱著“大鵬一日同風(fēng)起，扶搖直上九萬里”(《上李琶》)，要實現(xiàn)其建功立業(yè)的宏偉抱負;另一方面，他又高唱著“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搏空對月”(《將進酒》)，要實現(xiàn)人生的美好享受。盛唐詩人中，沒有誰把縱酒之樂寫得比李白更淋漓盡致、更美妙動人的了。然而，李白又不僅僅是以酒縱樂，當他把功業(yè)理想和創(chuàng)造激情灌注到飲樂中時，他的飲樂就以其進取精神遠不同于世俗的飲酒;當他借了酒的力量進行美妙絕倫的詩歌創(chuàng)作，并且在其飲酒詩中進行無所顧忌的情緒宣泄、對壓抑者進行態(tài)意反抗時，他的飲酒就不但沖破了儒家文化的侄桔，而且超越了封建社會的任何一位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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